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5月，山西新军212旅奉命自沁源南下，配合兄弟部队开辟岳南根据地。在日军9月的大扫荡中，由于误判敌情，指挥失当（当时孙定国旅长到三八六旅开会未归），于9月23日，旅主力2000多人被日军奥村旅团合围于山西浮山县境内的佛庙岭，经过一天激战，才在夜色掩护下，分散突围。
此役，212旅损失惨重，旅锄奸科长刘培久、旅司令部通信参谋梁廷珍、十一连政治指导员张春虎等以下200余人牺牲；旅参谋长涂则生、旅政治部副主任赵征夫、五十六团政治主任肖平等以下100余人负伤。
五十六团副团长熊言顺、旅卫生部政委薛希文、旅作战参谋毕国桢、侦察参谋王敬堂等以下100余人被俘。日军把这100多被俘人员押送到了东北抚顺煤矿强追劳动，他们中的党员两次组成党支部，领导被俘人员同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被俘后又逃回的旅部收发员贾坤南详细记述了被俘、押送抚顺、以及在抚顺斗争的详细经过。
一、陷入困境，正气犹存
1941年9月23日，212旅各团掩护旅部到达佛庙岭，旅直机关按照命令迅速向岭北撤退。当战士们冲到沟口时，敌人已堵击上来。旅直机关人员和3个团的后勤人员都被压在段峪小南沟里，情况十分紧急。旅直机关人员由马苏义(马是支部委员，政治部技术书记，机关工作人员班长)提议，首先把文件烧掉。贾坤南(原名张魁南，旅收发员)梁义江(译电员)、吕希超(文书)、武绍良(测绘员)参加烧文件，把4个挑夫所担连同随身带的文件全部烧掉，然后隐蔽在一个破窑里。
敌人搜索时，因到密洞里去抓鸡，发现了手无寸铁的我们，便把我们押解到沟口打麦场上。后又陆续押来10余人，都是旅部的勤杂人员。在当天敌人登记时，我们化名：马苏义改名杨三春，报上士；贾坤南改名贾奎来，报勤务兵；吕希超改名丁希超，报一等兵，都说是从阎锡山部队来的新兵，并以当时新发的衣服骗过了敌人。
9月24日，我们被押到王村，在这里我们见到旅部参谋毕国桢和王敬堂以及旅警卫连的10余人，还有刚解放不久的阎锡山顽军士兵数十人。在这里，敌人又搜了一次身，把我们关进两个窑洞里。看管的除日军外，还有曲沃县警备队。毕国桢同翻译官拉上东北老乡关系，董洪波也和警备队的人攀上了乡亲关系。
当天又被押到安泽县府城镇，我们被关在一所像库房的大房子里。一同关在这里的还有五十六团副团长熊言顺和供给处、卫生处的一些同志。
9月25日晨，敌人让我们排成队训话。敌人挥着洋刀叫喊“谁是共产党，出来的有赏”；“不说统统的死了死了的”。大家相互看了看，没有一个出声。敌人拉走一个岁数大的来逼大家，还是没有人作声。然后敌人把我们押上了3辆汽车送往临汾收容所，关在一座大院的东排房里(现在是临汾地委党校南院的家属宿舍)，在这里敌人让我们做操，学唱日本歌，看管也松了一些，来往碰面的机会也多了。
在传话中，大家得知毕国桢已同敌人住在西边里院，董洪波由他父亲(据说是曲沃县维持会长)接走。大家对他俩不放心，生怕真实身份暴露，就互相嘱咐：“谁也不能出卖人”；“谁也不能供认自己是干部”；“要同生共死”。就这样在这里住了7天，敌人又把我们押上铁笼式的火车，连夜运到太原，关进集中营(现在是小东门监狱)。
在太原我们同国民党九十八军被俘的数千名官兵住在一个大院里，前后住了22天，在这里我们212旅被俘人员住的是席蓬子，国民党九十八军军官们住的是房子。吃饭在大操场排成队，由被俘的伙夫发给每人一个窝头，还给点咸菜。王敬堂作为伙夫被选进厨房。
后来，敌人押送俘虏去东北，我212旅的一百多俘虏主动挤在一个车厢里，计划在寿阳一带打死日本兵跳车逃跑。但由于没弄清何处是寿阳山区，计划未能实现。
途中被俘战士们才得知，敌人要把他们押送到抚顺煤矿下窑干活。王敬堂从国民党九十八军那里得知，军官不下井干活，于是他到抚顺作详细登记时，就自报是中校参谋，因而取得阳工号头，还当住房班长管俘虏。从此，这些被俘的抗日战士便作为特殊工人，下坑劳动了。
二、组织起来，进行斗争
在抚顺煤矿暗无天日的井下，被俘战士们不仅要干着最沉重的劳动，还不停地遭到敌人和把头打骂，每日劳动所得，壮工是伪满币5角，童工4角。一个2两重的窝窝头，卖5分洋钱，干1天只够买8-10个窝窝头。省吃一点才能买点咸菜或豆腐。
井下劳动，每日常是12小时左右，安全又不好，常有伤亡事故。名义上敌人把我们当作工人看待，实际上仍当作犯人监管劳动，没有人身自由。在此情况下，熊言顺、王敬堂、马苏义等同志根据大家的要求，把原部队的党员组织起来，酝酿成立党支部。此时高光鉴(原五十六团十二连政治指导员)、李新民(太岳军区后方医院院长)等10多人，从临汾直接押来煤矿，两部分人合在一起，正式成立了党支部。熊言顺为支部书记，马苏义为组织委员，高光鉴为宣传委员，王敬堂为军事委员，李新民为后勤卫生委员。高、李2人报排长、医生，也取得阳工号头，以方便活动。支部下设五个小组，约30余名党员。
支部成立以后，活动就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了。我们打着老乡的名义积极联络党内外的同志，也联络其他部队的同志，包括国民党九十八军的抗日士兵。根据住地情况，组织起10来个班，100余人，作为斗争的骨干。党员们积极开展宣传教育活动。为了准备暴动，同志们用钢筋造了许多铁棍、扎枪，并用交来的党费和捐款购买了地图和一些药品。经过月余酝酿准备，在党支部领导下，于1941年12月21日举行了暴动逃跑。
这次暴动，我们没有攻击敌人，只是三五成群冲出矿区封锁线，在预定的小街集合。集中后，领导同志简明讲清行动的目的及路线，便急速出发。我们渡过拦腰深还有冰块的浑河，找了个当地人做向导(他带了段路就跑了，并去告了密)，我们一夜只走出五六十里，拂晓到达抚顺县三家子村休息。老乡给我们做饭吃，同志们烘烤湿透了的衣服鞋袜。天刚亮，当我们准备继续行动时，满载伪满武装警察的3辆汽车飞驰而来，急速包围了村子，我们也紧急向村后山头撤退。刚到半山，敌人已从山顶压下来，我们只好就地隐蔽待机行动。敌人搜山时，不少同志还同敌人搏斗。因为我们没有武器，加以敌众我寡，大部分人当天被擒。冲出包围的几名同志，在日伪的并村管制下，也被警察或民团逮捕。
在这场搏斗中，有的同志负伤了，传说有个同志牺牲了。后来在押回途中，同志们暗暗传话：“要推说领导人是王振，已被打死了”；“我们要保持革命情操，不能出卖人”；“要死一块死”。这次先后被捕的共49人。其他未被抓到的和逃跑未到目的地的，因走投无路又悄悄返回了煤矿。被抓回的人，开头被关在抚顺县警察局看守所。经几天提审后，大部分又被押到抚顺市宪兵队。县看守所只留下敌人认为是关系不大的小孩子，如田玉中、苏世宏、贾坤南等10余人。
当时提审主要问谁是头领？为什么要跑？大家都说头领是王振，因为吃不了苦，想回家，所以才跑。但这样说骗不了敌人，结果大多数人在受审中遭到毒打、电刑、灌凉水等。宪兵队在矿上查明了南平(王敬堂化名)、高光鉴、李新民的身份，还有逃跑那个向导证明南平是头领。这样，他们3人才招供自己是逃跑的组织者，把责任拉在他们身上，敌人才放松了对其他同志的审讯。后来把他们3人判了刑。其他的46名同志坐牢52天，又经过敌人严厉训诫后，重新押回原矿强迫劳动。
暴动是失败了，但对敌人的震动很大。敌人统治多年的腹地起火，按他们的说法，这么多“反动分子”逃跑还是第一次，一度导致山海关至东北的铁路中断。暴动也震动了矿区，对广大工人和当地群众是一次“我们是中国人的教育和启发。
三、接受教训，取得胜利
重返煤矿后，敌人对我们实行高压严管，更残酷地进行剥削，强迫我们超过12小时的劳动，还不准请假休息。把头和帐房先生天天到工房查看，谁要没下井，不是骂就是打，有病也难逃他们的折磨。敌人为了加强管制，还派了一个国民党少校营长，住在我们工房里当班长，日夜催促我们下井干活。
起初，同志们对暴动失败还有埋怨情绪，但活生生的事实教育了大家，许多同志意识到不反抗、不斗争就没有活路。这时我和马苏义、张士俊等同志商议，决定重新恢复党的组织，成立了临时支部，推荐马苏义为支部书记。支部下设两个小组：第一组贾坤南、马苏义、梁义江、吕希超、丁鳌；第二组张士俊、吴类清、张敬业等4人。
后来在老虎台又成立了一个小组，原212旅民运干事张炳林同志为组长。为了壮大力量，行动也比较隐蔽，我们组织了“复兴中国友爱会”(简称乡友会)。这个组织没有具体形式，党的领导人和党的活动分子以此作为联系群众的公开旗号。当时曾议论过，在实际行动中以马苏义为总负责人、贾坤南负责组织、丁整负责联络宣传、任学发(原五十九团供给处长)负责后勤供给。龙风坑由雍梁栋(原五十九团卫生处政治指导员)负责，老虎台由张炳林负责。冀中军区的人由田玉中(原冀中军区译电员，化名田春)负责。晋西北的人由李育才(原决死二纵队八团二营副营长)负责。
一开始敌情对我们很不利，群众也对我们有埋怨情绪。我们先做党员的工作，再有选择地找个别可靠的对象秘密接触。这样工作了一段时间，群众转变还不大，直到武绍良饿死、李关生病卧不起，群众情绪才开始扭转。接着井下发生几次事故，大家觉得不斗争就活不下去，人们的同情心和反抗心才又重新抬头。
党支部趁机发动大家团结互助，李关生卧床数月，就是靠大家互相帮助才维持了生命。党支部研究了各方面的情况，提出了“反打骂、争人权、反饥饿、要活命”的斗争口号，发动群众三三两两地向把头、向敌人要求保证生命安全，要求医治疾病，要求发给应得的工资，要求改变童工号头。虽然当时没有收到多大的成效，但总算我们有了团结一致的斗争目标了。
春来农忙，附近村庄都需要些临时小工，干1天能挣1元多钱(童工也能挣1元上下)，还是当日付钱。这件事被党支部知道后，经研究，同意大家出去做小工，以此发动群众同敌人展开消极的经济斗争。开始，党员带头干，给班长点小意思，报个病号不下井，偷干两天小工，再下两天坑，避免敌人怀疑。后来大家找到窍门，采取装病，或把手指、脚指故意砸伤，报病号伤号，这样不下坑既能领到4角钱的伙食费，还能偷偷地去做小工。但不久便被敌人发觉了，把头提着皮鞭子到工房恶狠狠地打不下坑的人。有一次打得大家起火，大家起来把他团团围住，夺了他的鞭子，同他展开说理斗争，当时把头并不示弱，扬言要报告日本人狠狠地揍我们。后来听说敌人怕闹事，未加追究，还答应给我们看病，把卧床数月的李关生送进医院，对我们的月薪也有所增加，还改了几个童工号头。
我在当时是童工，采取砸伤手脚贩类糖果、纸烟同敌人斗了一段，同志们借给我几元钱，让我从抚顺市买来一些小货物，到各工房零卖，赚点小钱维持生活，还能联系群众做点宣传工作。
随着农忙季节过去，用小工的也少了。于是我们便忍着一切，多上班多挣些钱，为下次逃跑作准备。当时的情况不允许我们持续地搞对抗性的斗争。党支部分析了情况，认为要搞斗争，还是要得到当地党组织的支持和领导，才不至于再犯盲动错误。我们曾发动大家广泛同老工人接触，有人说我们是八路，我们就承认，趁机说清八路军抗战的事迹。但活动没有结果。后来经过研究，一致认为我们的牌号不对，我们是特殊工人，又暴动过，就是当地有党组织也不能轻易同我们接头。
正在为难之时，马苏义试投一信给山西省平遥县大胜兴(我旅军用合作社的对外商号)想同部队取得联系，不料我们竟收到孙定国旅长给我们的复信。现在能记起的大意是：
“英哥(旅政委马英)会打算盘，孙哥(旅长孙定国)仍执掌柜面，佩兄(政治主任朱佩瑄)已办货回来，老赵(旅政副主任赵征夫)病了一场……望你们能办齐货早日回来……”
信中还说：“今年生意兴隆，盈利颇佳，资本已超过1800”。这封信给了我们莫大的鼓励，也给我们以希望，进一步激发了我们进行逃跑斗争的信心。我们立即按照要办货回来的指示，安排着我们的行动计划。
接受上次教训，我们不能再成批地逃走了，只能是个别的或三俩人走。为此党支部号召大家，多干些活，多准备点钱，多方面找人打听逃走的门路。我和田玉中为找门路，被黑狗抓到黑牢坐了两天，后来把头招领才回到矿上。其他同志也碰到过此事。但我们并不灰心，后来丁鳌认识了一个老工人，介绍了一个姓鲁的山东人，说他能保送我们出去，送走一个酬金20元；他负责帮助购买汽车票、火车票，并保送到可以通行的地方。我们就是通过这个关系，有计划有组织地陆续逃跑归队的。
为了不盲目行动，马苏义、任守文先闯出去探路。他俩到天津杨村砖瓦厂落脚后，给我们来了信，我们才放心地依靠这个关系组织逃跑。谁先走谁后走由丁鳌安排，经济不足的由任学恭筹划互济，丁鍪、任学恭后逃出。这样，从1942年7月到10月，先后逃出二三十人，除个别回家外，大都回到了原部队。
归队的同志，经过党组织和部队领导审查以及互相证明后，都分配了工作，一些党员也先后恢复了党籍。马苏义、贾坤南还到被俘地点挖出当时埋的笔记本、收发文薄及钢笔。他们先后又下连任职，重新拿起武器同日军战斗。
关在奉天监狱的3个领导同志，李新民受折磨死在狱中；王敬堂、高光鉴于1945年8月被苏军解放出狱，并在苏军帮助下，组织了一支部队，由一个连发展到一个团，王敬堂任团长，高光鉴任政委，他们都参加了全国的解放战争。此外，被俘的薛希文等同志，于1942年秋天也从抚顺煤矿逃了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