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寒暑假既不能回四川，就只能在上海租房子度过假期。当学生的，租房子住的时候，一个人租一间的很少，大多是三、四个人合租一间，都是普通的弄堂房子，房租每月不过三、四元，几个人合住，每人只摊到1.5元到2元钱。当时上海有专门出租学生家具的，无非是两个木架子和棕绷子的床，再租个小四方桌，两个小写字桌，几把椅子，几个人合用，一个月一个人分摊几角钱也就够了。

至于伙食，可以包给附近的所谓“包饭作”，一个人包一个月普通饭不过3元。通常我们四个人住一间房间时，不是包四个人的饭，而是包三个人的饭四个人吃。从份量上讲，四个人吃三个人的饭菜，有时还有剩余。四川人嫌上海菜味太淡，有时也自己弄火油炉烧些带辣味的菜。一个人的伙食费一个月3元多钱就差不多了。连住带吃一个月的花费不超过6元。在伙食上，四个人包三个人的饭也是可以说得过去的。当年上海有所谓“小疙三”者.凡是这种包饭，吃过以后，无论剩下饭菜多少，由包饭作的送饭人提出弄堂时，一批小瘪三一涌而上，包饭作的送饭人毫无保留地把剩下的饭菜全部分倒给他们。这已成为上海下层社会的生活习惯，谁也不奇怪。这样，我们四个人包三个人的饭，对包饭作来说并没什么损失，反正包多包少剩下来的他都得倒给别人。四川学生在上海的假期生活就是如此，也没有什么可感到寒酸的。

寒暑假既不上课，也不回家，四个人住在一个房子里干什么呢?这么七八个寒署假，我只有三次离开过上海。一次是寒假，四川同学七八个人，相约去苏州、无锡。大概在苏州住了三天，无锡住了两天。无非是苏州到了留园、虎丘，无锡到了太湖边上的鼋头诸。当时苏州、无锡的游览风景点，并没有现在这样多。冬天出来这么一趟，实在是对风景也没有多大兴趣。天气冷，也不是什么桃红柳绿的时候。只记得在苏州几个人吃过一次船菜，可算是第一次享受了江南风味。

有一年的暑假，全假期都是在杭州度过的。也是有三四个四川同学，一同到了杭州，借住在西湖孤山广华寺。寺内有一个六一泉，是为纪念欧阳修而取名的。寺址在楼外楼的右侧，现在这庙子已经没有了。这庙子里连包饭(素食)不过是5元钱一个月。当时交通极为不便，去灵隐寺、九溪十八涧、黄龙洞、虎跑.都是10里、20里路，都要步行。因此在西湖度署假的整个时期，这类风景点去得很少，甚至现在看来很方便的六和塔、城隍山，当时都没有去过。庙里自己有一只小帆船，是和尚们去旗下买东西的交通工具。和尚们把它作交通工具，不去游山玩水，所以它闲的时候很多，这只小帆船几乎被我们独占了。暑期中杭州青年会一个星期演几次电影，我们下午就划这只船去看电影。晚上只要天晴无风，月色好，我们就从楼外楼叫几样菜拿点酒，把船划到湖中用篙杆固定起来，一面吃，一面瞎说，一面赏风景。这批青年中没有人唱歌，没有人弹琴，也没有人赋诗，可这也就算很风雅了。

有个四川老和尚，在一个庙子里挂单。他会弹古琴，有时晚上几个同学跑去，以同乡关系请他弹一曲。但我实在听不懂。

第三次就是一个署假在南京。下面详细追述一下这段经历。

署假寒假离开学校，几个四川同学住在一起，无论在上海，在南京，在杭州，都没怎么学习，没专门看一本什么书，或研究什么问题。恐怕较多的时间是去打麻将了。都是些学生，也没有什么钱，输赢不过一二元钱，贏家还得请客，所以不能算是赌博，更多的意义恐怕是消磨时光。

1921年到北京、上海、南京、天津上学的四川大学生，或迟或早，1925-1926年都要毕业。他们无论学文科，还是学理科，回到四川都有一个就业问题。而且这批学生比以前在省外上学的人数要多得多。因为都是同年代的，回到四川又面临共同的问题，就有人酝酿成立一个松散的集团。所以在1924年暑假期间，北京、上海、南京、天津的要毕业和已毕业的四川学生，约三四十人，群聚在南京寄住在东南大学的学生宿舍，开了几天会。具体的日程是什么，主持会议的人是谁，现在都说不上来了。上午开座谈会，下午自由活动。涉及的问题大概有两个:

第一，是回到四川就业的问题，包含着怎么分配成都各校教书的地盘和其他行政机关。

四川学生有一个特点，只要跟军队师长以上的军官有关系，就什么地方都能去。因此，这批同学回四川后，还要找他们熟悉的军人关系，主要意思是回四川以后，大家都要想尽办法，彼此帮忙，互相吸引。这样形成一个同年代的、有各方面人才的、共同发展的小集团。因为我距离毕业时间还远，对于这些讨论没有发生很大的兴趣。

第二，既然是一个集团，即使是很松散的，也有一个政治倾向的问题。

当时的政治形势要求这批学生要有一个比较一致的进步的政治态度。因为学生人数多，在这批学生中还说不上什么共产主义的思想问题。但是经过五四运动、经过共产党的成立，经过国民党的改组和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使得这批青年大体上可以有一个共同接受的亲国民党的态度，实际上就是亲广东的态度。不过讨论的时候，互相也有争论，少数人主张不过问政治，只想确定回四川的职业问题，因此最后并没有形成组织就散了。好处是由于这次讨论的影响，好多四川同学都到广东去了大部分进了黄埔军官学校。可惜其中的大部分后来紧跟蒋介石，成为反共的反动分子。

但是他们去广东那个时候的动机，可以说还是纯正的。在省外的联合中学的同学(基本上是北京和上海)曾经有过一个旅外石室同学总会的组织，并且编印了一个不定期刊物，叫《石室学报》。我曾在1923年的第三期上，写过一篇有关张炎的词的文章，记得那是在沪江大学当学生的时候写的。1925年第四期，我写了一篇讲哲学与科学的文章，记得那是在东吴大学法科当学生时写的。这两篇东西我没有存稿，几乎要忘记了。最近有同志从旧杂志中复印出来给我，重新翻了一下，感到实在是信口开河，不知所云，不过也表明当时课外有些什么思想活动。这两个题目要是现在还要写的话，对张炎可能会有另外一个写法;对哲学与科学，老实说，就没有胆量动笔了。对于后一篇文章我曾经加了一个赘记说，因为一个朋友找我替他做篇东西来当课卷，打发教哲学的教授，他出了八个玄而又玄的哲学题目，我选了其中的一个做了起来，也就是发表在学报上的这一篇。至于那个朋友是谁，现在我也想不出了。

现在看这两期的目录，作者的姓名是很少认识的，因为他们年级一般比我高，离校时间比我早。如北京大学的哲学教授贺麟，他就在这个学报上发表过一篇《人类表现欲之研究》的文章和几篇小品翻译。

当时在上海上学，费用不能算贵，节省一点，一年200元钱就够了。当然要多花也有多花的地方。上海离四川太远，交通不便，到上海上学后，我就没有回过家。因此，八九个寒暑假都只能在上海度过。上学的费用由我的三哥接济，每年大概少则200多元，多则301〕多元，这种状况从1921年一直持续到1925年。但是中间也有两次得到特别的津贴。

清朝末年搞新政，修建铁路就是新政之一，于是四川、湖北的官僚地主就集资拟修建川汉铁路即四川成都到湖北汉口这一段，并成立了川汉铁路公司，铁路建设投资的资金除极少数官股以外，绝大部分的股金，在四川来说，是根据田亩摊派的。凡是被摊派的地主就自然变成了川汉铁路的股东。这部分资本共约银950万两.它有一个特殊的名称叫“租股”。租股之外，官民购股有2600万两。鸦片商、盐茶商两项商股有120万两。还有杂收人330万两。总股为1660万两。股金筹募后，分别存入中国交通银行、汉阳铁厂、上海汉口电报局。

这笔资本当时开支和损失不少，如宜昌到重庆的路线勘测，派学铁路建设和铁路管理的留学生，但也有管理人员的贪污和投机蚀本，清政府看到这么大一个股金数目字眼红了，美国又趁机要求建筑这条铁路，盛宣怀首先提出把川汉铁路收归国有。实际上是想把这条铁路的建筑权卖给美国，同时又没收这笔现金。这引起了四川地主的反对，成立了四川保路同志会，成为四川辛亥革命人民武装起义的导火线。四川那些官僚地主后来也不反对铁路国有，而是针对盛宣怀，反对把铁路权卖给美国。同志会下层的参加者，大多是哥老会的成员。领导层的地主利用了他们，又出卖了他们。现在四川成都公园里，还立有一个很高的“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就是为这次起义的牺牲者建立的。这座碑是直立长方体，四面均题字，一面是一个名翰林颜楷(雍香)用魏碑题写的。其他三面则是赵煕 (尧生)、吴之英(伯颉）、张学潮(夔生)写的。颜书在正面，容易看见。我认为也写得最好。当时没有放大、缩小的技术，要写那么大的字是很有功夫的。

这条铁路应是民营还是国营的性质，辛亥革命并没有解决。北洋军阀时代还是把它收归国有了。但这笔地主资金，北洋政府也发了他们的股票。主要股金照样存在交通银行。参加管理的有招商局的董事长赵铁桥，他是四川人，大概也代表四川的股东。这笔股金并没拿去修建铁路，每年都有存款利息，在北京、上海、南京、天津上学的四川学生，联名要求在这笔利息中分一部分做学习津贴。因为这批学生大部分是地主家庭，他们保有租股，要求分得利息，是很合法的。他们一闹，赵铁桥等只好同意拿出一部分利息，分给在省外的四川大学生。记得每人大概分到100来块钱。我家里不是地主，我也不保有任何租股，这笔股金实在和我没有多大瓜葛。但是作为四川学生，我还是照样领到了这100块钱。

我在上海就学五年，其间大概领过两次这样的津贴。这对于我在上海的学习和生活，不无小补。这笔股金后来是怎样一个下落，我就无从说起了。

中国人自己出钱修铁路，其意义在于:一，抵制列强的经济侵略，不把铁路的修筑和经营权让给外国资本;二，这些出股份的地主，在铁路民营的名义下，可以逐渐向资本家转化。假如这成为事实，中国经济的发展将是另一个面貌。可惜一个外来列强，一个封建势力，竟严重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成都那座纪念碑，也可以算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初步觉醒、为自身阶级利益进行武装斗争尝试的见证，它应该是纪念辛亥革命的最有历史意义的建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