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9月30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叶剑英同志发表谈话,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简称“叶九条”)。
其主要内容为:国共两党进行对等合作谈判,实现祖国统一。台湾回归祖国后,可拥有“高度自治权”,可“保留军队”;其现行的制度、生活方式不改变;可通过“全国性政治机构”,参与管理国家事务;一旦遇有困难,中央人民政府将予以救助等。
次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同志,在叶剑英委员长谈话的基础上,针对台湾问题,第一次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简称“一国两制”)的政治构想。
正在讲话的邓小平同志(图像)
其内涵是,在同属一个中国,国家的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台湾地区可以继续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香港、澳门等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永远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研读、比较“叶九条”和“一国两制”可知,作为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一国两制”,脱胎于“叶九条”。
如果把“叶九条”与党中央、毛主席于1951年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政策相比照,我们会发现,它们之间也是一脉相承的。
1951年5月,在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得以成功签署。随之,西藏于当年10月和平解放。
“协议”签署场景(图像)
该“协议”的主要内容是:驱逐外来反动势力,西藏融入祖国大家庭之中。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后,西藏当时的制度及固有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不变;可保留“藏军”(后“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中央人民政府的派驻机构及驻军的经费,由国家负责;吸纳西藏地方政府中的人员到中央政府派驻机构中工作;一旦遇到困难,中央政府责无旁贷地帮助解决西藏地方政府等。
这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针对西藏而出台的“十七条协议”,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对台政策“叶九条”,它们的核心政治理念是一致的:
成为“独特”的地方政府后,高度自治,主权归属中央人民政府;可以保留军队;可继续享用已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可参与中央人民政府派驻机构或者国家的管理工作,地方领导人可出任国家领导职务;中央人民政府有责任和义务帮助地方政府解难纾困。
由此可见,“叶九条”根基于“十七条协议”,源于党中央、毛主席的“和平解放西藏”的战略思想。
工作中的毛主席(图像)
如果我们再回顾、解读一下大清王朝统治边疆地区的历史、章程,会发现:新中国时期的“十七条协议”与清王朝治理西藏等地的思路、做法密切相关。
大清立国后,设立了理藩院,统一掌管蒙古、西藏、新疆等地的民族事务。同时,“因地制宜”地设置相应的管理机构,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统治。
在东北、新疆等地设立将军,军政合一;在蒙古实施盟旗制;在西藏设立驻藏大臣;在西南等少数民族地区,初期沿用“土司制度”,后于雍正、乾隆时期变革为“改土归流”。
这样,清政府巩固了政权,稳定了社会秩序,维护了国家统一,促进了边疆各地及内地的社会经济发展。
在治理边疆地区的过程中,清政府非常注重对西藏的管控。
清朝时的西藏一角(图像)
大清入关后的第一位帝王顺治帝,赐予藏传佛教格鲁派首领五世达赖“达赖喇嘛”封号及金册、金印。随之,顺治的继承者清康熙帝,赐予格鲁派另一位首领五世班禅“班禅额尔德尼”封号和金册、金印。
受到大清册封的达赖和班禅,居于藏传佛教的最高领袖地位。
1727年,为进一步加强对西藏的统治,雍正帝在西藏地区设立“驻藏大臣”,“协管”西藏。西藏内在的具体的僧俗事务,仍自行处置。
乾隆帝时期的1793年,清政府颁布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
该《章程》在明确了有关西藏“自治”条款的同时,规定了西藏地方官兵及朝廷在西藏驻军的编制;规定了朝廷与西藏之间的权力隶属关系;确立了驻藏大臣在西藏政教事务中的领导地位——与达赖、班禅的政治地位平等。
达赖喇嘛(画像)
为了管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乾隆皇帝还在西藏推行“金瓶掣签”制度,规定了达赖和班禅圆寂后继承人的确定办法。即,达赖或班禅等活佛的转世,由驻藏大臣监督,使用金奔巴瓶进行抽签选定后,报大清朝廷审核、批准。
总之,大清王朝对西藏的辖制,始终着眼主权,立足宗教措施。通过册封西藏的宗教领袖为“达赖喇嘛”或“班禅额尔德尼”,在政治上建立朝廷与西藏的之间的“主从”关系。
西藏接受清政府的“宏观统治”,清政府认可西藏已有的“政教合一”的制度体系,“恩准”达赖、班禅的地方领导地位。同时,清政府通过驻藏大臣、“金瓶掣签”制度,时刻掌控着西藏宗教领袖的产生。
“金瓶掣签”仪式(图像)
大家看,大清政府对西藏的管理策略,是不是与“十七条协议”,乃至“叶九条”、“一国两制”有着许多契合之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源发于中央对台政策的“叶九条”基础上的“一国两制”,其思想脉络,可探索至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十七条协议”,也可追溯至大清王朝治理西藏的历史实践。
如今,邓小平同志的“一国两制”构想已深深植根于我国的香港、澳门。不远的将来,它也一定能够成功实践于台湾地区!并将为全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主要参考文献:《中国共产党简史》、《邓小平文选》、《清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