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级战犯、原侵华日军十五军司令官牟田口廉也晚年在自己的笔记中谈到“卢沟桥事变”时曾写了这样一段话：

“大东亚战争，要说起来的话，是我的责任，因为在卢沟桥射击第一颗子弹引起战争的就是我，所以我认为我对此必须承担责任。”

1937年7月7日晚19时30分，日军驻丰台河边旅团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在卢沟桥以北地区进行以卢沟桥为假想目标的军事演袭，可就在当天晚上11时，该中队中队长清水节郎宣称一名士兵丢失，无理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被驻扎宛平的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严词拒绝。

时任北平市代市长的秦德纯为了避免事态扩大，与日方商定后，各自派人去调查。

1937年7月8日凌晨，时任河边旅团第一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也便赶往事发地点，在提出无理要求无果的情况下，下令向宛平城开炮。

据说就在炮击宛平城时，那名脱离部队的日本士兵，其实已经回到了部队中。

日军心思之歹毒，由此可见一斑。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日本人从来不愿意清晰的定义自己发动侵华战争的事实，而是一概推诿为事变，以掩盖他们发动侵略战争的事实。

比如，九一八事变中，日本关东军岛本大队川岛中队河本末守中尉率人刻意炸毁了位于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一·二八淞沪抗战前夕，川岛芳子唆使2名日本日莲宗僧人与3名日本信徒到上海公共租界东区（杨树浦）的华界马玉山路的三友实业社总厂去闹事（日僧事件）。

事实上，已经有不少学者指出，应该纠正这样一个错误。

就在“卢沟桥事变”之前，日军已经连续两次阴谋发动“丰台事变”，并用卑鄙的手段谋夺了丰台。

特别是第二次“丰台事变”中，因日侨森川太郎闯入二十九军驻丰台军营无理取闹，与卫兵殴斗被刺伤。引发冲突后，牟田口廉也就曾率领一个大队赶赴大井村，与29军展开枪战。

牟田口廉也大概也是从类似的事件中吸取了相当的经验。

一个小人物的影响力。

“卢沟桥事变”中，也有一个小人物，即那名走丢的日本士兵，事实上，就在“卢沟桥事变”后不久，那名离队的日本士兵就已经归队了。

而且这个消息也不是我方调查得知，而是由日方披露的。

1938年6月，日军前线指挥官一木清直在接受《朝日新闻》采访时就指出：

“当时接到报告士兵已经回来了。”

这名消失了的上兵，名叫志村菊次郎，又译志明菊次郎。

事发时，志村菊次郎只是日军第一联队第八中队的一名二等兵，入伍才四个月。

网上不少文章中，对于志村菊次郎如何参军？如何到中国？，有详细的讲述，不过当故事看一看就可。

志村菊次郎，相比于在“卢沟桥事变”这件事，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因此在诸多记载中，并没有他详细的生平记录，唯一能知道的是，他是1916年出生，大阪人（也有一说是东京人）。

一直到“卢沟桥事变”前夕，志村菊次郎都只是一个小人物。

日军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以后，就把触手伸向华北，并谋划在华北扶持伪政权，期间双方有过反复的摩擦与交手。

1933年1月至5月，日军进攻山海关，围绕长城一线，中国守军与日寇奋战了五个月，终因双方巨大的实力差距，加上国民政府始终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终于宣告失败。

长城一线失守以后，日军对平津逐渐形成了包围态势。

在后来陆续几年时间里，日军大量运兵入关，至1936年已经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包围了北平。

为了给自己的侵略找到合理借口，日军开始数次挑衅，谋划制造各种事变，之前我们谈到的两次“丰台事变”，即是如此。

1937年6月，为了进一步胁迫29军屈服，日军开始在宛平城外展开挑衅式军事演习。

7月7日晚，日军照例在宛平城外举行军事演习，就在当天晚上，志村菊次郎因为拉肚子，不得不脱离队伍去解决，后来又因为走错了方向，耽搁了归队的时间。

可这却给本来就已经筹划多时的日军一个完美的借口。

当时，日军第八中队中队长清水节郎发现志村菊次郎不见以后，立即报告了第三大队大队长一木清直，这位侵华日军的指挥官以他特有的敏锐，立即就下令第三大队进入全员战备的状态。

在做好一切进攻准备后，一木清直才报告了牟田口廉也。

7月8日凌晨4时，“战争狂人”牟田口廉也一听说消息，立马就飞奔到第一线，要求中国守军让开宛平东门，在被拒绝后，牟田口廉也于4时23分下令炮轰宛平城、

这当中仅仅只有20分钟的时间。

事实上，当时志村菊次郎就已经回到了部队。

一木清直在1938年6月的采访中称：

“当时接到报告士兵（志村）已经回来了，没有异状。但是，我的想法是连队长让我就此事（和中国方面）进行交涉，如果就这样算了，中国方面会怎样宣传就不知道了。此前的‘丰台事件’就是例子，也许会让他们产生——只要敢真枪实弹地对付日本军队，就可以让演习的日本军队逃跑这样的概念吧。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对日本来说是一件很遗憾，丢脸的事情。所以，我方决定占领一文字山（卢沟桥和北平之间的中方阵地）然后再进行交涉……”

日本本来就有意扩大事态，因此在“卢沟桥事变”后，一面提出“事态不扩大”的方针，麻痹世界舆论，麻痹国民党当局，一方面从山海关调集重兵。

尽管后来，北平当局与日本达成了协议协商解决，可日军并没有履行诺言，反而持续向我军发动进攻。

7月16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蒋介石庐山抗战声明》，号召全民族抗战。

7月31日，蒋介石发表《告抗日全体将士书》，抗战全面爆发。

那个引发全面抗战的小人物，志村菊次郎被日军保护起来，当然他并没有受到惩罚，反而是被认定为有功。

抗战全面爆发后，志村菊次郎被“奖励”回国，对外宣称退出现役，被遣送回国。

与同期入伍的战友相比，志村菊次郎日子就要过得滋润的多，毕竟他什么也没干，就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可这“滋润”的日子前后也只过了几年。

抗战打了几年以后，日本国内越打越穷，人也越来越少。

为了弥补前线兵力不足的问题，志村菊次郎又一次被征召入伍，加入日军第十八师团。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第十八师团，是参加南京大屠杀的主要日军部队之一。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第十八师团参与了入侵东南亚的战争。

当时，美国、英国支持中国牵制日军主力，因此通过滇缅公路、驼峰航线（当时海上的通道已经被完全切断）源源不断的给予军事物资，中方作为盟军之一，也派出远征军开赴缅甸。

1943年3月，日军第十八师团在北缅布防，为了打乱日军部署，英军在胡康河谷附近空降成功，为了牵制日军第十八师团，史迪威率领装备精良的新一军发起了牵制攻击。

可没有想到的是，因为新一军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原本是配合发动侧击，后来逐渐承担了主要的作战任务。

整个胡康河谷战役持续了大概有半年多，日军第十八师团被揍的丢盔卸甲。

据说也就是在这一战中，时任新38师师长的孙立人下令，将日军第十八师团凡是去过中国的俘虏全部处决。当然，这个故事并没有任何史料能证实。

有意思的是，志村菊次郎后来的遭遇。

志村菊次郎本来只是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日军十八师团整个溃退，志村菊次郎也只能跟着一起溃退，结果半道上腹部中了一枪，血流满地。可面对中国士兵的追击，他也只能忍着剧痛继续跑。

东南亚的原始丛林，闷热潮湿，志村菊次郎的伤口很快溃烂，他自己也没有力气了，后来又陷在了泥沼中，怎么也爬不出来。

不得已的情况下，志村菊次郎向追击过来的中国士兵求救。

只不过，没有人愿意救这个侵略中国的鬼子兵、

志村菊次郎后来陷在泥潭中，越陷越深，直至被憋死。

据说在上世纪60年代，一个撤往台湾的原新38师士兵回忆，当时志村菊次郎死在泥淖中后，他们一行人拖出了他的尸体，并在他身上搜出了一张照片，上面写着“志村菊次郎”的名字。

当时，有不少老兵都记得，“卢沟桥事变”时，日军失踪的那名士兵就叫志村菊次郎。

“他不会就是卢沟桥那个失踪的日本兵吧？”

不过，那会儿大家都没有细致的研究这个事儿，一直到许多年以后才又重新翻出来。

话说到最后，还有一些人的的结局的说一说。

时任日军河边旅团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中队长的清水节郎，该人后来无具体资料证实其结局，据说在“卢沟桥事变”当天，该中队就在中国军队打击下全军覆没。

第三大队大队长一木清直是“卢沟桥事变”日军前线指挥官，1942年8月的瓜岛战役中，已经晋升大佐的一木清直率先头部队登岛，不等后续部队抵达即发起进攻，结果死在瓜岛，死后追晋日军少将。

第一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因“卢沟桥事变”有功，晋升飞快，曾任驻缅甸第15军司令官，下辖三个师团，在1944年的“鸟号作战”中，牟田口廉也自己指挥失误，坑死了日军十五军上万人，至死都不认账。

尽管牟田口廉也被定为甲级战犯，但大概是考虑到他坑死十几万“同胞”的事儿，后来获得假释，一直活到了1966年病死。

另外还有一个级别最高的，河边旅团旅团长河边正三，这货一开始是被定为甲级战犯嫌疑，东京审判时师坐在证人席上，日本右翼势力推他做证人，是想谎称“卢沟桥事变”是中国军队发起的，结果被中方派出的证人驳斥的哑口无言。

河边正三害怕自己因“卢沟桥事变”的事情定罪，仓皇走下证人席，1965年病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