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军控与战略二轨对话是两国智库和学者就核战略相关问题开展交流的重要渠道，迄今已有20多年历史，为两国了解彼此战略关切和战略文化发挥了积极作用。过去几年，美国以“大国竞争”片面定义中美关系，取消大量中美一轨对话，中美二轨核战略对话也一度中止。今年3月，在中美双方智库的共同努力下，对话得以在上海恢复，这是疫情后中美军控与战略二轨对话首次在线下举行，得到一些国际媒体的关注。

在疫情前的对话中，双方学者增进了相互了解，形成过不少共识。但对于这次上海对话，笔者的一个总体感觉是，双方既有共识在减弱，对同一事实的认知差异在扩大，增加了误解误判的风险。

一个分歧在于，什么是“相互脆弱性”。“相互脆弱性”是战略稳定的基础，通过双方都具有确保摧毁的报复能力，实现危机稳定性。在过去的对话中，美方学者的立场是美国可以接受对中国的“脆弱性”，但不会公开宣布。而在此次对话中，一位知名美国学者重新定义了“相互脆弱性”，称美国可以接受来自中国的“脆弱性”，即具有用几枚核弹对美国进行二次打击的能力，但不接受来自中国的“生存性威胁”，即用几十到上百枚核弹进行二次打击，因为这与美苏相互确保摧毁所需要的量级相当。

与“相互脆弱性”直接相关的分歧是，早在奥巴马政府初期，就曾宣称愿与中国建立“战略稳定关系”——这种“战略稳定”究竟是指双方现有力量对比和结构不变的“稳定状态”？还是基于提高战略稳定性的“稳定逻辑”？从美国学者的发言看，美方所理解的“战略稳定”更类似前者，因此认为中国扩充核武库规模是不可接受的。而中国学者的担心在于，如果美方不愿接受中国具有足够的核报复能力，是不是意味着美国有对中国进行先发制人核打击，或者以先发打击对中国搞核讹诈的打算？如果美方无意于此，即使中国增加核武器数量，具备对美国所谓的“生存性威胁”，也只会显著降低美国先发摧毁中国核武器的动机，同时毫不增加中国先发核打击美国的可能，显然是有利于提升战略稳定的。如果美国不能接受，岂不说明其确实打算在危机冲突时依仗核武器来胁迫中国吗？

另一个分歧在于核裁军与核军控的关系。部分美国学者认为，中国不能一边搞核力量现代化，一边拒绝参与核军控谈判。中国学者表示，不能把核军控简单对应为核裁军。美国前副国务卿高特莫勒近来较为公允地表示，中方在一些多边核军控场合积极解决问题，不能说中国“反对核军控”，而在美俄与中国核力量对比仍差距很大的前提下，要求中美俄进行三边核裁军谈判不公平。事实上，核军控的主要目的在于降低核武器风险，在当前国际环境下，非核裁军路径的军控机制的作用可能更大。中国在五核国对话机制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进程中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中方推动下，五核国领导人2022年1月发表《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强调“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受到国际社会赞誉。今年7月中国外交部又发表《关于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倡议》等系列政策文件，也是从降低核风险角度出发的。

此外，关于人工智能、高超声速武器以及太空、网络等战略能力的革命性发展对大国战略稳定有何影响，与会学者也有很大分歧，不过大家基本同意，新兴战略技术可能使危机升级更快、危机管控更复杂，这势必增加未来中美危机预防与管控的难度。

总的看，在中美战略分歧加剧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共同的分析框架，对同一现象各执一词、看法迥异，就会导致双方都立足最坏可能做最坏打算，从而加深战略误解，增加危机和冲突风险。事实上，无论是伙伴、竞争者还是对手，都可以形成共同的分析框架，美苏冷战时期的战略稳定理论就是一例，如果没有战略稳定框架，两超之间不大可能达成反导、中导条约及其他核军控条约。

仅凭军控交流和军控政策，显然不能解决中美之间的全部分歧。但军控的本质是合作性的，必须找到共同安全利益，才能达成妥协、形成合作，缓解安全困境。在笔者看来，至少在防止核冲突和大规模冲突方面，中美利益是一致的。两国学者需要深入研究，广泛交流，形成共同的分析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