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期间，当美国媒体为纳粹间谍的威胁而焦头烂额时，而苏联特工却在美国本土悄悄地进行着他们自己的间谍活动。/ © 2023 Curt Merlo, c/o Theispot
二战期间，轴心国的间谍活动引发了媒体恐慌，但业余的德国特工却 “令人大跌眼镜”。
原作：萨姆-莱博维奇博士
历史学教授
乔治梅森大学历史学教授
珍珠港事件五天后，一位名叫埃德蒙-卡尔-海涅（Edmund Carl Heine）的美国公民被判为纳粹从事间谍活动。他与纳粹特工网络的其他 32 名成员一起被捕。杜肯间谍网--后来被称为杜肯间谍网--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间谍案，也是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的主要成就之一。
然而，就在原子弹落在日本并为战争画上句号的三个月后，海涅成功地对他的定罪提出了上诉。是的，他确实将美国航空工业的信息传递给了德国人。但所有这些信息都是从公开渠道收集的，没有一个是秘密。战争期间，这位五十四岁的前汽车公司高管因违反《间谍法》而入狱，后被释放。他一直被认为犯有间谍罪，直到他无罪释放。
在美国参战前的几周里，鲜为人知的海涅案煽动了人们对轴心国间谍和破坏分子的恐惧，助长了对国家安全的新一轮关注。
案件的细节和最终的逆转揭示了间谍活动对美国的战争努力实际上构成了多么小的威胁。
海涅 1891 年出生于德国东部，但他的一生却被 20 世纪的全球潮流所塑造。23 岁那年，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几周，他利用边境开放的最后几年移民到美国，以逃避一场强迫婚姻--他在作为五金推销员旅行时使一名酒吧女佣怀孕。他在去美国的船上结识的朋友帮他在底特律的一家五金店找到了工作。在农场短暂工作后，他进入汽车行业工作，并迅速晋升到福特公司。
六年后，海涅幸运的人生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障碍： 福特解雇了他。虽然六年后海涅被指控犯有间谍罪，但他被解雇的确切原因一直没有得到澄清，而这一事件也成为了争议的焦点。海涅的说法强调了他的爱国主义，并将自己塑造成福特努力安抚纳粹政府的受害者。他声称福特想让一名德国公民担任德国业务的负责人，并命令他如果想保住工作就必须放弃美国国籍。他还声称，纳粹抵制与他的任何交易，因为有传言说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制造过美国军火。福特公司的高管对这一说法提出了质疑，认为海涅 “与德国当局不和”，是因为他与福特公司在荷兰的经理非法兑换了外币，而且当他被委以重任时，他变得令人难以忍受，略带黏糊地自我吹嘘。无论如何，海涅都失业了。
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地缘政治动荡中，他无法重新建立自己的事业。1935 年，他前往西班牙监督克莱斯勒经销商装配厂的建设。但西班牙内战爆发后，他乘坐一艘美国战列巡洋舰逃往安特卫普。随后，他被派往北非执行任务，但由于政治动荡和国际汽车市场的崩溃，他的任务失败了。1938 年，克莱斯勒解雇了他。海涅带着妻子和三个孩子回到了巴伐利亚的家中，在那里他们依靠自己的大量积蓄度过了和平时期的最后时光。
1939 年底，纳粹入侵波兰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驻慕尼黑领事馆联系了海涅，告诉他如果不返回美国更新护照，就有可能滞留在欧洲。海涅开始计划再次横渡大西洋。1940 年 3 月，海涅在做安排时会见了大众汽车公司的高管，后者请他在美国期间为他们做一些工作。他要收回付给美国公司的一些定金（合同在敌对行动爆发时被毁坏），并收集有关美国航空业的信息。大众汽车公司与纳粹战争机器关系密切，它想知道美国公司生产的飞机类型和数量、飞机工厂的位置和产能、不锈钢还是铝是首选材料、飞机是如何焊接的。正如海涅所说，他们希望 “相当全面地了解美国的飞机情况”。
1942 年 1 月 2 日，埃德蒙-卡尔-海涅（Edmund Carl Heine）和他的杜肯间谍网成员被判处 300 多年监禁。/由联邦调查局提供，维基共享资源
不可否认，“纳粹间谍网 ”带有不祥的色彩。但总的来说，纳粹在美国的情报工作是滑稽无能的，与其说是超级大坏蛋，不如说是克林克上校。在美国建立一个强大的间谍网络从来都不是德国政权的首要任务。没有人想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覆辙，因为当时刺探美国人情报的努力只会激怒美国人，并将他们卷入战争。再加上纳粹国家各部门之间通常存在的紧张关系，在这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对间谍的支持仍然是模棱两可的。因此，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纳粹的间谍活动都是小打小闹。
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末，当战争升级，人们可以放弃谨慎时，再培养具有足够深厚隐蔽性的特工就为时已晚了。因此，纳粹情报部门依靠的是一群杂乱无章的业余特工，他们中没有一个真正能胜任这项任务。
以 Guenther Rumrich 为例，他是一个酗酒的洗碗工，曾两次加入美国陆军，并两次擅离职守--第二次是在挪用公款之后。1936 年，鲁姆里奇读了一本一战期间德国情报局局长的回忆录，受到启发，他给一家纳粹报纸写了一封信，谎报军衔，表示愿意为第三帝国服务。他说，如果你们想要我，就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个人广告，招聘西奥多-科纳。四月份，广告连续刊登了四天，鲁姆里奇被录用了。
但鲁姆里奇做不了什么。他阅读了报纸和有关美军的公开报道，并将自己的笔记寄到了苏格兰邓迪的一个地址。他假装是医疗队的一名少校，打电话了解美国军队中性病的发病率。他制定了一些简陋但很快就被放弃的计划，引诱一支海岸炮兵部队的指挥官到华盛顿的一家酒店参加一次虚构的会议，然后一名同伙会从壁橱里跳出来偷走他的文件。他假装为国务院工作，试图从护照司订购空白护照： 纳粹想让特工伪装成美国人进入苏联。
鲁姆里奇很容易就被抓住了。护照司很快就发现了这份奇怪的护照订单是个骗局，并通知了纽约外国人小组。与此同时，英国情报部门正在监视寄往邓迪地址的所有邮件，这个地址属于一个喜欢看间谍小说的苏格兰裔德国理发师，他 “微不足道 ”的间谍活动很快就被识破了。当军情五处得知鲁姆里奇的酒店打砸抢计划后，悄悄地通知了美国。
被捕后，鲁姆里奇迅速告密，指认了一系列同样不称职的间谍。例如，约翰娜-霍夫曼（Johanna Hofmann）曾是一名信使，通过德国船运公司运送文件穿越大西洋。1938 年，联邦调查局特工在霍夫曼的船靠港时将她逮捕，并在她的行李中发现了加密信件和密码钥匙。她本应熟记密码，然后将其销毁，但却一直未能如愿。
海涅所在的间谍组织也有类似的缺陷。24 岁的莉莉-斯坦因持纳粹军事情报局提供的护照和国务院情人提供的签证来到纽约。她利用自己的女性魅力试图发展自己的线人，同时她也在转发一些自选间谍发送给她的奇怪情报。
阿克塞尔-惠勒-希尔（Axel Wheeler-Hill）是臭名昭著的纳粹同情者，也是美国纳粹组织 “德裔美国人联合会”（German American Bund）领导人的兄弟。最终，他请朋友为他安装了一台，但这位朋友--另一位张扬的纳粹分子--在安装过程中非常显眼，以至于无线电零件推销员向联邦调查局举报了他。年事已高的弗里茨-杜肯（Fritz Duquesne）是一个自吹自擂的幸运士兵，自从在布尔战争中与英国人作战以来，他一直在书写自己的传奇（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德国从事间谍活动，曾多次越狱，为泰迪-罗斯福提供过狩猎大型猎物的建议，自称是杀死基奇纳勋爵的 U 型潜艇的向导，并在纽约巡回演讲中假装自己是澳大利亚的战争英雄），他通过《纽约时报》上的报道收集有关美国防毒面具的 “情报”，为自己提供帮助。
弗里茨-杜肯（Fritz Duquesne，如图所示，约 1900 年）在 63 岁被联邦调查局逮捕之前，曾多次触犯法律，其中包括 1919 年著名的越狱事件，当时他假装瘫痪，锯断了贝尔维尤医院监狱牢房的铁栅栏，成功越狱。/维基共享资源提供
由于德国人没有将他们的网络分门别类，所有这些间谍很快就被一个人连接起来，成为间谍网的中心： 威廉-塞波尔德（William Sebold）是一名在德国出生的美国公民，1939 年他去米尔海姆探望母亲时被勒索为纳粹情报机构工作。就在这次旅行之前，塞波尔德辞去了他在联合飞机公司（Consolidated Aircraft Corporation）机械师的工作，但他的移民卡上仍保留着这个职位，这引起了盖世太保的注意。塞波尔德被告知，如果他不为纳粹充当间谍，他们就会告诉美国人，他在移民美国时没有披露年轻时走私的定罪记录，这一违规行为将危及他的美国公民身份。
这是招募情报人员的绝招，结果适得其反。塞波尔德同意参加，并很快接受了初级间谍训练，回到纽约后，他成立了一家虚假的商业公司（“迪塞尔研究公司”），负责协调美国的行动，并通过短波无线电与纳粹官员联系。但塞波尔德在出发前获准访问了美国驻科隆领事馆，并及时向领事馆通报了自己的困境，因此从一开始，他就是一名双面间谍。在联邦调查局的帮助下，塞波尔德在时代广场的克尼克博克大厦 627 室为他的假公司租了一间办公室。联邦调查局特工在 626 室和 628 室秘密拍摄了他与纳粹间谍的秘密会面。与此同时，联邦调查局监督着塞波尔德的所有无线电通信--他们阅读收到的信息，编辑发出的信息，并在其中加入大量虚假情报。
到 1941 年年中，联邦调查局已经掌握了他们所需要的情报。6 月 27 日，250 名联邦调查局特工出动，逮捕了该组织的 33 名成员。这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间谍逮捕行动，引起了媒体的轰动。尽管杜肯的参与程度微乎其微，但这位年迈的荣誉猎手还是登上了头条。杜肯间谍组织的新闻登上了全国各地的头版头条，这也是媒体对纳粹间谍的广泛恐慌的一部分，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动荡让这个国家感到恐慌。只有当读者跟随跳转阅读到文章末尾时，他们才可能知道一位名叫埃德蒙-海涅Edmund Heine的汽车公司高管是被捕者之一。纽约时报》刊登了该团伙 27 名成员的照片。令人厌烦的资产阶级海涅并不在其中，他的间谍活动几乎没有让人联想到惊险的文学作品。 四年后，对他的翻案报道就更少了。
实际上，美国的敌人在战争期间进行的间谍活动少得惊人。在杜肯间谍网被捣毁后，纳粹在整个战争期间只在美国本土部署了两小队破坏分子。在心怀不满的成员向联邦调查局自首之前，这两个小组都没有完成任何破坏活动。被捕后，他们在新成立的总统委员会中受到秘密审判，并很快被判有罪： 六名被告在抵达美国后的八周内被处决。最高法院开创了一个先例，在 9/11 事件后发挥了重要作用，裁定整个即兴程序符合宪法。
与此同时，在西海岸，对日本间谍的完全凭空想象的恐惧导致了更大的悲剧：12 万日裔美国人被驱逐出西海岸，并被关押在美国内陆严酷的集中营中。当最高法院审议这种做法是否符合宪法时，陆军部干脆撒了谎，编造了数百起颠覆活动的事例，以 “军事需要 ”为理由进行拘禁。法院的结论是，它没有理由质疑 “军事指挥官的判断，即间谍和破坏活动对我们军事资源的危险迫在眉睫”。
沉默状态： 间谍法与美国保密制度的兴起》，萨姆-莱博维奇著
到 1945 年，美国人已经证明他们愿意扭曲宪法秩序，以应对根本不存在的轴心国间谍威胁。而且很快就会发现，战争期间确实有间谍在美国活动。他们不是为轴心国工作，而是为盟友苏联工作。
改编自《沉默的状态》一书： 间谍法和美国保密制度的兴起》，作者萨姆-莱博维奇。萨姆-莱博维奇版权所有 © 2023 年。经纽约州纽约市 Hachette Book Group In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