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跟随周恩来撤出武汉后，途经沙市、常德，来到了长沙。

这里有十八集团军(八路军)驻湘办事处，地址在寿星街。

庭院不大，院门朝西，院门下坡不远处就是湘江边。

院中有一栋竹制的二层小楼。

中央军委参谋长叶剑英已先来这里。

周恩来到长沙后也住在办事处，与叶剑英一起在楼上办公。

寿星街离火车站很远，办事处又设在狭窄的胡同里，汽车进不去，交通班没有驻在办事处，还是驻在离火车站较近的广亚中学。

这时，我们通过八路军驻河池转运兵站，又从越南的鲜罗(河内)购进两台车，因路途难走，中途报废一台。

车辆和人员有所增加，有的人称我们是交通队。

武汉沦陷后，北去的陆路、水路交通被切断，给运输带来严重困难。

由长沙给新四军运送物资尚可以转运，而往八路军和延安送物资则要倒运多次，先将物资由湘潭运到衡阳，由衡阳运到桂林，经过柳州运到贵阳，再由贵阳运到重庆，最后转运到延安。

日本侵略者占领武汉后，又虎视眈眈地沿着粤汉铁路进攻岳阳， 企图渡过汨罗江侵占长沙。

国民党的官员们纷纷逃往四川和桂林。

形势越来越紧张，为防止意外，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我们准备转移，经过昼夜抢运，把长沙的物资基本转移出去了，大部分运到衡阳郊外，一部分运往桂林。

11月12日，交通班的车辆大部分过江了，仅留下一台大车和两台小车。

我跟着大车去办事处开会。

钱之光有事外出，由长江局组织部部长黄文杰主持召开。

他向我们布置任务:今夜务必把剩余的物资全部运走，由邱南章具体负责，

组织安排车辆和人员；蒋泽民负责押送，将办事处的物资运到湘潭交给史维然；史维然负责接收和转运，将这些物资用小木船运过江。

散会后，我们分头行动。

晚6点左右，我跟着大车来到办事处，装完一车货物后驶向湘潭，这样往返两次，回来时已经子夜了。

喧闹一天的长沙市安静了，大街小巷空荡荡的，只有几处昏暗的路灯闪着鬼火似的光亮。

家家户户早已熄灯安歇，饥饿、劳累、挣扎一天的人们带着痛苦和困惑进入了梦乡，或许从睡梦中找到了一块自由乐土。

在这黑沉沉的深夜里，只有办事处那栋小楼上还亮着灯光，那是周恩来和叶剑英的办公室。

我远远望见小楼上那亮着灯光的窗户，心弦一阵震颤，“敬爱的周副主席呀，您太累了，自从武汉撤出后您就没睡过一夜好觉，这样下去身体能吃得消吗？”

我的鼻子有些发酸。

周恩来和叶剑英正在灯下聚精会神地办公。

近几天来由于日军的进犯，众说纷纭，搅得人们心神不安。

为了弄准确战情，白天，周恩来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让邱南章给国民党当局挂电话，打听洞庭湖战况。

国民党当局有关人员在电话中说:日本军队还在洞庭湖呢，一切平安。

因此，周恩来处理完一天的事务后，夜晚又照常在灯下阅读文件，研究工作。

我们把车开到路边上，装完货物后已经凌晨一点多了。

黄文杰的爱人周慧莲特意为我们几个人炖了一只小鸡，叫我们去吃。

正在吃饭时，听见了院中的吵嚷之声，我们立即放下饭碗跑了出去，见大门洞已经着火，火苗呼呼地窜着。

叶剑英双手叉腰站在院中，正愤怒地大声地斥责着，五六个鬼鬼祟祟的家伙逃出了大门。

我们迅速把火扑灭。

我走到叶剑英跟前，问:“参谋长，刚才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几个坏家伙，我下来小便时，见他们正拿着燃烧的火把在大门口放火，便将他们赶跑了。”

叶剑英气愤地说完后，看看黑洞洞的夜空叮嘱道:“泽民呀，抓紧抢运，路上要多加注意。”

“是！”我答应着，并第三次押运物资去湘潭。

现在回想起来真有些后怕，那天夜晚，如果叶剑英不下来小便呢，放火的歹徒肯定得逞，其后果不堪设想。

东方天边露出了鱼肚白。

我们已卸完了货物由湘潭赶往长沙。

鱼肚白渐渐散去，一道霞光射了出来。

我坐在颠簸的汽车上隐隐约约地看到了长沙城的轮廓，轮廓越来越清晰了，然而可怕的景象也出现了。

长沙城被浓烟烈火吞噬着，滚滚的浓烟将长沙城紧紧地包裹着， 一团又一团的大火球夹杂着燃烧物在浓烟中飞舞，一些受伤的士兵和百姓互相搀扶着从大火中逃了出来。

燃烧物的噼啪响声、人们的喊叫声、啼哭声混杂在一起，一阵阵传来。

长沙大火

见到这一惨景，我的心立刻悬了起来，办事处烧着没有？周副主席和叶参谋长撤出来没有？同志们怎么样？

我瞪大眼睛四处寻觅着，突然看见西处的沙滩边上有几个人，其中似乎还有背箱子的。

我让司机沈学贵把车朝那几个人的方向开去，由于烟雾弥漫，遮挡住视线，看不清他们模样。

当车与他们相距大约二三百米远时，我让沈学贵把车停下，我从车厢下来又站到驾驶室上面看，隐约可见前面走的是叶剑英，后面是周恩来拎着他的公文包， 背箱子的像警卫员，旁边似乎还有钱之光和邱南章等人。

我立刻跳下车，向他们奔去。

叶剑英远远地看见了我，高兴地说:“这回好了，老蒋来了，有车啦！”

周恩来没有吱声，紧绷着脸，两道浓黑的眉毛紧皱着。

他一边走一边回头注视着长沙城的大火。

看得出来，他的心情是沉痛的，愤怒的，我从没见过他这种表情，心里也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沉甸甸的。

我们走到汽车旁，我先打开大箱板，让警卫员把箱子放进车箱。

我抬起头，看见周恩来、叶剑英、钱之光、邱南章和四个警卫员的脸上、身上都落满了尘土和烟尘。

有个警卫员衣服上还有两个火烧的小洞。

他们的鞋和裤角都湿漉漉的。

他们这是从大火中跑出来的，这是经过怎样的一番搏斗啊？

为了把道路让给逃难的人，他们肯定是沿着江边的沙滩走过来的，否则鞋不会湿成这样。

我想问，但是时间不允许，必须马上把他们安全送走。

我立即说:“周副主席、叶参谋长，请你们到驾驶室里坐吧。” 他们摇摇头，没有说话，也没有进驾驶室，而是上了刚装完货物的脏乎乎的车厢。

钱之光、邱南章、警卫员和我也随之上去。

这时候，六七个国民党伤兵相互搀扶着哼哼唧唧地来到汽车跟前，什么也不说硬往车上爬。

为了保证首长的安全，我和警卫员把他们往下推。

周恩来低声对我说:

“泽民，不要推了，他们负伤走不动，也够难的了，能坐几个就坐几个吧。”

这几个伤兵呻吟着爬上了车。

一个年纪较大的伤兵用感激的目光望着周恩来，声音颤抖地说:

“长官，谢谢你啦，俺给你磕头。”

说着要跪下去，被周恩来一把搀住了。

伤兵那布满血丝的眼睛里滚出一串泪水。

为了保证周恩来和叶剑英的安全，我和四个警卫员在中间站着， 把他们和伤兵隔开。

车前是邱南章、钱之光，然后是周恩来、叶剑英，后面是我和警卫员，伤兵在最后。

我们驱车来到了湘潭的渡口，大家下了车。

周恩来和叶剑英他们准备由此过江。

岸上站满了等船的人，有市民，有国民党的宪兵，也有我们的同志。

看样子轮船暂时过不来，我惦记着交通班，准备回去，对周恩来和叶剑英说:

“周副主席和叶参谋长，我回长沙去，你们多保重！”

叶剑英握着我的手，微笑着说:

“老蒋，我们先走啦，你路上可多留神啊！”

周恩来握住我的手，深情地望了一会儿什么也没说。

他手搭凉棚向长沙方向望着，重重的一声长叹。

我望着敬爱的首长和那些焦虑不安的人们，望着那滚滚的湘江水，心中一阵愤然。

从武汉沦陷至今还不足20天呀，一场大火又烧了长沙城，是谁放的这场大火？他们要干什么？动荡不安的祖国呀， 你怎么有这样多的磨难？

我驱车回到了长沙，倒塌的房屋还冒着呼呼的火苗，燃着那些没有燃尽的杂物，时而发出噼啪之声。

有的尸体还冒着黑烟，尸臭味和浓烟裹在一起直扑鼻子，呛得人直恶心。

我绕到了广亚中学，人和车辆都已撤走，只有一台车被烧坏，而六个轮胎幸存下来，我立即卸下来装到车上，直奔湘潭。

事后得知，那天夜晚1点多，国民党当局指使一些暴徒，手持引火的汽油火把满城放火。

人们从睡梦中惊醒，被熊熊燃烧的大火吓呆了，凄厉地哭叫着，恐怖地嘶喊着，跌跌撞撞地奔跑着，宁静的长沙城顿时像开了锅的水一般。

办事处的同志们也被外面的呼喊声惊醒，跑到屋外一看，满城起火，火光冲天。

邱南章叫住一位奔跑的中年人问其原因，中年人气喘吁吁地说:

“军队放火烧城了，你们还不快跑呀！”

邱南章立即跑到楼上，报告给正在专心致志写文章的周恩来和叶剑英。

等他们收拾完文件下楼后，火焰已窜进院内，大门被火舌封住，出不去了，他们只好顶着滚滚的浓烟从还没有着火的篱笆中冲了出来，沿着江边的沙滩向外走，途中碰到了我。

这场大火足足烧了三天三夜，一座美丽的古城烧毁三分之二，几乎变成了废墟。

这场大火是在蒋介石的暗示下放纵的。

武汉沦陷后，蒋介石退到了长沙，在一次会议上，他对部下说:火车和火车头都向西南退，把铁路都占满了怎么办？都烧掉算了。

有了他这样的“圣旨”，国民党顽固派打着“日寇将至、焦土抗战”的幌子，开始纵火。

实际上日军还在洞庭湖一带，距离长沙还有较长的一段路程。

所谓“日寇将至、焦土抗战”，只不过是掩人耳目的借口罢了。

这场大火是有预谋的，放火之前，既不通知作为抗战主力的共产党，又没有通告长沙人民，而于前几天，国民党的官员们相继溜之乎也，使成千上万的人民丧生于火海之中，其用心何其毒也。

这场大火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怒火。

大火后的第二天，11月14日，周恩来立即赶到南岳，向蒋介石严正指出这一做法的错误，提出了善后救灾的办法。

16日，周恩来、叶剑英在衡阳召集干部会议，动员救灾，并派洪深带政治部三厅的干部去长沙救灾。

17日，周恩来又返回长沙亲自指挥救灾工作。

21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论坚壁清野》，指出:

“这种置人民生命财产安危不顾，将长沙付之一炬的‘火焚’办法，是无人心的残忍与麻木。”

通过我党的积极斗争，在群众“严惩凶手”的舆论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找三个替死鬼，把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二团团长徐昆、公安局长文重孚枪毙。

长沙大火已经过去几十年了，每当我回首这段往事时，周恩来那为人民群众遇难而痛心疾首的样子总是清晰地浮现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