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肖金
2014年底我推荐的中国好人尚丙辉获得了第十届华人爱心奖，参加完香港的颁奖晚上第二天早了，我们匆匆赶回内地参加另外活动时，我和另外一名获奖者作为记者的湖南人邓飞同车，在聊天时，他问我知道不知道IBM高级工程师患抑郁症的那个小伙了的事。
我问他是不是在《知音》上看到的，邓飞说大概是的，这个小伙是国内反抑郁症第一人，曾经在网上@过自己。
我告诉他《知音》上的那一篇文章是我写的，广州其他媒体，包括《家庭》杂志也是我发的稿。
接着我们开始聊这位主人翁的情况。他说好多媒体人都患这个病。我说，的确如此，患抑郁症的人都是智商非常高的人，而且心底非常善良。为什么这么说呢！一是傻子不会患抑郁症，也就是说智商低的人不会患抑郁症，自私自利的人也不会患此症，患抑郁症只会伤害自己不会伤害别人。
2015年底作者、邓飞和尚丙辉（右至左）在香港参加爱心奖时
2023年底作者与凤凰卫视主持人田川一起参加爱心奖时
首先说一说什么是抑郁症，抑郁症又称抑郁障碍，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为主要临床特征，是心境障碍的主要类型。临床可见心境低落与其处境不相称，情绪的消沉可以从闷闷不乐到悲痛欲绝，自卑抑郁，甚至悲观厌世，可有自杀企图或行为；甚至发生木僵；部分病例有明显的焦虑和运动性激越；严重者可出现幻觉、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每次发作持续至少2周以上、长者甚或数年，多数病例有反复发作的倾向，每次发作大多数可以缓解，部分可有残留症状或转为慢性。
本人曾经陪伴过多个抑郁症患者，非常典型的是国内反歧视抑郁第一人，原IBM高级工程师袁毅鹏，如今好了，结婚生子还在一线城市买了房，有了自己的家。前不久，他还将儿子及全家人的图片发我呢！
我记得那是2013年在《知音》杂志是发的稿子，这里发上来与大家共勉。
我的抑郁风暴：不在IBM门前倒下
抑郁症，世界公认的“精神癌症”，它不但严重困扰患者的生活和工作，也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这堪称世纪绝症的病在2007年冬天找上了武汉大学硕士、全球最大的信息技术公司IBM上海区芯片研发工程师袁毅鹏，让他原本一片光明的前途从此陷入黑暗。他失去工作后三次自杀，清醒后，又万念俱灰，一心赴死。看到儿子了无生趣，年迈的父母相继倒下，生命垂危。亲人的绝望，让一直沉浸在自我世界里的袁毅鹏蓦然警醒：是抱在一块死？还是战胜自己让全家活下来？摆在袁毅鹏面前的，这道以生命为主题的“硕士论文”，让这个28岁的小伙子开始沉思……
国内反歧视抑郁第一人
作者与陈行甲参加活动时
未来是块黑板，我弄丢了我的粉笔头
2006年12月底，我在上海度过了人生中最漫长无助的一个冬天。已经凌晨四点，我躺在宿舍里，瞪大双眼看着窗外冷冷的月光：“睡觉！睡觉！”心里有个声音在一遍遍命令自己，但眼睛似乎没有收到指令。强迫自己闭上眼睛，头脑竟比不闭上时更清醒。起身、点燃一枝烟，转圈数羊，好不容易有点倦意，兴奋地躺下，那些招来的瞌睡羊又不知跑到了哪里？如此起来躺下的折腾，到我悲愤得快要崩溃时，天亮了……
半年多了，我每天都被失眠折磨得死去活来。我曾尝试过白天拼命工作，不给自己一点喘息时间，把觉攒到晚上，可惜，瞌睡虫一直不领我的情。渐渐地，我开始害怕黑夜，更害怕失眠来临前的那种恐惧……
我是武汉人，从小品学兼优，2006年从武汉大学计算机专业硕士毕业后，我从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做了IBM上海分公司的一名芯片研发工程师。我把所有的热情和精力都投入到研发中，发誓一定要做出一番成就来。全身心的投入让我的生活开始没规律，入职不到一年，我开始头晕、乏力，再往后，越来越爱失眠，情绪也变得越发焦躁。更可怕的是，头痛让我再也没办法研发新项目。2007年4月，我鼓起勇气走进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经过评估，我患上了双向性情感障碍——也就是抑郁症。
国内反歧视抑郁第一人
作者作为评委参加2024年颁奖致辞时
天大的打击就这样猝不及防向我袭来，我第一反应是，不能让父母知道！医生给我开了镇定的药，半个月后，可以小睡一会了，我心中窃喜。然而，2007年5月，在连轴转的一个月里，我惊恐地发现，好不容易求来的睡眠，再次离我而去，吃药都不好使了。
看到我整天无精打采，项目经理找我谈话，我将患病的情况如实告诉了他。两天后，我接到公司人事部让我离职接受治疗的通知。我感念公司这种人性化的安排，将工作交给别人，放心去上海精神卫生中心治疗。治疗效果很好，两个月后，卫生中心提出了诊断建议：可边工作边坚持门诊治疗。拿着这份报告书，我心潮澎湃，一路轻快地往单位奔。可是，当我向人事部申请恢复工作时，却遭到了拒绝，并以得了这种病必须走人为由，要求我辞职。这简直是晴天霹雳，那一瞬间，愤懑、委屈全部向我袭来，我蜷缩在宿舍的角落里，失声痛哭。能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工程师之一，一直是我的梦想，可当我透支了自己时，却像机器上的零件，坏了，就被抛到一边……
我一边不断和单位抗争，一边抵御来自各方的冷嘲热讽。世界如此大，却无我容身之处!强烈的孤独感和非人的压力，让我不再相信人类。一天，我在街头看到一只流浪的小狗，可怜的小家伙，我毫不犹豫地将它带回宿舍，我关了手机，只愿意和小狗说话宣泄。
国内反歧视抑郁第一人与心理医生
作者与京城好人刘学军
2008年1月11日，我再次接到公司要求我离职的通知。我手握通知书，漫无目的地走在淮海路。在公司楼下，有一棵圣诞树，圣诞早过了，圣诞灯和彩色的装饰物黯然失色，了无声气地站在那里。我摸着它，喃喃地道：“你真可怜，罢了，我来陪你吧。”然后靠在它身边坐下，从兜里摸出刚刚开的一瓶安定，一仰头倒进嘴里十几颗......依稀仿佛，我回到了大学，导师正在讲未来是块黑板，我们可以用彩色的粉笔，画得五颜六色。我笑了，我把我的粉笔头弄丢了。再见了，这冷漠的世界，再见了，这冷漠的人生。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从昏迷中醒来，第一眼看到的竟是爸爸妈妈。见我醒来，母亲悲伤地扑到我床前。原来，是民警将我送进了最近的一家医院抢救。之后，民警又从我的手机里查到了我父母的电话。他们当即从武汉飞到上海，已经在我床前陪了两天。我的父母都是武汉钢铁集团的工程师，几年前双双退休。得知我因为被单位解雇想不开自杀，父母也很气愤，支持我向上海劳动仲裁委起诉IBM，坚持要求恢复工作。
然而，一个多月后，公司再次拒绝我的请求，那封措辞客气又冷漠的通知，仿佛一颗地雷，将我的自信和尊严炸得粉碎。2月20日下午，我把自己锁在卧室，微笑着将事先准备好的安眠药再次倒进了嘴里......
全国人大代表卓长立（阳光大姐）看望袁一家人
作者在天河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接受采访时
可是，这一次我还是没有死成。醒来后，我哭得肝肠寸断，吼道：“我的未来已无解，我不能养活自己，不能为你们分忧，还救我干什么？”
爸爸看到我整天萎靡不振，便提议我再出去找份工作，我闷闷地道：“我要回IBM！”爸爸烦燥地说：“为什么非要回IBM！那么多工作，就不能先找一个干着？”我没吭声，爸妈哪知道，IBM是我的一个死结，因为与IBM之间的纠纷闹得业界尽知，别的大公司已经不可能要我，只有IBM才有可能重新接纳我。从哪里跌倒，就要在哪里爬起来。也许这份倔强起了作用，2008 年6 月，上海浦东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裁定我与IBM 的劳动合同继续生效。
接到这份裁定书后，我喜极而泣，在妈妈的陪同下重新回到上海，准备上班。为了照顾我，妈妈在上海租了一间房子。可是，复杂动荡的人事关系和不断变幻的新科技，让我和这份工作完全疏离。在这个曾经如鱼得水的大公司里，看着每个人都在忙碌，只有我是多余的，我突然一片茫然，难道，我真的再也不属于这里了？我在新浪网上开了一个博客，给自己取名叫“孤独得想把自己咬烂了”。
2011年6月16日，当美国IBM公司宣布以公益的方式纪念其百年华诞时，全球40万员工欢欣鼓舞。我却在这个日子里徘徊在黄浦江边，第三次服下了安眠药，耳边传来电话铃响，妈妈说：“孩子，快回家吃饭。”我哽咽难言，妈妈，此生我恐怕再也吃不到你做的糖醋鱼了，纵身跳入了黄浦江……人生就是如此戏剧，第二天，我就成了上海滩的“名人”。各大报纸都刊登着一条消息：“武大硕士黄浦江自杀获救！”
倒在我床前的父母亲，人生悲泪催我行
和IBM的矛盾导致自杀的消息，通过媒体传开后，南方周末、中央电视台、包括凤凰卫视的记者闾丘露薇都被惊动了，采访我的人一波又一波，通过各种方式向我伸出援手。闾丘露薇甚至动用个人力量，去跟IBM谈判，帮我争取到几百万的经济赔偿金。可是她不知道，我不要钱，我需要的是工作的权利。当援助的大潮退去后，一切毫无改变，我又陷入孤独的绝望中。我变得冷漠，用盔甲把自己防御起来，以免再受伤害。也拒绝任何人的帮助，更拒绝康复，既然死不了，那就这样吧，活到哪天算哪天。我眼中再没有任何人，父母，朋友，都成了浮云。我拒绝回武汉，坚持留在上海，我既然病在这里，也要死在这里。
2012年7月的一个早上，爸爸在给我洗衣服时，突然从凳子上一头栽倒在地，昏迷不醒。我和妈妈紧急将他送进上海东方医院，医生诊断他得了脑梗，加上陈旧性腰椎间盘突出，治疗费要十几万。看着强壮的父亲，突然间倒下了，我心里很震憾，要不是IBM，我们一家人何至于此，我悲愤地做了个纸牌，写上：“IBM前员工全家濒死，求助！”整天披着散发，举着牌子在张江高科IBM中国区的新大楼前乞讨。
袁的父母
在凤凰卫视带广州好人团队与梁爱诗老人合影时
2012年9月25日，我正在乞讨，一个男人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他自我介绍是广州武警医院心理中心主任何日辉教授，一直在博客上关注我的动态，想跟我聊聊。我隔着头发偷偷地打量他，心里满是恐惧。和我聊过后，何教授劝说我父母带我去广州治疗，并说他们医院有个骨科专家，治好了很多腰椎间盘突出的病人，花费也不多。爸爸动了心，我却说什么也不愿去广州。最后，爸爸老泪纵横地道：“你这个不孝的东西，你不为你自己，也得为我想想吧，你是不是想我余生就躺在床上，你能伺候我吗？”我承受不了这种不孝的压力，只得跟着父母和何教授一起来到广州，全家住进了医院。
真的没想到，爸爸入院一个月，只花了2000块钱就治好了他的腰椎间盘突出，这太神奇了!当何教授第二次找我谈话时，我紧张的心开始放松了，直觉告诉我，这是个可以信任的医院,也是可以信任的医生。
一天晚上妈妈在洗手间方便后，站起来的瞬间双腿一软，摔倒在地。我以为母亲是右膝关节旧疾复发，第二天一早，何教授查房时，发现妈妈不仅右侧膝关节活动有碍，右侧的手臂还微微发抖，怀疑是脑梗引起的中风前奏，当即将她送到神经内科确诊。做完CT，专家基本确定母亲脑部有中风迹象，当即将妈妈转到神经内科住院。
躺在床上后，妈妈的压力陡然增大。她无法再照顾爸爸，更无法再照顾我，经常焦虑得哭泣。曾经幸福的三口之家，被我拖进一片愁云惨雾里，我也变得异常焦虑，担心她彻底垮下去，那我们这个家就完蛋了。看到我的反应，爸爸反倒非常高兴：“以前我们生病，你冷漠得像没事人一样，让我看着都心寒，现在你竟然知道着急、关心我们，我和你妈这场病就算没白得。儿子，你要快好起来，我们老了，一切靠你了。”爸爸的话，仿佛一根敲醒棒，轰然让我猛醒：这两年来，我沉浸在自己的悲伤和愤怒中，我知道父母时刻都寸步不离地站在我左右，扶持着我，却从没想过有一天他们突然倒下去，我该怎么办，当这个现实的问题突然间摆在我面前时，我才蓦然发现，我的爸爸妈妈已经无助了很久，他们一直在相携着苦苦支撑，等待着他们曾经引以为傲的儿子从迷茫中醒来。
袁
那些天，我天天守在母亲的床前，喂水喂饭，端屎倒尿，尽着为人子最基本的责任。一天，我在给妈妈倒开水吃药时，右手不受控制地抖动，暖瓶的开水烫到左手，顿时红了一片。妈妈惊叫着扑过来，用她并不灵便的身体挡住了倒在桌上的暖水瓶，结果，她烫伤的面积比我更大。当我手忙脚乱地将妈妈扶起来时，看着她为我白了三分之二的头发，泪如雨下。
这一幕，被正巧来查房的何教授看见，他拍着我的肩：“小伙子，这个家还能不能再撑起来，全看你的了。”我泪眼朦胧地看着他，从入院那天起，他就不停地劝我接受深入治疗，但我却一直拒绝康复，我的固执让父母一步一步滑向绝望的深渊。如果我再执着下去，我们这曾经被人羡慕的一家人，可能就彻底散了。我狠狠地点了点头：“为了我爸妈，为了活得像从前一样有尊严，何教授，你治吧。”
抑郁症的治疗过程复杂又漫长，目前全世界治疗抑郁症的药物有效率只有30%，所以容易反复，甚至被认为治不好。这也是我当初反复悲观自杀的原因。从何教授那里，我知道了治疗抑郁症需要从原有单纯依靠生物治疗转为生物+心理+社会共同治疗，才有可能彻底痊愈。但是，目前我国缺乏同时掌握心理学知识的精神科医生，这也直接导致很多抑郁症患者难以彻底根治。
经检查，我得了重度抑郁加创伤后应激障碍、偏执型人格改变、社交恐惧症。何教授说：“抑郁症的治疗要求患者具有极强的意志力。你能考上名校硕士，说明你自控力强；你不发病的时候，思维正常；希望工作，说明你的社会基础牢靠，有很强烈的回归意识。这几点让我对治愈你的抑愈症很有信心。”何教授的话，让我心里一动，以往医生都把我当精神分裂症治，我虽强烈排斥却又不得不依赖药物睡觉。可这次，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像个正常人。我对他说：“我愿意当您的小白鼠。”何教授把我带到一个洗手池边，让我先洗把脸，我顺从地捋了捋袖子，一抬头看到上方的镜子里一张苍白无力的脸，长发及肩，胡须拉碴，天哪，这还是曾经那个意气风发的我吗？我匆匆洗了把脸，直奔楼下，找了家理发馆，剃了个清爽干净的板寸头。
挺起男人的脊梁，拜拜了！抑郁症
第二天，我便开始服用医院给我配的药物，同时，何教授请来了心理医生，定期给我做心理疏导。我又开始絮絮叨叨地对医生说起我那恼人的工作，医生微笑着坐一边听，然后问我：“我猜你从小到大没用脏字骂过人，你不妨试试，有时候骂人也是一件很爽的事！武汉话‘他妈的’怎么说？”我冲口一句：“个板马！”医生一口水笑喷了：“你们的骂人话很好听。”我一下子放松了，那一个下午，我们都在讨论各地的骂人话，我把各地的骂人话汇总，每学会一句，就骂一句，对象直指IBM，终于骂累了，我疲倦地趴在桌上，心中却一片轻松。
一个星期后，何教授让人给我病房配了一台电脑，他对我说：“听说你编程厉害，我们科室同事跪求你帮我们开发一套工作考勤程序。”考勤程序对我来说是小意思，不到半天我就搞定了，何教授将他科室的人全叫来，指着正在操作电脑的我说：“看看人家，让你们三个月都搞不定的事，人家三小时搞定了，都学学。”我第一次舒心地笑了，往日的自信开始慢慢回归。
一个半月的治疗后，我彻底放弃了自杀的念头，向康复迈出了第一步。恢复信心后，我开始要求进行第二步的深切治疗。何教授送了我一个IPAD，利用医院的WIFI自由上网。网上有个抑郁症患者的微信群，我像找到了组织，一头扎了进去。到了这里，我才知道，原来还有比我更痛苦的人，因为得病，他们有的家破人亡，有的混吃等死。每隔两天，我就会在群里听到某某走了的消息，心情异常压抑。白天还好，到了晚上，我控制不住去想那些死去的人，觉得他们在召唤着我，有一天，我半夜醒来，竟然打开了窗户吹风，幸亏爸爸及时醒来，将我拉到床边，又将窗户关死。看到我又有点犯病的迹象，爸妈坚决不让我再上网了。何教授知道后劝说他们：“心病还要心药治，如果不过了这道坎，毅鹏永远都好不起来。”爸妈半信半疑地将IPAD交出来，开始紧张地四处看着我。我在纠结中艰难的翻滚着，别人的生死，左右着我对人生的态度，我拼命告诉自己，这样想不对，过自己的生活，每个人的幸福和痛苦都不一样。可是，那力量太强大了，它像一块吸铁一样，吸着我往绝望的深渊陷下去，陷下去……我又开始精神不振，爸妈看着着急，再次去找何教授，何教授决定对我实行深度催眠疗法。
2012年11月15日，我在心理医生的暗示下，进入深度睡眠，我看到了以前给我治病的医院，医生未对我进行麻醉的状态下，用电休克疗法给我治病。我在电疗下一抽一抽的，恐惧再次袭来，我惊叫着大喊大叫。爸妈在一旁看得心疼极了，要求医生马上让我醒来。何教授告诉他们：以前的治疗，曾使我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留下了创伤后应激障碍。而且这种创伤进入了潜意识，留下了很多记忆，一旦被深度催眠，各种条件性的情式反应就会像放电影一样一幕幕出现在脑海里，才会导致我惊恐地大喊大叫，浑身发抖。可一旦将我唤醒，又将是一次新的创伤。在医生的劝说下，爸妈只能含泪看着几个护士轮番抓着我的手脚，轻声给我积极的暗示，并递给我一个工具，让我拿着工具与那些假想的敌人搏斗。直到我筋疲力尽，搏斗胜利，露出了笑容，他们提着的一颗心才放下来。
深度催眠法，让我的精神慢慢开始好转，但我仍担心自己的未来。在医院里我觉得我会好起来，但我害怕一回到社会，还会跌回从前。2012年万圣节，何教授邀请我去外面玩一玩，我虽提不起兴趣，但架不住父母撺掇，只得不情不愿地去了。
夜幕开始降临，我走进游乐场，一阵欢快的音乐声响起，何教授拉着我跑到旋转木马前，一人抢了一只。印象中，我是在5岁前坐过这东西，5岁以后，我成了学习的奴隶。在我走入社会后，工作再次把我变成了它的奴隶。坐在起起伏的木马上，我突然明白，其实人生阴天晴天各一半，只看自己如何分配，调剂。
一天，我听到心血管科传来一阵哭声，原来昨天还在跟我聊天的一个比我只大6岁的男子，因为心梗抢救无效，溘然去世。生命竟是如此脆弱！当推他的车从我身边经过，我控制不住热泪盈眶。看到他妈妈绝望的眼神，我突然想到了爸妈，如果当初，我哪一次自杀成功了，他们的悲痛，可想而知。 我飞奔着往回跑，一头撞开了门，迎着父母惊异的目光，气喘吁吁地道：“爸、妈，以后我再也不会自杀了，我绝不会再让们为我流眼泪。”
从那天开始，我每天早晨起来跑步、打篮球。晚上，陪着爸妈去花园散步，听他们讲我小时候的故事，或者为生活琐事逗嘴。英国一家辅导抑郁症患者的专职机构横平组织看到我的博客后，和我取得了联系，希望我治好后，能给他们传授经验，我爽快地答应了。
阳光大姐看望他们一家人
妈妈的病还需要3万元钱，我愁眉不展。医院在微博上发动了为我母亲募捐的活动。我嘴上感动，心里却不以为然，因为我早领教过了，这是个冷漠的世界！然而，没想到仅几天时间，社会各届就捐齐了3万元。武汉大学的校友、老师知道后，更是寄来1万元钱。带着那还有体温的母校的爱心捐款，我站在医院的顶楼放声痛哭，原来还有人记得我，惦记我。我将这笔钱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并宣布，每笔捐款不要超过500元，将来我有能力的那天，我会加倍奉还。
不久，病房来了个28岁的小伙子，因滥用精神类药物被家人送进医院，治疗期间，限制出入医院。看到我可以自由出入，他总是让我给他带酒，一次，还朝我借钱。我想拒绝，但以前在IBM的经历留下了心理阴影，担心不借钱会遭到打击报复，还是将辛苦了三天才挣到100块钱给了他。医生知道后，对我说：“要学会拒绝，如果你无条件地忍让，事后又不接受自己的做法，就会陷入认知性的情绪自责，对康复无益。要意识到自己的能力有多少，自己的权利在哪里，从而学会保护自己。”我深以为然，以后再遇到我不想做的事，一律摇头说NO。
2013年3月底，我通过一系列的测试后，终于被宣布治愈了抑郁症。那久别的春风吹在我的脸上，我和爸妈面面相觑，恍如隔世。这时，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自己得病的过程和治疗方法写成论文，发到抑郁症的微信群里，我要让所有跟我一起得过同样病症的病友知道，这种病并不可怕，只要有信心，一定能战胜它。
看到我心态平和，父母终于如释重负的笑了。得知我治愈，英国横平机构派人来看我，我用英语和他们谈笑风生。临别时，横平机构诚意邀请我去英国，加盟他们的组织，并说再好的义工，也抵不上我的现身说法，我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往事如风，我恍如隔世。我非常感谢父母，感谢妙手仁心的何教授和医生们，没有他们，我绝对撑不到今天，如果说，我曾经压垮了父母，那么今天，我又重新替他们撑起了一片蓝天，让他们又可以骄傲地说：“我的儿子，不是孬种！”（以上内容原发知音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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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妈妈对我说，你们不仅帮助治疗好了我儿子的病，还教他做人，当时我让他给父母洗脚，主要是配合我采访拍片，却触发了他的孝心，随后，经常坚持给父母洗脚。如今我们还时常联系，成为兄弟。
再后来，我和治疗他的医生都离开了原来的单位，那年他母亲去世时，联系我，问有没有他母亲的图片，可惜当时不断地转换地方，图片没有存留，在现实生活中我遇到许多患抑郁症的人，希望我们这个社会少一些这样的病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