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鲁曾经是美国驻日本大使，从1932年直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他一直担任美国驻日大使，长达十年。而这十年，恰是美日关系急剧变化的十年，也是世界局势急剧变化的十年。

1932年的日本已然疯狂：扶植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政治刺杀事件不断，且准备退出国际联盟，撕毁《华盛顿条约》，妄图主宰亚洲和西太平洋。此时，美国需要派遣最优秀的外交官力挽狂澜，既坚守美国在远东的权益，又努力避免战争。在这样的风口浪尖，格鲁大使走马上任。作为代表美国政府和日本打交道的第一人，格鲁的个人日记及公私文件提供了十分贴近实际外交的观察视角，披露了美日在各领域惊人斗争的内情，也展现了日本走向太平洋战争的全过程。本书与《菊与刀》一时双璧，是了解二战及其前夕日本政治、社会种种细节的最直接材料，甚至直接影响了战后美国的对日政策。

在阅读过程中国，笔者常常感到，格鲁本人对日本及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情的看法以及他记录下来的有关日本人、美国人对类似事情的看法，对理解、认识当今发生的某些事情，不无借鉴之义。

比如，当时的《日本广告报》发表了一篇署名为藤田进一郎的长文。文中，作者将日本在满洲的行动与美国在巴拿马的行动相提并论。美国记者就此写了一篇文章给予驳斥：

“美国在巴拿马推行的政策和日本在满洲推行的政策有一些相似之处，谁也不会否认。然而，两者间有一个根本的区别，那就是时间的要素。日本作者们通常忽略了。美国干涉巴拿马是在三十年前。当时美国派军舰支持巴拿马1903年的革命并助其建立了政府，因此该政府才将运河权利让渡给美国，那个时候并没有什么国际条约义务限制美国政府不能这样做。

《国际联盟盟约》、《九国公约》、《白里安-凯洛格公约》都是在世界大战结束后才问世的。在此之前，各国都只能靠强力政治来决定国运，以战争为推行国策的手段。今天则不然，世界各国人民都坚信应有一种新的秩序，上述条约就是这种新秩序的象征。”

这段话对当今的人们正确看待、理解俄乌战争不无意义。

格鲁写到：“在当时的日本，只要父亲认可，私生子就可以继任家主之位，也能继承家产，成为正常的社会一员，并不会因出身而背上任何污名。如此轻易就能使私生子合法化的惯例，在日本人的观念里早已根深蒂固。所以在日本人看来，类似的惯例无法适用于国际事务自然是毫无道理的。‘满洲国’就像是一个私生子，虽然怀胎时并不光彩，生下来更丢脸，但只要通过父亲的承认这个简单手续，就可以把它变成国际大家庭里正常、体面的一员了。”

用“私生子”来比喻“满洲国”，简直生动形象极了。

格鲁对当时的“国联”有深刻地认识。他说：“我们的和平机构在理论上是漂亮的，在实际上却无用。因为只做表面文章，所以才无用。它就像贴膏药来治疗癌症一样，听任癌症发展很久以后才请外科医生来敷上这么一点止痛的药，自然无济于事。未来的世界和平机构必须比医生早走一步。哪里有刺激，它就得有所觉察，诊断出将来生病的可能性，早在产生病灶前就着手治疗。总而言之，世界和平机构要做到消灭战争，就必须比现在更加激进，更有先见之明，更多留心事实、形势和环境，而少谈理论。”

想想联合国，想想安理会，估计谁都会觉得格鲁说的有道理。

青年及在乡军人协会在神户开会，陆军第四师团参谋松本中佐在会上发表了煽动性的讲话，要点如下：

“以前曾是世界上最富裕、最繁荣的美国，由于奢靡浪费已变得虚弱不堪，现在是日本显示其大和魂所赋予的品质的良机。

日本任何时候都能够打败美国，而且老实讲，也能打败其他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归根结底，公道之所以得不到伸张，就是因为美国这个国家总是从中作梗，必须消除来自这个国家的一系列侮辱。要把日本确立为公正世界的统治者，就必须打垮美国。”

感觉很多人对美国持松本中佐同样的看法。

但这种看法符合事实吗？

格鲁认为，“日本追求世界霸权的驱动力始于国内。自世界经济大萧条后，历届日本政府都无法为年青一代提供一个宣泄压力的出口，而这些年轻人类似于德国那些希特勒追随者，只有陆军才能给这些年轻人提供机会，但政府当局总是力图约束陆军。1932年，叛乱的青年军官们刺杀了数位政界领袖，但还远不至于能就此夺取政权。1936年，这群人再度发难。这次他们试图发动某种形式的政变。夺权企图终告失败，部分领导者被判死刑并遭处决。然而，他们的失败却让这类人意识到比起在国内发动‘革命获活动’，对外征服才是更令人向往的美梦。这个国家的军人完全可以冲破政府的约束，抱着错误的爱国观念，进而干出近乎‘民族切腹’这样的事。”

可见，日本军国主义和当时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是源和水的的关系。没有极端民族主义滥觞，就不会有军国主义的兴起。

格鲁对当时的日本政府，特别是军部有清醒地认识。他觉得“日本人总爱忘记历史。历史证明，美国人是世界上最易激动的民族之一。他们忘记了1898年的怒潮，那时怒潮一来，犹如森林大火，几乎一夜之间就燎遍全国。尽管政府、国会和绝大多数国民本来并没有打仗的意愿，但美国和西班牙之间的战争还是爆发了。第一次大战以来，关于和平的言论及活动太多了，以至于在日本人的心目中，我国在1917年的行动仿佛已是远古时代的事情了。但是很可能会有那么一天，美国人民开始有点不耐烦了，那时如果发生什么事故(随时都可能发生)，甚至不用像‘缅因号’巡洋舰爆炸事件那样惊人，也足以在一夜之间就引发弥天大祸。”

格鲁作为大使，对作为外交官的使命是有清醒的认识的。他说：“一个大使刚到外国上任，马上就攘臂大呼‘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那就等于是卷起铺盖回家了。我们的外交是我们国防的第一道防线。只要尚存可能，就必须守住这第一道防线。”

外交是国防的第一道防线，外交官的使命是追求和平而不是蛊惑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