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张我国现存最早的时刻地图——宋代的《禹迹图》。令人惊叹的是，它与现代卫星地图对比，河流形状、走向以及城市形态的精度几乎不相上下。

达·芬奇于1502年绘制的意大利伊莫拉地图，图中的斯福尔扎城堡与现代卫星图像相比也几乎一致。那么，在没有飞机遥感和人造卫星的年代，古人是如何绘制出如此高精度地图的呢？

要了解古代地图的绘制方法，首先需要了解地图的构成要素。魏晋时期名臣裴秀在公元3世纪绘制了中国第一部历史地图集《禹贡地域图》，并在《禹贡图序》中提出了“制图六体”理论，即分率（比例尺）、准望（方位关系）、道里（道路距离）、高下（相对高度）、方邪（坡度起伏）以及迂直（河流道路曲直）。

这六体除了没有考虑经纬线和地球投影之外，与现代地图学要素几乎完全一致，也是中国古代首次也是唯一的系统制图理论，直到明清时期仍在使用。直到大航海时代，西方标注经纬线的地图传入中国，中国的绘图方法才得到革新。

了解了地图的构成要素，接下来需要获取数据。古代绘制地图最重要的方式是实地作业。

其中，车不仅仅是代步工具，也是重要的测量工具。三国时期，马钧发明了指南车（也称“四难车”），其机械结构使得车顶的小人无论车往哪个方向行驶，都指向同一个方向。

这利用了差速器的原理，车轮转动带动小人旋转，从而指示方向。除了指南车，古人还利用罗盘、司南、天体方位、树木长势以及年轮形状等判断方向。据说达·芬奇在绘制伊莫拉地图时就使用了带有角度测量的罗盘。

除了方向，还需要知道距离。记里鼓车（也称“大车”）就是用来记录路程的工具。

其结构与指南车类似，通过齿轮带动小人击鼓或敲钟，根据钟鼓声的次数就能计算路程。达·芬奇手稿中也有一张测距推车的设计图，原理与记里鼓车类似。

有了方向和距离，就可以绘制简单的局部地图。例如，要绘制河流，可以使用记里鼓车沿河岸行走，用指南车记录方位变化，同时用记里鼓车记录距离。

将这些数据记录下来，再结合绘图工具（如规矩、准绳）和想象力，就能完成地图绘制。

绘制更大区域甚至全国地图，则需要多人合作，绘制不同区域的地图，最后拼合起来。这时需要统一比例尺。

裴秀的制图六体中的“分率”就是比例尺。《禹迹图》就使用了计里画方的技巧，将地图划分为方格，每个方格对应实际距离，从而确定比例尺。

这种方法在西方地图投影法和经纬度制图传入之前是最科学的制图方法，代表了当时世界地图绘制的最高水平。

然而，计里画方存在一个缺陷：测绘中心附近相对准确，离中心越远误差越大。这是因为当时人们没有意识到地球是球体。

直到利玛窦来华，引入了地图投影法，才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还将东西方地图汇编成《坤舆万国全图》，这是中国第一张世界地图，并将中国置于中心，此后中国绘制的世界地图一直沿袭这种布局。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许多地图并不注重精确的比例和方位，更接近山水画，艺术性与实用性没有明显区分。例如，一些江西省舆图，山川河流、云雾都描绘得非常细腻，但透视关系、距离、路线、方位比例都不明确。

西方古代地图也存在类似问题，例如达·芬奇同时期的军事地图，视角和比例都不准确，甚至出现神话生物。通常情况下，古代地图以地理状况为区分，例如以山川为基准或以水路航线为基准。

这些地图精度不高，需要文字补充说明。

尽管存在缺陷，但在没有卫星和飞机的古代，用人力绘制地图已属不易。一个时代的地图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世界的认知边界。

地图延伸到哪里，认知也就到哪里。从象形符号到军事用途，再到地理大发现，地图一直引领着人类探索未知。

如今，地图的功能更多体现在导航上，卫星和飞机使我们能够像上帝一样俯瞰地球。我们很难想象古人用脚步丈量大地、绘制成图的艰辛，但也正是这种对未知的探索精神，推动着人类文明不断进步。地图不仅是地理的记录，更是人类认知和探索精神的体现。从简单的线条到精密的卫星图像，地图的演变见证了人类对世界理解的不断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