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正洪 来源：《外交官说事儿》

作者简介

赵正洪（1913年-1991年12月30日）湖北黄梅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任东北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空军军政治委员、中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兼国防体育协会副主任、全国体育总会主席等职，1971年率团赴日本名古屋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五、在名古屋

代表团在东京短暂停留后，移师名古屋，包下了一家滕久观光旅馆。爱知县警察总部布置了大批警察，日本警视厅特地派专员到名古屋坐镇指挥。就是这样，每天仍有七八起国民党的特务和反动分子到中国代表团住处游行、骂街、烧毛主席像、烧中国国旗。他们一来，我们就向日方提出抗议，当局就派警察驱赶。有时还有坏人乘我们到训练和比赛场时，向我们扔只燃烧不爆炸的火药包。

我们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有强大的祖国做后盾，根本不怕这些人捣乱，照样去训练、去接触群众。

为了完成周总理交给我的任务，我的工作是十分紧张的。除了和运动员一起去训练、比赛场地外，在旅馆时就让翻译给我读当天的各种报纸，注意分析日本各界舆论。当时日本新闻界和有关方面拼命挖新闻，有时到了很让人担心的程度，甚至有时代表团领导人之间的开会谈话，第二天就见报了！

代表团领导人根据总理“友谊第一”的指示，开展了体育外交活动。在东京，我先后会见了中岛健藏先生、后藤钾二先生、西原寺公一先生。王晓云会见日本朋友就更多了。

我们参观了名古屋的大学和丰田汽车厂。所到之处，我们感到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是很友好的，日本各界有识之士对代表团的生活、安全都花了很多的心血。

名古屋电视台请我和庄则栋由后藤先生陪同，到电视台向日本人民讲话。我们还拜访了朝鲜侨民协会会长，大家一起开了联欢会，共唱《金日成之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乒乓球代表团也参加了，气氛颇为热烈。

正式比赛开始了。我每天在看台上观战，有时下来到比赛休息厅和运动员们谈谈、鼓鼓劲。在团体比赛中，气氛很紧张，我的心都快提到了嗓子眼儿，双手握拳，手心都湿了，比过去打仗还紧张。如果那时有心脏病，早就发作了。尤其在当时那种政治气氛下，刚出来工作的我，心理压力实在是大！

为了保证运动员的安全，每次带队外出，我都等在车门口，运动员上齐后，我才上车。为此，有些日方官员好心地向我提出劝告，怕我这个团长遭到枪击，不好交代。可为了运动员的安全，我仍坚持这样做。

我队在男子团体比赛中夺得了冠军。新秀梁戈亮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大家都很高兴。接着是女子团体决赛，我队由林慧卿、郑敏之参加与日本队的决赛。结果我队输给了日本队。

下场后，林、郑失声痛哭，气得连饭都不想吃。我就对她们说：“胜败是兵家常事嘛！我看你们本领就是比日本队员强，谁个不说中国这对横拍女将技术高强、本领好。这次就是输了几个球嘛！是偶然的失手嘛，还有两场比赛，把女单、女双都夺过来，依我看你们完全有这个本领。我过去打仗，一次仗没打好，也很生气，下决心第二仗一定要打好。你们痛哭流涕，不想吃饭，这种心情我很理解，很同情。你们再比赛，我在台上用心给你们使劲，打球我不会，也上不了台。打仗我保险要冲在你们前面。打球我是无能的人，全看你们的了。”

女子单打、双打，中国队双双夺魁，她们高兴得哭起来了。我就跟她们开玩笑：“我是孔明，估计正确吧。我给你们编个顺口溜：林郑输也哭，赢也哭，林郑的眼泪是珍珠，先流的是银珍珠，后流的是黄珍珠。”她们又打又闹，非常高兴。

经过全体运动员的努力，又夺得男女混合双打冠军，我才松了一口气。但另有一件事让我紧张起来了。

六、乒乓外交

庄则栋和科恩

有一天，我队从比赛馆乘汽车回旅馆。开车之前，一个长头发的美国运动员科恩向大轿车连连招手，跳上车时他才发现上错了车。大轿车内的中国运动员倒都认出他是美国运动员科恩。

庄则栋这时站在科恩身边。他亲切地对科恩说：“我们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直是友好的，今天你到我们车上，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代表同行的中国运动员欢迎你上车。为了表达这种感情，我送给你一件礼物。”

出访前，曾有过规定：不和美国队员手拉手；不与美国人主动交谈；比赛场上不与美国队交换国旗。看到庄则栋这些举动，我心里颇为紧张，拉了他一下。庄则栋笑着对我说：“你当团长顾虑多，我是运动员没关系，你放心吧。”

庄则栋向科恩赠送礼物

庄则栋送给科恩一幅杭州织锦，织锦上是黄山风景画。科恩非常高兴地说：“你们邀请了好多国家运动员访问中国，我们美国运动员能不能去？”这一消息在当地马上传开了。有的记者问科恩是否愿意访华，科恩回答得很干脆：“中国人非常好，我当然想去。”

团体赛结束后，组织观光，中国运动员又一次与美国运动员有所接触。他们问：“听说你们邀请了加拿大和英国乒乓球队去你们国家访问，是真的吗？”我们说：“有此事。”他们又问：“什么时候能轮到我们美国队去呢？”我们当时不好回答，只是一笑了之。

实际上在科恩与庄则栋接触后，我们就及时报告了北京。北京第二天回答：“告诉美国朋友，将来访华总是有机会的。”美国队再度提出访华后，我们又打电话请示北京，答复还是那句话。

当时代表团天天与北京通话两次。毛主席看到有关中美队员接触的简报后，提出一天要通话四次。代表团由外交部一个同志专门负责此事，在北京外交部也有专人负责，双方听到熟悉的声音后才通报情况。北京几次回电都是那句话。我们就根据北京的指示，把这个意思向日本朋友和有关方面发布了。后藤钾二先生多次询问，我们也以此相告。

4月7日上午，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在滕久观光旅馆的花园里举行游园会，我们兴致勃勃地跟亚非拉各国运动员、教练员和领队在欢乐的乐曲声中互相交谈、唱歌、跳舞时，一位工作人员匆匆走到我跟前，急促地说：“赵团长，北京来电话，叫你立即回房去。”

我回到房间后，工作人员把电话记录本递给我，电话记录上写着：“关于美国乒乓球队要求访华一事，考虑到该队已多次提出要求，表现热情友好，现在决定同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包括负责人在内来我国访问。可在香港办理入境手续，旅费不足可补助。请将办理情况、该队来华人数、动身时间等情况及时报回。”

看完电话记录后，我既高兴又紧张，马上派人把宋中叫回。宋中看了电话记录后，我马上叫他去找美国乒乓球队，向他们正式发出邀请。当时比赛已结束，去晚了可能美国队就回国了。

与此同时又派人去请日本文化交流协会的村岗久平先生来，请他把邀请美国队访华一事迅速转告后藤钾二先生。由于事情突然，我们来不及事先和后藤先打招呼，请村岗久平向后藤先生转达我们的歉意。

安排完毕后，由我向外界宣布，以代表团团长的身份邀请美国队访华。这一下轰动了，记者里三层外三层，纷纷询问我是不是真的发出邀请了，其中日本记者最多。我一再回答：“我们确实发出邀请了。”

村岗久平乘车到后藤钾二先生家中时，很多记者正围着后藤先生问：“据美国代表团的消息，中国代表团已邀请美国代表团访问中国，是否有此事？”后藤先生再三说：“没有这回事。中国代表团不会邀请美国代表团访华的。”

正在大家扯着嗓子大喊大叫时，村岗久平到了后藤面前，对他说：“中国代表团赵团长要我转告您，他们刚刚向美国代表团发出邀请，请他们去中国……”

没等村岗说完，后藤大发脾气：“这么大的事也不打个招呼，太不够朋友了！我刚刚答复了新闻界，中国决不会邀请美国队访问中国。这下子让我说什么好呢？”

村岗说：“赵团长说事情突然决定了，来不及先通报，请您原谅。”

过了一会儿，后藤亲自找到我们，问是怎么回事。我就把详情对他作了说明。这样他的气也消了。

宋中和翻译王家栋找到美国乒乓球队负责人哈里森和斯廷霍文，对他们说：“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正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哈里森感到很突然，一时不知如何回答。他平静下来后，连连说：“真没想到，但这是件好事，非常感谢你们的邀请。”

美国队经过请示国内，接受了邀请。美国队负责人哈里森办完了访问中国的一切手续之后，我们代表团也离开了名古屋，访问了大阪、神户、福冈、札幌等地，所到之处受到当地政府周到的接待。日本人民对我们很友好。

在这期间，日本各大报连篇累牍地报道了“乒乓外交”这一戏剧性事件，都登在头版头条，叫做“小球推动了地球”。

七、返国途中

4月28日，代表团在东京乘飞机回国。飞行途中，我反复考虑，毛主席、周总理交给的任务是否完成了？有没有辜负毛主席、周总理的重托？

这次比赛，中国队拿了四项第一（男子团体、女子单打、女子双打、男女混合双打）也算不错了。更重要的是，通过运动员之间的交往，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使中美关系产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

在比赛中，我们还与亚非拉许多国家的运动员、教练员交了朋友。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我都执行了，自己觉得很高兴，不由得在飞机上哼起了我最喜欢唱的歌曲：“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树呀树起来。张灯又结彩呀啊，张灯又结彩啊，唱一支国际歌庆祝苏维埃（这首歌是1931年在江西成立苏维埃时唱的）。”战争年代，打了胜仗，我总要叫警卫员买只鸡，叫几个战友吃一吃、唱一唱。

下午，飞机到达香港。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梁灵光、祁峰和香港知名人士霍英东、费彝民等都到机场来欢迎我们。出机场后，又遇上了成千自发地来欢迎我们的香港同胞。他们和运动员又握手又拥抱，唱歌，高呼口号，情景感人。

代表团在香港住了5天，新华社梁、祁社长及香港知名人士霍英东等分别为代表团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白天，代表团中的运动员分别到工厂、学校为工人、学生做乒乓球表演。九龙的有关方面为了应付广大群众观看乒乓球表演的要求，专门修了一个能坐2000人的大棚子。观看比赛的群众情绪高涨，气氛热烈。

代表团离开香港时，成千上万的同胞夹道欢送代表团，争先恐后地与代表团成员握手、拥抱。更为感人的是，有300多名同胞陪代表团一起乘火车到深圳。我们要分开时，难分难舍，热泪滚滚。

代表团到广州时，广东省的党政军领导到车站热烈欢迎。他们纷纷说：“代表团取得了政治、技术双丰收胜利。”此时我的心情用我在香港写的一首诗来表达，是最恰当不过了：

终出牛棚心不静，

蹉跎岁月愤难平。

总理给我交重任，

率领球队到东瀛。

乒乓外交举世惊，

赛场内外传友情。

发出小球转地球，

中美关系化坚冰。

哪知，回国后又遇上一个小小的波澜。

八、赛后余波

出国参赛前，有关领导对我队一旦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队相遇时的对策，从中朝友谊的大局出发，曾研究过一个意见。由于我当时刚刚工作，负责此事的同志并未告诉我，结果在比赛中，我队一个主力队员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队的一个主力队员淘汰了。

在比赛前，我曾考虑过是否“让”一下，但有个同志说“世界比赛哪有让他国之理”，我觉得也对，便未坚持。回国后总理问及此事，我主动承担了责任。后来总理了解到我确实不知道情况，气就不那么大了。

但他又批评了我另一件事。比赛结束后，中日两队进行了一场友谊比赛，中日双方各派4名男运动员、4名女运动员参加。教练问我如何打，我想反正是友谊比赛，就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结果把日本男女队员全打败了。在场的日本朋友都有点面子上下不来。

回国后在人民大会堂，周总理批评我说：“已定下‘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你为什么‘八仙过海’啊？”总理对李先念同志说：“赵正洪是你的老部下，是跟你过祁连山到新疆的老同志啦，你也批评批评他。”李先念同志说：“赵正洪啊，赵正洪，你哪来那么多旧东西呢？什么‘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要好好认识错误。”

我检讨了自己没有贯彻执行总理关于“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指示所犯“锦标主义”的错误。周总理接着严厉地批评了知道情况的有关方面负责人。他说要派人到朝鲜赔礼道歉，“负荆请罪”。

后来由我、韩念龙、宋中以及那位我国运动员一起到了朝鲜。我们受到朝鲜方面的热烈欢迎，住到平壤郊区的一个高级宾馆里。到后第三天，金日成主席接见了我们。

首先是韩念龙同志把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决定我们来朝鲜的意思报告了金日成主席，接着我国那位运动员表示了歉意。我马上接着说：“我是团长，没有贯彻执行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这是我的错。”

金日成同志马上插话：

“

你说得不对，你当团长，你们党和国家叫你带队出去比赛，光打败仗行吗？比赛都想战胜对方，这是人之常情嘛。就连老子和儿子下棋也是谁也不让谁嘛！在世界锦标赛上，哪有一个国家愿意输给另一个国家，没有这个道理嘛。在比赛的时候，你当运动员，谁让谁呀！我理解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为中朝两党、两国友谊作出的努力。请转告他们，中朝两党、两国人民的友谊是用鲜血凝成的，是牢不可破的！

”

金日成同志的一番话反映出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广胸怀。

当天晚上，朝鲜外交部长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宴会欢送我们。我们圆满地完成了那次“负荆请罪”的外交使命。

事隔20年了（1991年），事后想想，那次中国乒乓球队出师东瀛，绝不仅仅是与美国队开展了“乒乓外交”。实际上在当时那种历史条件下，毛主席、周总理之所以为全队定下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基调，就是以体育作为整个外交政策的突破口。

我们在这次比赛中还拒绝与朗诺集团对垒，庄则栋对记者发表的不与朗诺集团队员比赛的声明影响很大。这样的比赛的确要服从国际政治斗争的需要。我们在比赛中不仅仅对美国开展了“乒乓外交”，应当说中国队从出国比赛之日起，中国对世界的“乒乓外交”就开始了。

重温这一段历史，对我们今天进行改革、开放也是有其借鉴作用的。我相信，后来者在评价还将举行的一届又一届乒乓球世界锦标赛时，一定会特别关注第31届，因为那一次球桌上的“乒乓”声的确震动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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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作者：赵正洪

编辑：《外交官说事儿》贾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