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解放战争进入1947年后的6月30日夜晚，我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的四个纵队（第1、2、3、6纵队）十二万将士，在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的率领下，于山东鄄城临濮集到阳谷张秋镇之间的地域，突破国民党重兵防守的黄河天险南下，进军豫皖鄂三省交界处的大别山区，吹响了我军战略反攻的号角。

“刘邓”大军（即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遵从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进入国统区，迅速展开奔袭大别山区的行动后，为确保这一事关全国战局的军事谋略的顺利实现，转战在陕北的、毛主席率领的中共中央前委，于1947年7月21日，组织召开前委扩大会议，针对“刘邓”大军的南下行动，研究商定了“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外线作战之主体方略。

正在研究敌情的毛主席（图像）

其一，陈赓、谢富治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之太岳兵团（简称“陈谢”大军），从山西南部渡过黄河，进军河南西部；陈毅、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主力（简称“陈粟”大军）转入苏鲁豫皖地区作战，全力配合“刘邓”大军的南下作战。此之谓“三军（即“刘邓”、“陈粟”、“陈谢”）配合”，逐鹿中原。

其二，彭德怀、习仲勋等统帅的西北野战军，要不断主动寻机歼敌，并瞅准时机，进击陕西西北部的榆林地区，诱使入侵我陕甘宁边区的胡宗南所部北上；华东野战军之留驻山东的部队，要设法把进攻我山东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牵引”到沿海一带。此之谓“两翼牵制”，护卫“三军”。

1947年9初，毛主席又进一步明确指示我军：

“……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

对于中共中央、毛主席运筹帷幄，指挥我人民解放军逐步转进到解放区之外作战，布局中原战场的军事行动，之初，蒋介石不但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还自以为是地认为，这是“共军”在“国军”的打击下，“立足不稳，被迫流窜”的表现。

“成竹在胸”的蒋介石（图像）

故而，蒋介石继续调集兵力，安排部署他的山东战场，企图于1947年9月，对我山东解放区发起新的、更猛烈的攻势。

蒋介石计划由范汉杰率领“胶东兵团”二十个旅的兵力，先取平度、莱阳，再占烟台。其目的在于，把山东战场上的“共军”逼迫至胶东半岛的狭小地带，予以围歼。

然而，未等蒋介石在山东战场上的“美梦”成真，我“刘邓”大军已成功进入大别山区，创建了革命根据地。而且，“刘邓”、“陈粟”、“陈谢”三支大军协同作战于广阔的江淮流域，严重威胁着南京政权的反动统治。

蒋介石见状，慌了神，赶紧重新洗牌，从各处抽调、集结精兵强将，着急忙慌地构建他的“中原防御体系”。

他下令成立由白崇禧挂帅的“九江指挥所”，集中所部精兵，夺回战略要地大别山区，然后转兵豫皖苏、豫鄂陕地区，掌控中原，固守平汉、津浦、陇海线及郑州、徐州等战略要地。

为了破败蒋介石在中原地区的军事防卫力量，密切、有力地配合“刘邓”、“陈粟”、“陈谢”三支大军的外线作战，尚处于内线的解放军各部，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不断加大对“国军”的攻击力度。

英勇作战的解放军战士（画作）

彭德怀、贺龙、习仲勋指挥西北地区的解放军，先后歼灭了胡宗南所部的整编第36师的六千余人、整编76师的一万余人。接着，他们迅速挥师北进，攻克陕西军事重镇榆林。

如此一来，入侵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胡宗南所部被牵制在了陕北大地，无法分身阻击陈赓、谢富治的太岳兵团南渡黄河。这样，我军“侧翼牵制”胡宗南的战略任务得以顺利完成。

与此同时，华东野战军主力转入外线作战以后，其第二、七、九、十三纵队组建为由许世友、谭振林率领的华东野战军之“山东兵团”。

该兵团从1947年9月10日至12月底，通过系列卓有成效的作战，接连收复了莱阳、掖县、蓬莱、牟平、胶县等十余座县城，共计歼敌六万三千余人。

期间，由华东野战军的第十一、十二纵队组建的“苏北兵团”，也陆续进行了东台、李堡、盐城等战役，先后共歼灭“国军”二点四万余人，并重新拥有了苏北解放区。

我晋察冀野战军，在聂荣臻的统帅下，自1947年9月至12月连续组织进行了大清河、清风店、石家庄、运城等战役，累计歼敌约六万人。并于11月12日，攻取华北要地石家庄，把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根据地汇成一体，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我军攻打石家庄（画作）

东北野战军在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指挥下，继1947年夏季重创敌军后，又于当年9月14日至11月3日，发起了更为强大、猛烈的秋季攻势，歼灭敌军七万余人，攻取城市十余座。

“东野”还通过破坏北宁路等交通要道，孤立了国民党在长春、吉林的守军，并迫使东北地区的大部分敌军“缩身”于东北的七分之一的地域内。这为后来的“辽沈战役”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总之，1947年下半年，经过我西北野战军、华东野战军之山东兵团和苏北兵团、晋察冀野战军及东北野战军等各内线部队的英勇顽强的作战，国民党军队损兵折将七十五万。

至此，国民党在中原战场上还部署着三十四个整编师，计七十九个旅五十四万六千余人。

其中，国民党“汉口指挥所”（即原来的“九江指挥所”）长官白崇禧所部的三十三个旅，主要活动于大别山区及汉江、桐柏地区。

驻防于河南、安徽、江苏等地区的四十一个旅，归属“国军”徐州司令部，其指挥官是国民党高级将领、陆军总司令顾祝同。

顾祝同（图像）

另外，一再败北于西北野战军的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所辖的五个旅，主要运动在河南、湖北等地区。

蒋介石为他的“中原防御体系”制定的作战方针是：掌控津浦路，依托平汉、陇海路展开攻势，其重点在大别山区；力保南京、武汉的安全，确保长江水运的畅通，强化长江和大巴山之防线，严防“共军”南渡长江、西出汉水。

针对蒋介石的兵力部署及作战方针，“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南下大军，依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规划，以运动战、歼灭战等作战形式，灵活机动地征战于江淮及陇海、津浦路之间的地区，歼灭了国民党军队的大量有生力量。

1948年3月8日至3月14日，“陈粟”大军及太岳兵团的两个纵队协同作战，发起洛阳战役，全歼国民党守军一点九万余人，解放了古城洛阳。

6月17日至22日，“陈粟”大军之一部，趁国民党集结主力于山东西南地区，防止在黄河北岸休整的华东野战军主力渡河之际，强渡黄河，一举攻克河南省会开封，全歼守军三万九千余人。

解放军攻打开封（画作）

华中要冲开封的“不幸”失守，令蒋介石的“六个月内肃清黄河以南之共军”的梦想彻底破灭。

为了挽回中原地区的败局，蒋介石亲自上阵，指挥三个兵团，猛攻我军坚守的开封，妄图将这一战略要地再次纳为己有。

这时，“陈粟”大军主力利用蒋介石这一“费力不讨好”的无奈之举，巧为部署，于6月27日至7月6日，将“国军”增援开封的区寿年兵团的五万四千余人，围歼在豫东、睢县、杞县地区，侥幸存活的兵团司令区寿年成了俘虏。

就在蒋介石被迫向河南东部调集重兵，谋求“复活”他的中原战局之时，“刘邓”大军则挥师西进，于1948年4月2至16日，发起襄樊战役，全歼国民党共计两万余人的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部及其所属三个旅、三个保安团，并俘获了绥靖区司令长官康泽。

康泽（图像）

战争进行到这一时期后，我英勇善战的人民解放军彻底打破了国民党的“中原防御体系”，迫使国民党在西北、华北、华东以及东北地区的军队退避到部分大城市，成了待宰羔羊，并即将与国民党反动势力展开大决战！

主要参考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中国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