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夏天，纪东无意看到了总理写得几句戏文，让他心里很是难受。

纪东作为周恩来身边的秘书，自然知道周总理此时的心情。

1968年，24岁的纪东来到了周总理的身边。当时的他立即答应要去，他只是觉得高兴很是光荣。他保证完成任务。

当他后来回想起来，表示那种回答只是一种感情上的冲动，一种光荣感的支配，他并没有考虑到自己能不能完成任务，自己是否具备条件，也不知道秘书是干什么的。

其实在1962年他见过周恩来一次，当时的他只是一个执勤的小战士。那个时候周总理正在和人谈话，灿烂的笑容他一直都记得。

来到西花厅上班之后，他终于见到了周总理，当时周总理刚刚从人民大会堂开会回来。他看到总理的络腮胡子很重，头发已经花白，比六年前见他那一次苍老了许多，看起来也没有那么容光焕发，背也有些驼了。

几个月过去了，周总理一直都没有找他谈话。

一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总理才把他叫了过去。他告诉他之前一直都没有时间，不过现在他做的一部分工作也非常不错，也并不打算给他提要求，只有一条，你要注意保密，这是纪律。这次谈话后，纪东正式成为周恩来的秘书。

当然，在这过程中，周总理也非常注重对他的教育。

1969年的冬天，中南海虽然有了暖气，但有一部分的老同志，这个冬天却格外寒冷。

一天，他接到了李富春办公室的电话，说家里的温度有些低，希望总理能给有关单位说一下，能把暖气烧好一些。总理听后，气呼呼地说了三个字：“势利眼！”

之后他对纪东说道：“做人啊，不能做势利小人，特别是在人家倒霉的时候！”随后要他去告诉中央警卫局的领导，保证李富春和其他同志家里的暖气供应。

纪东也知道，李富春这些老同志如果不是到了万不得已的地步，也不会找总理开口。

纪东立即执行了总理的指示，两天之后，他向总理汇报了落实的情况。

那个时期的周恩来，日理万机，他作为秘书，也目睹了周总理在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里，工作和政治生活中的苦和难。可以总结为四个方面，一是累，二是气，三是忧，四是愤。

1970年，他在办公室整理文件的时候，看到了总理写的几句戏文：

不公与不干。

做天难做二月天，蚕要暖和参要寒，种菜哥哥要下雨，采桑娘子要晴干。

他清楚这是总理在无奈之下写的，他们知道二八月乱穿衣，冷不定，热不定，天气变化无常，因为正是春夏交接，或者是秋冬交接的时候。

总理写这几句诗就是发泄，发泄内心的痛苦和无奈。但是写完之后他还得为大局着想，去工作。

1972年5月，周总理被查出有膀胱癌，但他的工作并没有停止。在他的努力下，解放了大批老干部，恢复了邓小平的组织生活和职务。在经济上，国民经济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可进入1973年，政治空气也逐渐变得凝重。周总理的病情也越来越严重。

1975年10月下旬，周恩来再也无法离开病床站起来，在这期间，他仍然努力工作着。大家都非常心疼他，关注着他的身体。但总理总会跟他们说，我是国家的总理，这个时候我不管谁管，这个工作我不做谁做。

纪东回忆，总理喜欢听京剧、爱打乒乓球，喜欢和小孩子们在一起。可在他生命的最后这几年，却都没有时间，这些都是难得的享受，对他来说，睡觉都是一种奢侈。

在住院期间，总理经常会打电话给秘书们交代事情，也会叫他们去当面交代事情，清理文件。

1975年12月31日，这段时间，总理总是昏迷清醒不定。一天，周总理清醒以后，他告诉卫士要见纪东。纪东过去之后看到病床上的总理已经是非常消瘦了。

总理抬起他的右手，用微弱的声音说道：“你们来了，问家里同志好，我累了。”就这三句话。纪东回忆，这时距离他逝世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才说他累了。

在这时候，周总理又陷入了昏迷。卫士告诉他们，你们很幸运，老人家跟你们说话的时候很清醒。没想到，这竟是他们最后一次见到周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