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决定长征，得益于一份绝密情报，是谁送来的？
1934年深秋，中央苏区的一个雨夜。一位衣衫褴褛、面目狰狞的乞丐拖着疲惫的身躯，艰难地穿过重重关卡，终于抵达了江西瑞金。当他见到周恩来的那一刻，竟当场昏倒在地。谁能想到，这位形象凄惨的乞丐，竟是我党秘密战线上的精英特工，而他带来的一份情报，将改变中国革命的命运轨迹。
这份情报究竟是什么？为何如此重要？这位特工又经历了怎样惊心动魄的传递过程？这一切，都要从一位叫莫雄的国民党将领说起...
一、＂铁桶计划＂的秘密
1934年8月，南昌城内一间灯火通明的密室里，蒋介石正在召开最高军事会议。桌上摊开着一份标注着＂绝密＂字样的文件，这就是后来震惊中外的＂铁桶计划＂。
＂这次一定要让共产党无路可逃！＂蒋介石用手指重重地点着地图说道。在他面前的作战地图上，一条条红线将江西苏区重重包围，这些红线代表着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方向。
这份＂铁桶计划＂，改变了此前围剿的所有战术。计划规定，参战部队必须修筑碉堡，步步为营，决不许贸然追击。每前进5里，就要构筑一道封锁线，用永备工事将根据地分割成小块，再逐步蚕食。
计划的核心，是在赣南、闽西地区构筑三道同心圆的防线。外圈约一千公里，中圈约五百公里，内圈更是只有二百公里。这三道防线上，每隔三百米就有一座碉堡，每隔五公里就有一个团部，每隔二十公里就有一个师部。
德安保安司令部里，莫雄正在整理文件。作为蒋介石倚重的将领，他经常能接触到最机密的军事文件。这天，一份加盖＂军事机密＂的文件引起了他的注意。
＂司令，这是最新的调令。＂副官递上来一份文件。莫雄接过文件，仔细端详起来。这份调令详细记载了国民党军队的调动路线和时间表，其中还包括了碉堡的具体位置和防守力量部署。
莫雄看完后，将文件锁进保险柜。这位表面上忠于国民党的将领，实际上一直在暗中协助共产党。他知道，这些情报对中央红军来说，价值无可估量。
第二天凌晨，莫雄召来了他的情报参谋项与年。两人在书房密谈了整整两个小时。项与年一边听，一边在一本普通的字典上做着特殊的标记。这些看似普通的笔记，实际上记录了＂铁桶计划＂的关键内容。
在随后的几天里，莫雄又陆续收到了几份补充文件，内容包括了蒋介石亲自拟定的作战时间表。这份时间表显示，国民党准备在一个月内完成对中央苏区的全面包围。
这些情报汇总在一起，勾勒出了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国民党这次是要把中央苏区分割成若干个互不相连的小块，然后逐一歼灭。如果让这个计划得逞，中央红军将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
就在莫雄和项与年紧锣密鼓地整理情报时，国民党的＂铁桶计划＂已经开始实施。大批工兵部队开进苏区外围，昼夜不停地修筑碉堡。装备精良的正规军也在陆续向预定位置集结。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这份情报必须尽快送到中央苏区...
二、选择与托付
1925年的上海，一场秘密会议正在法租界的一间茶馆内进行。周恩来正在为新加入的特科成员讲解工作纪律，在座的就包括了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项与年。那时的项与年，是一位精通四门外语的知识分子，这样的人才正是特科所需要的。
＂同志们要记住，我们是在和敌人打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周恩来的话让在座的每个人都深感使命的重大。从那天起，项与年便开始了他在特科的秘密生涯。
起初，项与年主要负责文件翻译和情报分析工作。他出色的语言能力和缜密的分析头脑，很快就得到了组织的认可。1927年，他被调入特科红队，专门负责打击叛徒和处理重要情报。
特科红队是中央特科最精锐的行动小组。每一位成员都经过严格挑选，不仅要有过硬的专业技能，更要有坚定的革命意志。在这里，项与年遇到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战友，他们日夜待命，随时准备执行最危险的任务。
1929年的一天，特科收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我党农民运动领袖彭湃同志被捕后惨遭杀害。经过调查，一个触目惊心的真相浮出水面：时任中央军委秘书的白鑫，就是出卖彭湃的内奸。
这个消息在特科内部引起了轩然大波。白鑫不是普通的叛徒，他掌握着大量党内机密，如果不及时处理，后果不堪设想。周恩来当即下令：＂必须尽快铲除这个叛徒！＂
这个危险的任务，落在了项与年身上。当时的白鑫已经投靠了国民党，住在上海市党部常委范争波的家中，每天有武装特务24小时保护。要在重重保护下除掉白鑫，难度可想而知。
项与年带领红队成员，开始了细致的踩点工作。他们发现白鑫每天早上都要去上海市党部报到，这成了唯一可以下手的机会。但是时间紧迫，因为白鑫已经申请到了去意大利的护照，随时可能离开上海。
经过周密策划，红队选择在白鑫出门的必经之路上动手。那天早上，当白鑫在特务的护送下走出范争波家的大门时，项与年和战友们突然出现。虽然白鑫身边有特务保护，但他们还是成功完成了任务。
这次行动不仅为彭湃同志报了仇，更重要的是挫败了敌人的阴谋，保护了大量地下党员的安全。从此，项与年在特科的威望更高了，也积累了丰富的秘密工作经验。
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革命经历，当莫雄需要一个可靠的人选来传递＂铁桶计划＂的情报时，项与年成为了不二人选。莫雄深知，要把这么重要的情报安全送到中央苏区，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
三、生死闯关
从德安出发的第一天，项与年就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原本熟悉的道路上，每隔三里就有一道关卡，每个村口都有国民党士兵把守。这些关卡不同于以往的临时检查站，而是按照＂铁桶计划＂新设立的永久性岗哨，每个岗哨都配备了专门的查验人员。
在经过第一个关卡时，项与年差点暴露身份。一个曾在上海见过他的国民党军官，对这个陌生的过路人产生了怀疑。关键时刻，一位暗中接应的地下党员巧妙地制造了一场骚动，这才让项与年有机会混过了检查。
但更严峻的考验还在后面。在途经信丰县时，项与年发现当地的关卡开始实行指纹验证。这是＂铁桶计划＂中的一项新措施，所有过往人员都要按手印存档。如果按下指纹，项与年的真实身份很可能会被暴露。
就在这时，他想起了一个老办法。项与年找来一块石头，对着自己的门牙狠狠地敲了下去。鲜血顺着嘴角流下，面部很快就开始肿胀。他又故意把衣服弄得破烂不堪，还在身上涂抹了腐烂的食物。
这个装扮起了作用。当地的哨兵看到这个＂满口流脓＂的乞丐，都不愿意靠近，更不要说让他按指纹了。但这种伪装也带来了新的问题：项与年只能在夜间赶路，白天就藏在偏僻的地方，这大大延缓了行进的速度。
在经过一个叫做＂松树岭＂的地方时，项与年遇到了一位意想不到的老熟人。这个人曾是他在上海时的同事，后来叛变投敌。为了避免被认出来，项与年只能绕道而行，多走了整整一天的路程。
在接近瑞金的最后一段路程中，项与年遇到了地下党安排的接头人。按照事先约定的暗号，接头人会在路边的一棵大榕树下放置一个特制的竹筒，里面装有最新的关卡情报。但当项与年到达约定地点时，竹筒却不见了。
原来，当地的民兵以为这是国民党特务放置的暗号，把竹筒拿走了。无奈之下，项与年只能按照自己对地形的判断，选择了一条人迹罕至的山路。这条路异常崎岖，但却成功避开了最后几道严密的封锁线。
最终，经过整整七天的生死闯关，项与年终于看到了瑞金城的轮廓。但此时的他，已经面目全非。缺了门牙的口腔发炎感染，让他的脸部严重变形，就连最亲近的同志也认不出他来。
当项与年见到周恩来的那一刻，所有的紧张和疲惫瞬间涌上心头。他将怀中那本写满密码的字典交到周恩来手中，随即晕倒在地。而这本字典里记载的＂铁桶计划＂，将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带来关键性的指引...
四、情报的价值
1934年10月初，瑞金中央苏区的一间简陋会议室内，周恩来和叶剑英正在仔细研究那本装着＂铁桶计划＂情报的字典。桌上摊开的地图上，密密麻麻地标注着敌军部署的位置。项与年送来的情报，为中央提供了关键的决策依据。
＂敌人这次的包围圈，比前四次都要严密得多。＂周恩来指着地图说，＂光是碉堡就修建了三千多座，平均每三百米就有一座。＂叶剑英接过话说：＂最危险的是这三道包围圈，已经切断了我们与其他根据地的联系。＂
在随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根据这份情报，对当前的军事形势进行了深入分析。情报显示，国民党军队已经在赣南、闽西地区构筑了三道同心圆的防线，而且还在不断加固。
更为严峻的是，根据项与年带来的补充情报，蒋介石这次调集了80万大军，分三路向中央苏区进攻。其中胡宗南部负责北路，陈诚部负责中路，薛岳部负责南路。这三路大军都配备了先进的武器装备，还有飞机、大炮等重型武器的支援。
情报中还提到了一个重要细节：敌军这次采取的是＂堡垒推进＂战术，每前进一步就构筑工事，绝不轻易出击。这种战术将极大地限制红军的机动作战能力。
在研究了这些情报后，中央很快作出了战略性的决断：必须突围转移，且要在敌人的包围圈完全合拢之前行动。经过反复论证，中央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具体负责突围的军事指挥工作。
突围的方向选择也是一个关键问题。根据项与年带来的敌军部署图，西路的防守相对薄弱。更重要的是，情报显示敌军主力集中在东线，这为红军向西突围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4年10月10日，中央正式下达了战略转移的命令。根据命令，红一方面军主力分两个纵队向西突围。第一纵队由林彪、聂荣臻率领，负责打头阵；第二纵队由彭德怀、杨尚昆率领，负责运送机关和后勤物资。
这个决定的做出，与项与年冒死送来的情报有着直接关系。如果不是提前得知了＂铁桶计划＂的详细内容，中央就无法在敌人合围之前，找到最佳的突围时机和方向。
就这样，中央红军开始了著名的万里长征。第一纵队按照预定计划，在10月16日率先向西突围。而此时的项与年，已经接到了新的任务：他要继续留在南方，为后续的红军部队提供情报支持...
五、革命薪火的传承
在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项与年并没有随大部队北上。组织上给了他一个更艰巨的任务：继续留在南方，为其他根据地的红军提供情报支持。凭借着多年积累的地下工作经验，他在上海、南京等地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情报网络。
1938年，项与年终于等来了北上延安的机会。当他再次见到周恩来时，已经是事隔四年。这位曾经在特科并肩战斗的老战友，此时已经成为了党中央的重要领导人。周恩来对项与年说：＂组织上决定安排你去做统战工作。＂
在延安时期，项与年开始了新的工作。他利用自己精通多国语言的优势，接待了大量来自国统区的进步人士。其中就包括了著名作家茅盾、戏剧家田汉等文化界人士。通过他们，党的统战工作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项与年的儿子项南在这期间也走上了革命道路。1918年出生的项南，从小就在父亲的影响下接触革命思想。1937年，年仅19岁的项南加入了新四军，开始了自己的革命生涯。
父子俩的重逢是在1949年初。当时项南已经成为新四军的一名团级干部，而项与年则在东北局工作。这对分别多年的父子，在胜利在望的时刻终于团聚。项南后来回忆说：＂见到父亲的那一刻，我才真正明白什么是革命接力。＂
新中国成立后，项与年担任了辽宁省监察厅副厅长，为新中国的反腐败工作作出了贡献。而他的儿子项南的发展则更为迅速，先后担任福建省委书记、福建省军区第一政委等重要职务。在改革开放初期，项南更是成为了福建改革开放的重要推动者。
革命薪火代代相传，到了第三代，项南的女儿项小米选择了用笔来传承家族的革命精神。她创作的长篇小说《英雄无语》，生动地记录了那段特殊年代里情报工作者的故事。小说中的主人公，就是以她的爷爷项与年为原型创作的。
1978年10月2日，项与年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对前来探望的项南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这一代人做的事情，就是要让后人过上好日子。＂
从特科成员到情报英雄，从统战干部到监察官员，项与年的一生都在为革命事业奋斗。而他和儿子项南、孙女项小米三代人的故事，也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中一个独特的缩影。
在项小米的作品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当我翻开泛黄的老照片，看着爷爷年轻时的英俊模样，很难想象他就是那个在战争年代里，不惜自毁容貌也要完成任务的特工。但正是千千万万个这样的普通英雄，铸就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