1935年1月17日，遵义会议胜利闭幕，关于错误路线的问题虽然解决了，然而军事形势仍然极度严峻：只剩37000余人的红一方面军，处在敌人150个团40万大军的包围之中，中央军、黔军、湘军、滇军和川军环伺于黔西北周围，红军下一步到底应该往哪里去？

（朱总司令）

实际上，遵义会议除了我们众所周知的会议结果外，毛主席还在军事层面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建议：中央红军应放弃前往湘西的原定计划，改为北渡长江进入四川！

也就是说，红一方面军应不再坚持与贺龙率领的红二、六军团会师，而是进入川境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合力开辟新的根据地。

这是一个符合实际情况的提案，因为敌人早已判断出红军的原定路线，在通往湘西的道路上布置重兵张网以待，不改变战略计划无疑是“自投罗网”。

因此提案迅速得到通过，1935年1月19日起，中央红军分三路向遵义以西的土城方向开进。至1月26日，总部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全线进抵土城地区，镇内仅有黔军一个团，自然望风而逃。

就在总部研究北上部署时，突接侦察报告，绰号“熊猫”的川军名将郭勋祺，率领川军一部尾随而来，已进至土城镇东南约10里的青杠坡一线。

（郭勋祺）

一、红军决心歼灭郭勋祺

川军咋跑到贵州来了呢？原来在黔军屡遭红军痛击之后，蒋氏认为王家烈已不堪大用，乃命令川军老大刘湘，立即督促“长江南岸总指挥”潘文华出动三个师的兵力入黔参战，围追堵截中央红军。

刘湘耍猾头，起初只派出廖泽的一个“模范第3旅”南下进入贵州境内，糊弄差事。蒋氏闻讯大怒，迭电要求刘湘增兵，于是刘湘只好又派出两个旅：郭勋祺的教导第3旅和潘佐的独立第4旅前来。

不过刘湘的思想也非常矛盾，他既不敢公开抗命，又不想损失川军的力量，思来想去选中了郭勋祺，统一指挥已经进入黔境的三个旅川军，临行之前，刘湘特地把郭勋祺喊回重庆，面授机宜：

“当前朱毛红军行动，不外有两种可能：一是北渡长江与由通江、巴中南下的红军会师于川中富庶之区；二是如他们所放的空气，经四川边境借路北上，假如采取第一行动，直接危及本集团的生存，我们不得不与之拼命”。

（刘湘）

“至于你率三旅入黔，完全是应付差事，除非红军北渡长江，只准虚张声势进行牵制。如果红军真系借路，则千万不可斗硬堵截，只要能掩得住南京的耳目就行了”。

刘湘的意思很明确：如果红军要入川，则郭勋祺必须要动真格的，出兵实施牵制作战；如果红军沿川边转兵他处，则川军无论如何不能冲上去送死。

因此当红一方面军撤出遵义向土城方向移动时，川军上下一时有点发懵，吃不准红军的真实意图：

土城地处云、贵、川三省通道的交汇处，既可以向北渡过长江入川，也可以向南直接入滇，红军究竟会向哪里去呢？

正是在这样的狐疑状态下，郭勋祺只能率兵实施尾随，并且咬住了红五军团后卫不放，如附骨之蛆一般很是讨厌。

虽然这股川军暂时还未想跟红军正面开战，红军总部却瞄上了跟在屁股后面的这股敌人：因为距离太近确实构成了威胁，还因为情报出现了偏差，对敌情判断有误。

红军总政委周公的态度是：遵义会议结束后，全军上下认识一致，步调一致，大家信心很足，都希望打一个胜仗重振红军雄风，发起消灭郭部川军的土城战役，正可以起到这一作用！

中革军委在随后下发的《渡江作战计划》中指出：“必要时在赤水以东地域，与追击和截击的敌人一路进行决战”！

二、红军情报有误

中央红军在占领土城之后，整体军力部署如下：林彪率红一军团奉命奔袭赤水城，罗炳辉的红九军团在桐梓以西地区监视黔军主力，军委纵队和彭总的红三军团、董振堂红五军团则集结在土城周围。

就在红军预做部署，准备吃掉郭勋祺之时，战场情况却发生了急剧变化：刘湘根据红一军团奔袭赤水的行动得出判断，中央红军确有北渡长江进入四川的意图。

再加上蒋氏的不断催促，因此刘湘直接给潘文华下达命令，将川军“南岸剿总”所辖的第1师、第5师和教导师所余三个旅的部队，全部投入战场。

潘文华遂以两个旅前出抢占赤水城，进而与红一军团爆发激战；另以一个旅增援郭勋祺纵队，使得在土城、赤水一带的战场上，川军的总兵力增加到六个半旅。

潘文华还特别电令，由郭勋祺统一指挥这“四个旅”，兼程从后面猛追中央红军，企图在赤水河峪的狭窄地带与红军进行决战。

不料负责情报监听的军委二局，此间出现了严重失误，开国中将、时任总部作战参谋的孔石泉同志，对此回忆道：

“我们在土城那一仗没有打好，因为对敌人估计不足。敌人的发报我们收到了，但把‘旅’翻译成了‘团’，因此估计敌人是四个团的兵力，如果知道是旅就不会打了”。

也就是说，郭勋祺纵队实际分为三个梯队赶来：第一梯队是他亲自率领的两个旅四个团，第二梯队是跟进的潘佐旅两个团，第三梯队是潘文华增援上来的一个旅，总计三旅六团超过12000人的兵力。

而红军总部根据破译的情报，则误以为郭勋祺的全部兵力只有四个团（那就是两个旅），理论上也就6000人左右，其实正好与实际情况相差一半，这是非常严重的敌情误判。

红军当时的作战部队约为30000余人（军委纵队的非战斗人员较多），除去一军团的12000人和九军团的5000余人外，集中在土城附近的作战力量仍有两个主力军团13000到14000人。

红军总部决定在土城以东歼灭郭勋祺所部，因此是符合用兵之道的，至少从表面上看，确实有两个有利因素，第一是青杠坡以东为山谷地带，有利于红军进行设伏。

第二是红军在整体兵力上占优，以二倍余敌的兵力，且占据有利地形的情况下，完全有把握歼灭该部川军，从而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总部为此决心集中红三军团、红五军团为攻击主力，以军委直属的干部团为预备队，在青杠坡一线实施南北夹击，全歼“熊猫部队”。

遗憾的是，关于敌人兵力的情报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有的故事》一书中写道：“毛得到的情报错得不能再错了”！

（陈佩斯跑龙套的年代）

三、红军还有些轻敌

1935年1月28日清晨，彭总统一指挥红三、红五军团，在青杠坡以东地区向郭勋祺部发起猛攻，红军以三军团为主攻部队，彭总亦亲临前沿阵地指挥。

不料战斗从一开始，就陷入极其艰苦的境地，除了对于敌人兵力有严重误判外，对于川军的实际战斗力，红军各级指挥员的思想准备也严重不足，说白了就是有些“轻敌”。

此前红四方面军曾在“反六路围攻”战役中，大破川军田颂尧部，毙伤俘敌无算，战后四方面军的总结是：川军战斗力全无，甚至我们一支妇女赤卫队也缴了一团白军的枪。

这些情况一方面军当然也有所掌握，有的战士还编了顺口溜：“川军像头牛，红军牵着游，黔军像条狗，红军打着走”。

（彭总）

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土城战役打响前，参战的红军指战员们大多认为，这股川军跟王家烈的黔军没什么两样，都是不堪一击的双枪兵。

而实际上，刘湘能够在四川大小军阀无数场混战中最终胜出，与其嫡系部队的较强战斗力是分不开的，红一方面军之前从未与刘湘的部队正式交过手，难免有些轻敌情绪。

换言之，潘文华指挥的刘湘第21军系统的三个师，跟田颂尧的部队完全不在一个等级上，不仅素质可以，装备也比较精良。

因此战斗打响后，红军便明显感觉到了对手的顽强，一时无法得手，而郭勋祺也率两个旅拼死抵抗，双方在青杠坡地区反复厮杀，战况异常惨烈。

（董振堂）

要命的是，川军第二梯队的潘佐旅也很快赶到了战场，该旅稳住了郭勋祺部的后方并前出增援，红军压力骤增，因为敌我双方兵力已经不相上下。

红军攻击部队不足14000人，川军三个旅亦有12000余人，且川军的炮火和弹药供应又远优于红军，敌我双方遂形成了冲锋与反冲锋的拉锯战，多个阵地反复易手。

及至川军第三梯队的一个旅到达后（应为教导师第2旅），战场形势已经完全不利于红军，郭勋祺手中已经有了四个旅16000人以上的兵力，组织的反击也非常凶猛。

（潘文华）

敌人的反击部队，一度突破五军团的防线，攻击到红军总部所在的白马坳前沿，连老同志和女同志组成的“休养连”都面临险情。

刘伯承参谋长此时也接到了前线的电话，向焦急等待的首长们汇报说：“老彭来电话，他说敌人不是两个旅，还有潘佐的独立第4旅，另外一个旅番号不明”！

情况已经万分危急了，如果川军的反击得手甚至攻占土城，红军主力和总部机关，将被挤压在赤水河峪的狭窄地区内“背水作战”，由于没有提前架桥之准备，几有全军覆灭之虞。

（罗炳辉）

四、朱老总提枪上阵

千钧一发之际，毛主席下令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率领最后的家底“干部团”投入战斗，坚决增援红五军团阵地，同时急调红一军团的红2师自赤水回援，这就是绝地反击最后一搏了。

土城之战，是遵义会议之后的第一仗，成败关乎全军的士气，再往深里说，还直接影响着毛主席重掌指挥权以后的军事声誉，因此朱老总再也坐不住了，拿起枪就要亲自上阵，一边激动地说：

“战士看干部，干部看总部，三军团、五军团阵地吃紧，我去敲敲边鼓，给大家鼓鼓劲”！

首长们一时都楞了，让总司令亲自上火线指挥战斗，这怎么能行呢？于是纷纷进行劝阻，朱老总把帽子往桌上一摔，对毛主席说道：

“老伙计，不要考虑我个人安危，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

大家见朱老总如此决绝，也只能表示同意，于是朱德带着警卫员，骑上马准备出发，闻讯而来的不少老同志和机关人员，也自发前来送行，场面一度甚为悲壮。

半个小时后，朱德到达五军团阵地，首先听取了军团长董振堂和政委李卓然的战况汇报，正说着呢，敌人的又一次进攻开始了。

朱德对两位军团首长说：“为节省子弹，减少不必要的伤亡，要发挥拼刺刀的优良传统”！随后从警卫员手里拿来大刀，大喊一声“跟我冲啊”，就要带头冲锋。

这可把董振堂吓坏了，死死抱住朱老总的腰，大喊道：“红军只有一个总司令，你千万不能跟敌人拼，这里有我们，人在阵地在，总司令你就放心吧”！

李政委则抢过朱德手里的大刀，带着战士们冲向敌群，一番肉搏战后，红五军团第六次把川军的进攻压了下去。

此时陈赓也率干部团杀到，干部团是从江西出发前，由两个步兵学校合并而成，普通战士也都是之前富有战斗经验的连排级干部，是红军的精华所在，一直担负着军委机关的警卫任务。

陈赓下令吹起冲锋号，干部团全员佩戴钢盔，在机枪掩护下，发扬刺刀见红的精神，一口气将敌人赶下山去。

毛主席在白马坳指挥所里面，用望远镜看到战况后，不禁赞扬说：打得好！打得好！陈赓可以当军长！

战至下午2时，从赤水方向紧急回援的红2师，强行军到达战场，随即迅速投入战斗，红军终于度过了最危险的时段，战场局面转危为安。

五、红军西渡赤水河

郭勋祺其实也被打懵了，他震惊于红军的战斗力，又怕损失太大不好向刘湘交差，只好下令各旅停止进攻转入防御。

朱总司令率军乘胜追击，迫敌退出青杠坡主阵地，郭勋祺狼狈撤至15里以外的丰坝村一线，坚守待援，其后红军多次猛攻，但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

傍晚时分，川军又发现红九军团正兼程赶来，距离战场不过30华里，郭勋祺哪里敢和红军主力全面决战？于是再次下令全线后撤50华里。

此时在红军总部内，也发生了争论，有的同志提议等待红九军团归建后，集中全军狠揍郭勋祺，彻底消灭或者打垮该部川军，那就是整个红一方面军与川军的大决战了。

毛主席思考过后坚决不同意，因为土城战役已经打成了事实上的消耗战，仅五军团便已伤亡1000余人，并不符合我军的战术思想，更为致命的是，敌人的援军正不断涌来。

军委二局的同志们知耻而后勇，继续认真监听着敌人的电台通讯，当晚21时，再截获潘文华发给川军各部队的急电，谓红军主力“确在土城一带，命郭、廖、潘、范、达、章等六旅，及徐（国煊）支队，向土城猛剿”。

与此同时，刘湘和潘文华还急电蒋氏，要求其他各路敌军增援，跟在红九军团后面的黔军一个师、以及再后面的中央军两个师，也在向土城方向移动，再拖下去，红军将完全处于被动。

毛主席当即立断，命令红军以一部兵力对川军继续实施佯攻，同时要求总部工兵营火速在赤水河上架设浮桥。

1935年1月29日凌晨，红军总部和各军团突然掉头，迅速向西渡过赤水河，摆脱了被动局面，这就是“四渡赤水”的第一渡。

及至红军完全渡过赤水后的1月30日下午，郭勋祺才姗姗来迟率兵进入土城，当他得知红军的前进方向是云南时，即借口部队需要休整，下令各部停止前进。

郭勋祺为何不西渡追击呢？一是之前的恶战，让他心里边有点打鼓，二是牢牢记住了刘湘的命令：红军不入川，咱就别玩命。

六、土城战役的重要意义

在许多网络历史文章中，甚至是一些权威战史资料中，都将土城战役定性为“败仗”，这是非常外行的结论：古今中外任何一场战役战斗，部队主动撤出战场，并不意味着就一定吃了败仗。

事实上，在土城战役中，红军始终掌握着战役主动权，从集中两个军团突袭郭勋祺，到投入干部团和红2师加强力量，都是在主动寻歼川军，如果1月29日再投入红九军团，郭勋祺一定吃不消。

但问题是，红军的整体攻击兵力并不占据多少优势，不符合“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战术原则，短时间内也不可能打垮或者消灭当面川军，且又低估了敌人的战斗力，战场伤亡激增。

（郭勋祺解放战争中被俘）

如果坚持再打下去，就算干掉了郭勋祺的四个旅，中央红军的主力也必然伤筋动骨，这可是是革命的火种，不能陷于此种无谓的消耗战当中。

况且一旦战役进程拖延下去，中央军和黔军赶到怎么办？所以红军是在逐退郭勋祺所部川军后，主动脱离战斗西渡赤水河，战场伤亡也小于川军，怎么能说是败仗呢？无非是没有达成既定的战役目标罢了。

而且这一战也确实打怕了川军，不仅迫其全线后撤50华里，而且在红军掉头过河时，川军也不敢第一时间实施追击。

若非打疼打怕了郭勋祺，红军怎么可能从容实施一渡赤水？川军必然要在后面不断纠缠，红军后卫部队的渡河将变得十分困难。

另外，土城战役也让红军摸清了刘湘所部川军的真实战斗力，事实证明，红军想从黔西北地区突破刘湘的阻拦北渡长江，再进入四川与四方面军会师的计划，尽管直线距离最近，却是不太现实的。

由此毛主席才制定了先调出滇军，然后绕道滇东北，再行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的战略计划。其后，红军也正是通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反复调动和迷惑敌人，最终达成了这一目标。

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土城之役，也就没有“四渡赤水”的神来之笔。我们应该注意到，巧渡金沙江以后，红军是沿川康交界一路北上，而这一带的敌人是川军刘文辉部，战斗力就明显差多了。

红军生死存亡之际，朱老总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精神，不仅鼓舞了全军的士气，打掉了川军气焰，也为土城战役的转危为安，做出了重大贡献。总司令亲临火线带队冲锋，这不是哪一支军队都能做到的。

土城战役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完善了我军的军事思想，使避实就虚的作战原则进一步得到加强，作战时尽量选择弱势敌军进行交战，非到万不得已，绝不与强敌硬拼，以保持红军的主要战斗力。

聂荣臻元帅后来回忆说：“四渡赤水包括一渡赤水前的土城战役，这一仗是改变红军被动局面的关键一仗，没有土城这一仗的战场和战略上的胜利，中央红军长征的历史将会是另一种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