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的开始，是在二战期间日本一个偏远闭塞的村庄。

这个古老的村落几乎与世隔绝，丝毫不受外边战火烽烟的影响。直到一天，一架美军战机坠毁在村边的森林，一场巨大的转变由此开始。

村民们意外救下一位黑人飞行员，对于这位肤色怪异，又身穿军装的不速之客，没有人敢随意处置，只能将他关在一间地下室中，像牲口一样“饲养”。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负责送饭的孩子们却和飞行员成为了朋友，不仅帮他解开镣铐，还陪着他去田间散步，甚至都以能和他亲密相处为荣。大人们也逐渐放下戒备，尝试着去接受这位新村民。

但故事的最后，消息传到镇上。一群官员很快来到村里，要将飞行员带走治罪。往日的黑人朋友，突然之间变成了敌人的身份。那群淳朴了一生的村民，为了保全自己，竟然恐惧地拿起了猎枪和锄头，用对待野兽的方式“消灭”了飞行员。

在村中孩子们的视角下，他们无助地看着大人挥舞着武器，终结了一条曾经给他们带来无数快乐和友善的生命。孩提时代的纯真和幸福在一瞬间化为乌有，少年纯洁的心灵留下了可怕的阴影，永远挥之不去。

这个故事，出自1958年出版的日本小说《饲育》。

小说一经问世，便在当时的日本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些读者愤怒地发出质问：

为什么小说中的日本民众面对战争显得如此愚昧、极端，甚至丧失了人性？

为什么小说中的日本村庄最终会成为一个完全服从于战争的机器？

为什么小说中的日本社会面对战争没有一丝理性？

为了寻找答案，读者开始把矛头对准小说的作者大江健三郎，说他毫无民族荣辱观，竟然将脏水都泼给自己的祖国，忘记了日本同样深受战争之苦。甚至一些有心人，还特意扒出了大江健三郎身上浓厚的“中国背景”。

面对争议，大江健三郎不做任何辩解，甚至开始“变本加厉”。

1970年，他又用一本《冲绳札记》，狠狠砸向了日本文坛。书中毫不避讳地论述了琉球被纳入日本的过程，揭露了无辜民众在战争和变革中的巨大牺牲，并将这一切悲剧根源归咎于推崇效忠天皇的“皇民教育”。他认为正是这种错误思想，让日本沦为了彻头彻尾的战争之国。

《冲绳札记》中的文字，对于一些思想顽固的日本右民来说，摧毁性不亚于又一颗原子弹。为了让这本书彻底消失，他们甚至以书中冲绳民众“集体自决”一事违反史实为由，将大江健三郎诉诸公堂。

这场对决持续数年之久，而结果也大快人心：大江健三郎胜诉。一纸判书，更是又一次有力证实了《冲绳札记》中的种种悲剧皆是真实发生。

气急败坏之下，作为日本右民代表的APA酒店创办人元谷外志雄，作家百田尚树接连向大江健三郎进行公开嘲讽：

“他书里提及那些内容，就是为了拿诺贝尔奖，为了得到诺贝尔奖就不得不获得中国的支持！”

同样受到舆论冲击的，还有在作品中屡次提到南京大屠杀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

不过元谷外志雄所谓大江健三郎、村上春树反战只是希望讨好中国，为赢得诺贝尔造势的言论，根本站不住脚。毕竟当时除了杨振宁和李政道等华裔外，中国还从未有人染指过此奖项，更谈不上去决定谁能得奖。

不过，元谷外志雄有一句话却是一语成谶。1994年，大江健三郎真的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继川端康成之后第二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在发表获奖演说时，大江健三郎说了这样一段话：

“南京大屠杀是20世纪人类三大人道主义灾难之一，日本应该摆脱暧昧的态度，勇敢地承认历史罪过，回归到亚洲人的亚洲来。”

这句话，又是一颗炸弹，因为这是一个日本人在世界文学最高讲台上的慷慨陈述。没有人会质疑，也没有人敢质疑，大江健三郎并非凭空在杜撰正义，他去过中国，并且真正到过南京。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江健三郎就是中国历史变迁的重要见证者之一。

如果不是因为战争，大江健三郎应该会拥有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人生。

他出生在日本四国岛的爱媛县，家境殷实，算是富家公子。但1945年日本战败后，一场浩大的战后改革让大江健三郎的命运发生转变，父亲意外去世，家中土地被剥夺，生活水平一落千丈。

不仅是大江健三郎，在被同盟国“军事占领”后，整个日本顿时像是被封闭在了“墙壁”之中，没有生机、没有绝对的自由。

为了逃离压抑的生活，大江健三郎选择外出求学。自幼酷爱读书的他，中学期间便开始接触文学，创作了近40首诗歌、评论、随笔和短篇小说，是远近闻名的少年才子。1954年考入东京大学后，他又师从著名学者渡边一夫，学习法国文学。

不过作为老师，渡边一夫教给大江健三郎的却不只是文字，还有两个关键的词—宽容、揭露。

所谓“宽容”：

是渡边一夫对法国人文主义最具代表性的解读，他认为无论是人或者国家，都应该时刻保持一种宽容向上的姿态。而当时的日本社会，恰恰就是反面的典型，他们在整个二战时期对外对内都是压制主义。

因此，日本人需要反省，日本这个国家需要反省。

所谓“揭露”：

即法国作家萨特的“介入文学”，推崇写作就是要揭露、要说话、要介入，要真实地表现自己的时代，做正义的召唤，谴责一切非正义的行为。

正是这两个词，令大江健三郎迎来了人生的顿悟。他终于明白自己为什么有家难回？为什么这场战争会失败？为什么整个日本会陷入压抑？这一切都不是偶然，而是有着共通的社会因素。

此后，大江健三郎开始疯狂创作，他的主题广泛，多以远离城市的边远村庄为背景，着力描写一些特殊群体：疯子、白痴、残疾儿等。他的创作饱含对人的关怀、核危机、死亡与重生等命题的关注，只为引发人们的深思和共鸣。

不过，如果说渡边一夫和萨特只是让大江健三郎的思想受到了洗涤，那么另一位作家，则是彻底影响了大江健三郎的灵魂立场。

他就是鲁迅。

大江健三郎对鲁迅的崇拜，属于“遗传”。在他出生前，父母就到过中国，并在北京居住过很长一段时间，深受中国文化影响。而当时处于风云动荡中的中国文坛，最亮的一盏引路明灯就是鲁迅。

鲁迅笔下的中国社会，是真实的。落寞腐朽的清王朝、面对社会变革不知所措的民众、敢于冲破封建牢笼却不受欢迎的革命者。

这样“勇敢”的文字，不仅让当时的中国青年深受共鸣，也吸引了一大批异国读者。大江健三郎的母亲热爱阅读鲁迅作品，对《孔乙己》印象尤其深刻，认为这是一部足以冲击灵魂的作品。

在大江健三郎开始读书识字后，母亲送给了他一本鲁迅小说集，希望他能成为《孔乙己》中那个“讲故事的少年”，去观察社会和人类。

那个时候，大江健三郎还读不懂鲁迅。但在家道中落，国家战败后，他终于明白了鲁迅的苦衷。

“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此时的日本社会，同样需要一个不甘沉默的鲁迅。大江健三郎开始大量从鲁迅的文章中寻找启发，学习着如何去用文字抗争。其中1957年发表的《奇妙的工作》，就是从鲁迅短篇小说《白光》吸取的灵感。

在这本书中，大江健三郎将二战后的日本学生描述成丧失敌意的狗，在“监禁”下没有个性、麻木不仁，注定没有任何未来。这样发人深省的立意，也让大江健三郎名声大噪，获奖无数。

但他将发表后的小说拿给母亲看时，母亲只说了一句话：

“你离鲁迅还差得太远。”

鲁迅是大江健三郎生命中的精神导师，晚年的他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12岁时，第一次阅读的鲁迅小说中有关希望的话语，在将近六十年的时间内，它们一直存活于我的身体之中，我一生都在思考鲁迅。我的血管里流淌着中国文学的血液，我的身上有着中国文学的基因。”

2009年1月，大江健三郎受邀参观鲁迅故居和鲁迅博物馆，在最后摄影师安排一行人拍照时，却发现原本应坐在中间位置的大江健三郎不见了踪影。直到大家转身寻找时，才发现这位老作家正埋头蹲在坐像右侧，泪流满面。

后来，在观看鲁迅手稿时，他也是匆匆看了一眼就赶快放下，生怕自己再度情绪失控。

作为文人，他们并不是最接近于历史真相的一个群体，但他们往往又最能深刻体会到历史变革带来的剧痛，并通过文字让这种教训和经验传递出去。鲁迅是如此，大江健三郎同样是如此。

不过虽然“师从鲁迅”，但大江健三郎的作品在中国其实一直不算热销。一次在北京参加活动时，大江健三郎也曾调侃，说看到身为同行的村上春树在中国如此受欢迎，自己甚至有些“嫉妒”。

沉重的文风，针对性极强的话题，种种因素叠加，使大江健三郎的作品在知识界大受欢迎，却一直无法彻底走入大众视野。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中国，在日本甚至全世界也是一样。

只是大江健三郎不会想到，生前“不太风光”的他，却会在逝世后在中国引发一阵罕见的热潮。

今年3月3日，88岁高龄的大江健三郎辞世，没有病痛，是寿终正寝。

也就在这一天之后，中国互联网开始大量出现关于大江健三郎的纪念文章、视频，网民们纷纷留言哀悼，送别这位勇敢的反战文人。

当然，在众多正面评论中，也不乏一些另类的声音。大江健三郎是日本人，身为中国人，我们不去关注自己国家的优秀作家，却在这里为了一个“曾经的敌人”缅怀，这只是毫无风骨的跟风。

甚至，像元谷外志雄当年的那般言论也再次出现：

“他反战只是为了救活日本，并不是有多热爱中国。”

说出这句话的人，并不了解大江健三郎，更不会知道他和中国的渊源，不止一个鲁迅那么简单。

1960年，25岁的大江健三郎随日本文学家代表团访问中国，并留下了与毛主席的合影。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时期中日关系并未破冰，甚至还没有恢复邦交。

大江健三郎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用实际行动反对《新日美安保条约》的签订。这份条约的具体内容有很多，其中就包括针对钓鱼岛的干预行动。

大江健三郎知道，如果这份条约落实，那很有可能再次导致一场战争。所以他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就是为了传递另一种正确的声音：

“日本侵略了中国，所以，未来的中日应该和平、友好下去。否则，日本的未来是不幸的。所以，我希望中日两国年轻人更好地交流、合作。”

大江健三郎，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和平使者，正义使者。

也就是在大江健三郎出访中国的1年后，毛主席在又一次接见日本客人时，说了这样一句话：

“过去的战争应由日本军国主义负责，而不应由日本人民负责。”

自始至终，毛主席都是理解日本人民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和大江健三郎一样，深受战争带来的苦楚。中日两国的人民，从来都不是敌人。

抗日战争期间，毛主席曾在延安宝塔山开办过一所人类战争史上独一无二的学校—日本工农学校。上千名日军战俘于此接受教育、改过自新，有人还再次返回前线，成为一名光荣的八路军战士。

毛主席曾亲笔为该校题词:

“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个敌人,就是日本军国主义！”

在1936年接受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毛主席又将宽容的对象群体再次扩大：

“我们对于日本无产阶级的士兵并无冲突，我们要用一切方法使他们站起来，反对他们本国的法西斯压迫者。”

要知道无论是1936年还是之后的1961年，当时中国百姓对于侵略者的恨都是深入骨髓的，他们亲身经历过战争，做不到轻易去原谅曾经的敌人。但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毛主席冒着“不被理解”的风险，说出了最公平的话。

近代史的百年屈辱，一切源自闭关锁国。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但不能把自己套牢在历史之中，不接受新的外交。不管是谁，只要他们愿意承认侵略的历史，愿意改过自新，我们就能给予理解。

只有不断强大，才是避免重蹈覆辙的唯一途径。

正是毛主席的气度，为新中国打开了外交之门。从尼克松到田中角荣，都是被这种宽容所打动，开启了访华行程，全力与中建交。

曾经担任过侵华日军陆军中将的远藤三郎，晚年因为十分悔恨自己的行径，几次返回中国进行道歉，并致力于中日友好。他也曾有过担心，害怕两国之间的嫌隙无法消磨，甚至担心中国会抓住机会对日本也进行一次大型的战争。

但当他真正到过中国后，这个疑问彻底解开了：

“一国国民从孩童时代就彻底地接受国际友好、发动侵略战争的军队必败等内容的教育，像这样的国家会去侵略别的国家吗？”

正是因为我们的气度，才让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站在正义的一边，去反思，去忏悔。远藤三郎如此，大江健三郎也同样如此。

随着国家的复兴，我们仍然需要新时代中像鲁迅那样的声音，时刻提醒自己。自然，我们也需要大江健三郎的声音，让他把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座谈的感受告诉日本人民，让他们也不要忘记历史。

历史，总要有人去还原，用不同的声音去还原，代代传递，永恒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