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9日，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宣布起义。时任第四兵团司令员的陈赓决定，调秦基伟的15军44师驻防昆明。

尽管一路南下，44师连续追击作战，已经十分疲惫，但44师广大官兵指战员仍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接下来的作战中。

历经长途跋涉，44师于1950年2月22日抵达云南曲靖地区以后，师长向守志接到了陈赓的电文，要他和副政委李明一起赶往昆明，向守志到昆明以后，才知道自己的任务已经有了变化：

“为彻底肃清残敌，拔掉国民党西南的中心西昌，西南军区决定组织西昌战役。第44师卫戍昆明的任务改由其他部队完成。兵团决定由第44师和第184师参加西昌战役。”

西南战役虽然已经落幕，可在西昌仍然盘踞的相当数量的敌人。

西昌本身并不大，但因为地势险要，自古以来就有兵家重镇之称，蒋介石显然也注意到了西昌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意欲在西昌建立游击区，因此把国民党军在西南战役的指挥中枢放在西昌，而且就在刘邓大军发起成都战役之前，蒋介石便下令给胡宗南：

“务必要固守三个月。”

可实际上不要说固守三个月，就是固守半个月也是奢望。

12月23日，胡宗南不经请示，私自从西昌乘飞机逃到了海南三亚，当时留在西南的胡宗南三个兵团全部施行了战场起义。

12月28日，在顾祝同的劝说下，胡宗南勉强回到西昌。

不过，那时的国民党军早已经日暮穷途。

1950年2月下旬，毛主席向西南局、西南军区发出命令：

“立即发起西昌战役，粉碎蒋介石的迷梦，摧毁西南土匪的依托，彻底解放大陆。”

接到上级命令后，44师在云娜曲靖立即召开动员大会，就连军长秦基伟也都亲自出席了44师动员大会，师长向守志更是发表讲话称：

“陈赓司令员把消灭大陆国民党军的最后一仗——解放西昌的任务交给了我们，这是对我们44师的最大信任！”

1950年3月12日，44师从云南曲靖出发，一路高歌猛进，直扑西昌而去。

解放战争到了1950年的年初，其实基本上已经进入了扫尾阶段，剩余的国民党军残兵败卒一个个如同惊弓之鸟一般。

44师从渡江战役，一路走过来，所见所闻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场景。

一听又有作战任务，44师全体官兵振奋异常，为了加快速度，44师官兵向宁南挺进途中，竟然两个昼夜没有吃饭，没有喝水，战士们一路上只能喝尿解渴，在翻越上下60里的黄土岭时，因风力大、山坡陡峭，不少战士们背着的行军锅和背囊都被大丰刮跑，两名战士因站立不稳都被吹到山崖下。

可即便如此，战士们还是克服了沿途的困难。

3月23日，44师解放了宁南县。

3月25日，44师解放了德昌。

3月26日，44师前卫团132团已抵达大石板和川兴堡。距西昌已经不足15公里。

胡宗南担心西昌机场被我军攻破，急匆匆于26日当晚9时，乘飞机逃离，据后来的俘虏供称：

“胡宗南等出逃的飞机每架只能运送20余人，却有数百名敌军官和家属蜂拥而上，连机舱门都关不住，最后只得鸣枪才把抢乘人员驱散。正在城内静候命令的西昌军政长官公署的官员们一听到飞机起飞声响，得知胡已经逃跑，立即乱作一团向泸沽方向逃窜。”

不过，44师所有的指战员都没有想到，接下来还有一场恶战等着他们。

按照西南军区制定的战役计划，隶属云南军区的44师是与隶属西康军区的184师一起，在其他部分队伍的配合下发起西昌战役，其中44师与驻云南的43师一部分，是由南向北从正面发起对西昌的包抄，夹击，而北路部队184师则是由北向南，发起对西昌的正面进攻。

应该指出的是，当时两支部队并不熟悉。

进攻西昌的184师是隶属于十八兵团62军的，也是一支功勋赫赫的部队。之前，十八兵团一直在华北战场上，一直到太原战役结束后，才被划归第一野战军，参加解放大西北的作战。渡江战役后，国民党军主力基本上损失殆尽。

1949年7月16日，在中央的命令下，十八兵团62军进军华南、西南。

为了领导西南的全面工作，中央还下令成立了西南局，邓小平任第一书记、刘伯承任第二书记、贺龙任第三书记。

进军西南途中，贺龙率领的十八兵团划归第二野战军。

184师接到解放西昌的命令后，在师长林彬、政委梁文英的率领下，从温江出发，兵分三路南下。

应该说184师的动作并不慢，按照资料记载，184师已经于3月24日强渡大渡河，直抵石棉及以南地区，与北上的44师共同完成了包围西昌的任务。

不过，后来还是44师快人一步。

3月27日5时许，44师132团抢先一步攻占了西昌机场，并进入西昌城中。

胡宗南仓皇撤离西昌时，曾把6万大军的指挥权交给参谋长罗列，但是罗列也不傻，凭借手中的残兵败卒无论如何是守不住西昌的，就在解放军进攻时，罗列带着这批残兵败卒，一路向北逃窜，企图经泸沽、冕山镇逃往藏区。

罗列残兵败卒2000余人在彝区被彝人包围后，一场混战竟然还能逃出生天，在旧部掩护下逃亡广州、香港，并抵达了台湾

当时，44师132团见敌人向北逃窜后，并没有选择留在西昌等候大部队上来，而是直接追出城去。

3月27日晚，132团抵达冕山镇。

不凑巧的是，与南下的184师552团在冕山镇撞了个满怀。

184师抵达西昌附近后，也没有停下脚步。3月28日凌晨，552团抵达了冕山镇。

不少党史资料中，提到西昌战役时，都称44师与184师在冕山镇胜利会师。

可因为彼此不熟悉，两师在冕山镇发生了误会。

尽管幸存者的回忆中存在不少偏差，但仍然大致还原了不少真相。

理论上，184师一路南下至冕山镇，应该路上会撞到从西昌败逃而出的残敌，可西昌残敌自冕山镇逃出后，没有走大路登相营，而是走了甘相营、鸡窑沟一路，这样一来就与从大路过来的184师552团。

按照实际情况，两师协同作战，应该在事先沟通，在哪个地方会师、口令如何如何等情况，应该不会发生误会。

根据经历过冕山镇战斗的184师特务连电话排战士刘金祥回忆，当时两军确实约定了在西昌会师，并约定了口号为“火车”、“大米”。

1950年3月27日，184师抵达越西后，即按照约定与北上的二野44师联系，约定3天后在西昌会师以及联络口号，师部决定在越西休息一晚上，也因为这个缘故，184师没有接到二野后续发来的电报。

3月28日凌晨，184师三名尖兵抵达冕山镇城东门口，当时城里44师负责守卫的战士问了一句：

“口令？”

因为越西联络的时候，双方约定是3天以后在西昌会师，根本就不会想到冕山镇驻扎的是友军，一野尖兵（指184师尖兵）就跑回去请示连长，连长又派人去传话给指导员，因为连长、指导员分别是在队伍一前一后压阵，两人并不在一起。

城里的44师守卫见城下半天没人答话，就又问了两遍“口令”，结果还是无人理会。

在战时答不上来口令，那是个相当严重的问题，特别是在刚结束战斗的情形下，遇到这一情况，哨兵可以不经警告直接开枪。

于是，就在这个漆黑的夜里（实际上已经是3月28日凌晨），44师的哨兵抢先一步开火，城下184师3名尖兵猝不及防，其中一名战士牺牲。

见城里的守卫开枪，一野的战士也愤怒了，后面的两个尖兵直接甩了两枚手榴弹上去。

“轰，轰”

两声爆炸，城上的两名战士牺牲了。

在交火的一刹那，双方都误认为对方是敌人。

184师尖兵连指导员从后面追上来以后，立马指挥部队展开进攻，并传令给后方要求增援。

与此同时，44师前线指挥部也接到了前方传来的消息，敌人攻势猛烈，要求迅速增援。

应该说从后来的结果来看，不幸中仍有大幸，因为双方在冕山镇遭遇，都是先头部队，大部队以及重火力武器全都仍在后面，还没跟上来。

双方的战士都是久经沙场，一路打过来，个个身经百战，而且双方都以为是遭遇了敌人，所以下了死手，只是彼此不由得有些纳闷，自从渡江战役过来，这些国民党军残兵败卒都是一触即溃，怎么会有如此强横的战斗力？

因为都没有拉上来重武器，所以打到激烈处，双方就展开了肉搏战。

后来552团连续三次攻城才进入冕山镇，双方都各自俘虏了对方的人，因为两军之前从来没打过照面，穿的衣服也不一样，加上各自都有保密条令，也没能及时说明情况。

44师132团的一名副连长后来被552团抓了过去，在肉搏的过程中，552团的战士抓到了帽子，被帽子上的红五角星刺痛了手。

“你是什么人？”

这名副连长反问：

“你们是胡宗南那支部队。”

“我们是解放军。”

552团团指战员一听，顿时错愕，立马举起了火把，果然看到对方帽子上的红五角星，身上还有姓名牌。

当时，552团两名战士在攻城时同样被132团活捉，132团在审问时问了一句：

“你们是什么部队，我们优待战俘。”

这个从山西来的战士脖子一梗，说了一句：

“我们是解放军，要杀要剐随便。”

这时132团才反应过来，拿着火把过来，果然发现对方穿着帽徽和胸口的牌子。

等到两军各自发现是友军时，天已经蒙蒙亮，552团的指战员吹响了军号，132团的指战员也打了几发照明弹，这下大家彼此才都辨认出来，一见双方杀的血流成河不可开交，纷纷抱头痛哭。

双方都忍不住感慨，一路走过来都没碰上过这样硬茬子的部队，哪想得到是自家人呢？

为什么来两支部队会发生如此误会，其实总结原因也有很多方面。

一、两支部队配合作战属于首次，彼此联系不紧密。

应该说两支原本互不相属的部队，首次配合作战十分生疏，两个师都是各自打各自的，虽然期间有着电文往来，但对彼此的具体情形不清楚。原本约定是西昌会师，但因敌人败退太快，导致了两军是在离西昌不远的冕山镇会师。

二、冕山镇的地形较为隐蔽，两军只有靠的很近才能看见彼此，两军会师时都没能事先观察到对方，另外会师时天色昏暗，也是造成误会的主要原因。

三，当时存在两股逃敌，552团自北向南，追的是国民党军第335师以及69军残部，132团追击的是从西昌逃出的残敌，这两股残敌在冕山镇外围会合后，因受我军南北夹击，不约而同的往另外一个彝区方向跑了，而当时负责追击的两军因为行动太快，导致短兵相接，都认为是追上了敌人。仓促之余，来不及辨认就发起了战斗。

两支都是身经百战的部队，战士们一路都是刀山火海走过来，结果大风大浪都过去了，却牺牲在了小小的冕山镇。

因为时隔久远，各方面回忆均有一定程度的出入，比如是哪支部队先到的冕山镇，牺牲了多少人等等。

特别是牺牲人数，有的说是三十几个人，也有的说是五十几个人，受伤的有二百多个。

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喜德县有一座烈士合葬墓，共有17名牺牲在冕山镇战斗中的烈士，墓碑是立于1959年9月20日。

根据资料记载，冕山镇战斗后，所有的烈士均被安葬在了冕山镇北，而且每个烈士墓前都有墓碑，写明了他们的籍贯、姓名。

1953年2月，喜德县建立后，冕山镇划归喜德县，1959年，喜德县把烈士全部都迁葬到了本地的烈士陵园之中。

据说迁葬的时候，烈士坟前的墓碑就已经不复存在了，这也导致了这十七名烈士的姓名也都无从考证。喜德县就做主将他们全部都合葬在了一起，并在陵园中《修缮烈士纪念碑之祭》一文中，提到了具体原因：

“因战事紧张，部队同地方衔接失误造成烈士姓名遗漏而成为无名英雄。”

2015年8月25日，位于河北林州市一户人家，凭着手中烈士证上的记载，不远万里来到四川大凉山深处祭奠烈士。

据这户人家称：烈士的名字叫王立君。

1946年6月10日，在河北林县（即林州市）三区坡底小庄，已经31岁的王立君参军入伍，虽然王立君参军时年龄已经偏大，但他接受过文化教育，在家里四个兄弟中文化水平最高，而且也是部队需要的人才。

王立君入伍后，被分配到了太行军区第五军分区第48团2营4连。

从参军那天开始，王立君便跟着部队南征北战，一路打到了西南。

1947年5月21日，太行区第三专署林县政府给王立君的父亲王振朝颁发了军属证明书：

“王振朝先生在此伟大爱国自卫战争中，其子自愿奔赴战场英勇杀敌，为群众服务，特发此证享受军属优待条例之待遇。”

1949年2月，中央军委下令统一全军番号，王立君所在的九纵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五军，隶属于二野第四兵团下辖，王立君在44师132团。

当时，十五军驻扎在周口时，王立君还给家里写了封信回去，信中明确告诉家人：

“部队整编了，我们现在是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第十（五）军，我现在十五军军部随营学校政工队，来信写上第四兵团第十五军军部随营学校政工队，现在我在周家口驻防，不久就要打过长江去，望家中不必挂念。”

其实也能看得出，因为王立君本身具有一定文化水平，他在部队很受重视。而王立君自己也很刻苦努力，在部队也多次立过战功。

只是没想到在冕山镇一战中，王立君牺牲了。

十五军后来到了抗美援朝的战场上，而王家人一直到第二年才接到王立君牺牲的消息。

据王家人回忆：

“王立君所在部队派人来到村中，告知了王立君牺牲的消息。来人说是从安阳下车过来的，并给了王立君父亲王振朝一张字条，字条上写道：王立君于一九五○年三月二十九号于冕山县战斗牺牲，埋于西康省冕山县泸沽北。”

因为战时环境下，各方面的消息不免有误，王立君应是牺牲于3月28日，而且也非冕山县，而是冕山镇。

王振朝听到儿子牺牲的消息后，痛不欲生，当即表示要去四川，把儿子的遗体接回老家，那时部队考虑到四川刚解放，沿途匪患甚多，难以保证安全，于是给林县人民政府写了封信，希望能劝阻老人，如实在劝阻不料，就予以一定之便利条件。

不过，王振朝后来还是听从了劝说，没有再生念头到四川去。

这封132团给林县政府的信，被王立君的妻子一直保存了下来。

一直到六十多年以后，王立君的儿子才携家人一起到四川祭拜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