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前面就粟裕未去车桥前线，考证粟裕本人的观点和秦叔瑾日记时，他们能够彼此形成支撑与佐证。而在考证几个老同志回忆粟裕去车桥前线时，三个人说了三个时间点，形不成彼此支撑与佐证。八连连长说的是6日4时首次见到的粟裕。特务团政治处主任说5日2时车桥战役打响后没多久粟裕就进了车桥，甚至指挥所还开在“车桥东街头”。而一营教导员则说在攻坚第二阶段，大概在5日上午九十点钟的时候见到了粟裕。他是这样回忆的：

在攻打伪军的阵地上，大概是上午九十点钟的样子，我亲自发现看到了粟司令。粟司令简单地问我战斗情况，我给他汇报了。可能在炮还没有来以前，我就说我们这个大队部攻不下来，要求炮增援。粟司令就说，炮很快就来了。因此表示粟司令很关心车桥战斗，很了解下面战斗的情况。以后没有久留，他就“朝东方向走了”。

下面，我们结合第二阶段车桥攻坚作战特点，就一营教导员“亲自发现看到了粟司令”进行考证。

第一，分割围歼，车桥战场分散成若干相对独立的点状，这时粟裕在车桥有视察的空间吗？

前面文章我们已说过，车桥攻坚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偷袭突破土圩占领边沿碉堡开辟前进道路，第二阶段是向纵深发展肃清大圩内伪军，第三阶段是解决敌最后抵抗中心小圩内日军。而根据《车桥战役详报》记载，第二阶段肃清大圩内伪军作战的主要特点是：“灵活地运用了分别包围与各个击破的战术，在突入敌土圩后，首先，将敌伪各碉堡间交通切断，孤立了各个碉堡的敌人，而加以各个击破，进行逐步的解决与肃清”。

七团一营根据作战任务区分，主要负责车桥镇北半部分的攻坚任务。教导员所说的九十点钟见到了粟裕这一时间段，也正是第二阶段作战最紧张最剧烈的时间段。对照《攻占车桥据点经过要图》，此阶段一营三个连从北面和西面向镇中心分别递次攻坚，伪军控制的据点、碉堡被我分割围攻，各碉堡间交通均被切断，战场已分散成若干相对独立的点状，到处都是我攻坚的部队。这种战场态势和现状，决定了粟裕在车桥镇内视察的空间非常有限，甚至连下脚的地方都不太好找。

还有就是，粟裕毕竟是苏中战略区党政军一把手，他如在车桥激战正酣时视察，即使保障人员再少，怎么也得有七八个人。不仅包括随行参谋人员和警卫人员，至少还得有十八旅的参谋人员陪同。否则，车桥镇的地形敌情都不熟悉，又如何实施战场视察呢？

我们实在不好想象，攻坚拔点激战正酣，枪弹乱飞不长眼睛，战场活动空间几乎没有，粟裕视察的一行人在车桥镇内显眼否？呆得住否？危险否？他们到底怎么走的路线呢？到底能在哪个点位视察呢？

第二，下沉指挥，团级干部分散去加强营一级的指挥，这时粟裕只见到一营教导员一人吗？

在总结车桥攻坚作战的经验和不足时，七团特地把第二阶段团领导下沉到营里加强指挥提上了一笔。《车桥战斗详报》这样写到：

整个战斗指挥上有了集中与统一指挥的精神，但存在着许多缺点。在第二阶段战斗进行中，因指挥加强，上级首长到团的指挥位置，团级干部分散去加强营的指挥，而造成没有一定的指挥位置的现象采取游击的办法。

这段话需要再解释一下。上级首长应是指三旅旅长陶勇或十八旅旅长刘先胜，陶勇本来就负责车桥攻坚指挥，刘先胜作为叶飞的助手兼任整个前线副总指挥。他们在第二阶段作战时曾坐阵车桥指挥，或者说视察指导。而七团的团级领导，此时便加强到营里去指挥了。

本来加强指挥是件好事，但在车桥攻坚作战中效果并不好。因为这种“团级干部分散去加强营的指挥”，反倒对七团整体作战失去了集中统一的指挥控制了。

另据叶飞的回忆，他让陶勇陪同三师参谋长洪学智到车桥镇视察的时间，也是在上午这一时间段。

让我们分析一下，车桥攻坚第二阶段，特别是九十点钟这个关键的时间点，在车桥镇这个东西千米南北仅七八百米的很小战场空间内，有洪学智在陶勇陪同下的考察，有旅一级领导下沉到团一级的指挥，有团一级干部加强到营里面去指挥，有上千人的部队对敌分割围歼。我们无法考证粟裕视察的时间点与洪学智的考察、旅团领导下沉指挥的时间点是否耦合。但有一点，这么多的指挥活动扎堆，这么多的领导扎堆，这么多的兵力扎堆，难道粟裕就只见到了一营教导员一个人吗？

我们前面文章曾说过，在车桥镇上哪怕是有一个人碰到粟裕，势必会迅速在车桥镇内传开，势必会报告给在车桥镇内指挥的彭德清团长，势必会报告给陶勇旅长和刘先胜旅长，及至最终反馈给离车桥只有两三公里的叶飞。

第三，险象丛生，连团长彭德清的指挥所都差点不保，这时粟裕还敢朝东方向走去视察吗？

教导员在回忆时特别称粟裕和他简单交谈之后，便“朝东方向走了”。上一篇文章我们考证了粟裕从东往西走不太可能，那么从西往东视察可能吗？

通过察看《攻占车桥据点经过要图》，我们看北半部分往东走是敌补充大队占据的地方，不要说到这里视察，连我攻坚部队都曾因日军大碉堡的封锁，致使饭都送不上去而不得不挨饿战斗；南半部分往东走，更不可能，此时连伪公安局都未拿下，更何况东南面还有那个日军菱形据点。所以，粟裕在这个时间“朝东方向去”是根本走不通的。

既不能由东向西视察，也不能由西向东走，这是由车桥战场特殊的态势环境所决定的，这是由敌火力封锁严密对我造成相当的杀伤所决定的。侦察科长严振衡曾对车桥战场环境做过这样的描述：

“我们的部队要想接近碉堡群，必须经过几座桥。可是碉堡群周围是一百多米的开阔地，敌人在碉堡里就能用火力把街上的几个桥头都封锁了。我攻城部队用门板和沙袋堆放在桥头的一侧，挡住敌人的视线，我军将鬼子围困在碉堡中”。

战斗实际印证了严振衡所说的话，敌人的火力封锁确实给我造成了相当大的险情和伤亡。

险情方面：仅七团指挥所便遇到了两次。彭德清团长在《车桥战斗的检讨》中对这两次险情都有描述。一次是在第二阶段的攻坚作战中：“伪营部离我们的指挥位置，不过三、四十米远，而连一个哨兵都没有放，如果敌人大胆的话，只出来一个班，即可以把我们的指挥位置打垮”。还有一次是在第三阶段的总攻作战中：“一方面以掷弹筒向我八连阵地，预备队及指挥位置轰击，以致未能完成任务，迫使我不得不再进行第二次总攻”。

伤亡方面：至少有三个鲜明的例子。第一个是反战同盟战士松野觉牺牲。彭德清团长曾特意要求“一定要选好安全位置，再叫他去喊话”。结果松野觉还是光荣地牺牲在喊话前线。第二个是师部侦察参谋王建行被打伤。上午陶勇陪同洪学智到车桥镇视察的时候，严振衡让他的手下参谋王建行与十八旅的几位参谋一块陪同前往。结果“敌人的狙击手打中了王建行的胳膊”。第三个是冷枪伤亡我多人。“在战场上跑来跑去的人，被敌人冷枪伤亡了9个”，“我在桥上就被打倒六七个”。

我们在对老同志回忆的考证中，反复提到了粟裕亲临车桥前线的风险问题。老同志可以这样回忆：粟裕把指挥所开设在“街东头”日军大碉堡眼皮子底下，粟裕又是“从东向西视察”，又是“向东方向走去”，又是“距日军大碉堡20米处观察”。但实际上，粟裕作为一个战略区党政军的一把手、作为一个高级指挥员，把他置身于车桥极小的战场活动空间内，把他置身于枪林弹雨乱飞之中，把他置身于“掷弹筒每发必中”的虎视耽耽下，这既不符合车桥战场实际，也不符合指挥本身要求，还不符合起码的军事常识。

以上对七团八连连长、特务团政治处主任、七团一营教导员三个人回忆粟裕亲临车桥前线情况进行了考证。这三位老同志的回忆，既有文字材料，又有采访录像，说得比较详细具体，故进行重点考证。

另外，一师通讯科副科长回忆称，他也在车桥见到了粟裕。他这样回忆说：“发动车桥战役，我的印象，粟到了前线，我在车桥见到了他......正在打两个碉堡，这时见到了粟”。

该科长的回忆比较简短，只是印象中粟裕到了前线。所以我们无法根据他的这一回忆进行更多的考证。帅克在这里有个问题，还想请了解情况的人提供资料或作说明。一是据严振衡回忆，他带的几个参谋保障叶飞去车桥前线的时候，只提到了作战参谋周崇钟、侦察参谋王建行。该科长如果当时也参与保障叶飞，严振衡连参谋人员的名字都提到，似不应漏掉他这个科长。二是该科长回忆是在车桥战场见到的粟裕，而他在《一代名将》纪念粟裕的文章中又称“在战场上我第一次看到日寇官兵成班成排地低着头，双膝跪地，双手高举交枪的那付尴尬样子”。按这篇文章中所说，该科长又应该在打援战场。因为俘虏日军官兵主要是负责打援的廖政国的一团实施的。所以，该科长到底参加没参加保障叶飞，到底是在车桥战场，还是在芦家滩打援战场，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主要参考文献：主要参考文献：《车桥战役详报》《车桥战斗详报》《一代名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