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所谓“人文”，其实本是“神文”，或者说得准确一点，是竭力挣脱“神权”而又离不开“上帝”的“人文”与“神文”的混合物。 我们看看西方的所谓“人文精神”的来源。14世纪至16世纪，以复兴湮没千年之久的希腊、罗马古典文化为外观的文艺复兴运动，首先在意大利兴起，进而扩展到整个西欧。此前，欧洲曾发生过多次“文艺复兴”，如公元8世纪、9世纪的加洛林“文艺复兴”和12世纪的“文艺复兴”。而这次发生在中世纪末期的“大文艺复兴”，具有文化转型意味，它反映了新兴市民阶层冲决封建罗网的要求，高张“人文主义”旗帜，赞扬人的价值与尊严，其著名口号是“我是人，人的一切特性我无所不有”，并由此倡导人权，以与中世纪君临一切的神权相抗衡。以此为开端，意大利各大学增设修辞学、哲学、天算学等世俗学科（即人文学科），从而对神学在大学里的绝对地位提出挑战。文艺复兴运动还针对教会宣示的禁欲主义，力主追求人的现世幸福，论证个人自由发展的合理性。反对以神为中心的经院哲学和禁欲主义的人性论与个人主义，构成文艺复兴时期市民世界观的基础。文艺复兴运动是欧洲走出中世纪、跨入近代社会的先声，而人文主义则被视作欧洲近世文化精神的前奏曲。 可以看出，西方的所谓人文主义，其理论框架是“人和神的对抗”。具体地说，就是以现世主义和天堂对抗，以个人主义和教会的宗教群体主义对抗，以享乐主义和教会的禁欲主义对抗，以人权和神权对抗。 中国的人文主义，其理论框架与此大相径庭，因为我们这里没有宗教传统，没有一神教，我们的人文主义无法建立在人与神对立的理论框架下。可是既然是人文主义，就一定要强调人的地位，人的尊严，事物是相比较比较而存在的，中国的人文主义没有神作为对立物，它拿什么做自己的参照物呢？——动物，畜牲。中国人谈到人的时候，说的是和动物不同的所谓“万物之灵”。人兽之辨是中华人文主义的起点。所以西方人骂人最难听的话是“魔鬼”（上帝的对立面），而中国人骂人最难听的话是“畜牲”（人的对立面）。中国的人文主义缺乏西方人文主义的强烈对抗色彩，突出的只是人与兽的差别，所以强调道德（兽类无所谓道德），没有天堂，所以强调世俗，没有宗教式的禁欲主义，也就没有纵欲作为反弹，没有宗教式的禁锢和压迫，也就没有西方人的那种对极权的刻骨仇恨。中国人之所以比较中庸，也是因为古代没有欧洲中世纪那种极端的黑暗和压迫，再加上历史悠久，看见过各种走极端的不良后果，因此办事总是留有余地。 当然，人文主义作为世界潮流，总有一些人类的共识，比如人的权利，人的尊严，人的幸福等等。但是在具体的理解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还是有差别的。西方人所谓的“人”，指的是单个的人，他们说的权利、尊严、幸福，指的是个人的权利、尊严、幸福，而实际上个人的权利、尊严、幸福与群体(国家、民族、集体)的权利、尊严、幸福是分不开的。中华文化对历来重视群体，比如“民为邦本”就是中国人文主义的伟大命题，但这里说的“民”并不是指单独的个人。因此，以西方的人文主义为标准答案，来衡量和评判中国的人文主义，不合情理。 问题是，西方文化几百年来过于强势，以文明灯塔自居，凡是和他们有差别的地方，都被他们说成是愚昧。这就成了文化霸权了，而文化霸权本身才是愚昧。有位网友（方爸）在我的评论区写道：“越是原始的文明，对环境及同类是越警惕的。所以西方人肯定是比较原始的文明。”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你会发现西方人文主义的基调是人与人的相互不信任，总是把谁都当成贼防着。这与宗教也有关，人与人互不信任，就更信上帝了，上帝乐见人与人关系的疏离。所以西方文化从根子上就是一种挑拨离间、搬弄是非、唯恐天下不乱的文化。你看中国公知的言论，是不是总在挑拨？中华文化的基调则是人与人要互相信任，防人之心放在第二位。你能说西方文化比中国更文明吗？我很赞成吸收西方人文精神的积极成分。比如他们对于个人的主体性和个人权利的强调就有借鉴之处。但这是互相学习，不是一方吃掉另一方。西方的人文主义是打倒了宗教的压迫，却继承了神权排斥异教徒的霸道作风，继承了人与人关系冷漠的传统。 2024,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