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历史上最可惜的“太子”之一，扶苏一直寄托着后世之人对秦朝未来的无限遐想，他的死也成为了历史话题之一。

公元前210年，已经离开帝国权力中心两年之久的扶苏，终于等来了始皇帝的一封诏书。

只不过，这份诏书却是一封勒令扶苏自杀的自杀令。

面对诏书，扶苏内心当中没有起疑，也没有犹豫，用剑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可正如大将军蒙恬所说的一样，扶苏应该辨别诏书的真伪，不应草草的结束生命。

这封诏书的内容与始皇帝的临终遗言差了十万八千里，是赵高等人密谋篡改诏书之后，弄出的一封假诏。

因此，扶苏便死在了赵高等人的密谋之下。

世人也是根据这一点断定，扶苏之死的责任应该归结到赵高等人的叛乱上。

可历史事件的结果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扶苏死亡这件事上，除了赵高是主要责任以外，扶苏自身也有责任。

正是因为扶苏的责任，才使得他的死成为了历史的必然，甚至可以说是咎由自取。

一、秦奉法，扶苏奉儒，二者矛盾尖锐

众所周知，秦国因法而强大，奉法而强盛，所以法家与法学在秦国是正统，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普通百姓都以尊法为荣。

可偏偏在秦国内部出现了一个异类，而且这个异类身居高位，贵为始皇帝的长子，也既是将来的太子。

他就是扶苏，奉行儒家与儒学的扶苏。

扶苏奉行儒学，可能与其性格仁厚相关，只不过，他的观点在法学当道的秦国寸步难行。

始皇帝对他的儒家思想也头疼不已，不然也不会安排韩非子这样一位大法学家担任其老师。

在始皇帝的内心当中，韩非子才是法家的代表，才是秦国兴盛的未来，相较于李斯，始皇帝更加看重韩非子。

能把韩非子派往扶苏的身边，既可以看出始皇帝对扶苏的重视程度，也可以看出是皇帝对其儒家思想的痛恨。

急切的想通过韩非子扭转扶苏的个人观点，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尝试失败了，不仅失败了，还使得扶苏与始皇帝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最鲜明的体现就是在焚书坑儒与实行郡县制上，扶苏曾对这两项政策提出尖锐的反对意见。

当侯生与卢生讥讽始皇帝时，满朝上下对于始皇帝做出坑杀儒生、焚毁书籍的决定没有任何人反对，唯独扶苏高调否决。

这一点也在史书当中有着明确的记载，扶苏提倡在国家一统之后实行儒家统治，还民修养。

至于郡县制的实行，扶苏也有自己的观点，他坚持的是旧式的分封制，辅以儒学治国。

在那个人人争军功，人人争权力的时代，又怎会容许儒家横行呢？

二、直抒心意，以养对手，致孤立无援

作为长子，特别是嫡长子下的第1个大一统王朝，扶苏的身边应该聚集的众多的文臣武将。

可实际上与扶苏走得近的臣子并不多，一有老师韩非子，二有大将蒙恬。

不幸的是韩非子早死，且是死在了李斯之手。尽管师生二人的观点不同，但情谊却在。

面对韩非子的枉死，扶苏毫不掩饰表达了对李斯的痛恨，直抒心中之所想，言明将来必然会寻李斯报仇。

如此威胁的话语，在李斯看来那就是催命的镰刀，他自然不会再寻求扶苏的谅解，转而在关键之时与赵高达成了协议。

至于扶苏与权宦赵高之间也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二人之间彼此看不上，也暗中下定决心，一旦掌权必将致对方于死地。

正是由于扶苏这种不能容仇、不善伪装的性格，为他招来了众多的政敌，这让扶苏在贬到上郡时，朝中已经没有可用之人了。

由此带来最大的隐患便是，秦始皇驾崩之时，消息封锁，他一无所知。

除了敌手众多、朝中无人以外，就连留在他身边的蒙恬都难以说服愚忠的扶苏。

当扶苏手捧赵高篡改的遗诏时，虽内心当中也有疑惑，但依然举剑自刎，全然不顾蒙恬为他分析的实事。

这样的处世以及为人，使得扶苏哪怕再仁慈也难以在朝堂之上立足。

三、以儒怀仁，错失良机，终成悔恨

扶苏的为人与整个秦朝有着明显的不同，秦朝暴戾而残虐，扶苏却怀仁德之心。

但以扶苏之一人之力，却难以扶正秦朝的发展，犹如螳臂挡车一般。

秦始皇子女众多，唯独对扶苏的培养与众不同，所有的子女未曾掌握兵权，唯扶苏在北疆统领了30万秦国精锐之士。

假使者带着假诏书到来之时，蒙恬曾经提出质疑，也曾许诺扶苏回朝对峙，蒙恬在北疆以兵策应。

可扶苏对于蒙恬的这一提议直接予以拒绝，他以自己奉行的儒家思想为指导，强调儿子要尽忠父亲，臣子要效忠君父。

既然自己的父亲始皇帝要自己死，那么，他的性命便应该交出去。

或许扶苏应该迈出兵谏这一步，毕竟，始皇帝在临终之前留下的真正遗诏是要扶苏回朝，以安自己身后之事。

这不就是让扶苏继承大统，登基为帝的安排吗？

只是没想到扶苏以自己的愚忠和仁慈，错失了这一机制，使秦朝出现了重大的历史变故。

综合来看，正是因为扶苏的自我坚持、仁慈、愚忠，以及政治上的不成熟，使得他走向了人生的陌路。

如果把扶苏的权利与机遇交给其他朝代的任何一个皇子，恐怕他们都有实施兵变的野心。

但是反过来看，国家虽然一统，但暗流涌动之下，六国的各种势力如雨后春笋般的冒了出来，以扶苏的仁慈手段恐怕难以堪当大任，秦国终将会走向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