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在南京的一间会议室里，毛主席与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的对话让在场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你这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毛主席略带不满地说道。面对这位手握大权的最高领袖，江渭清却毫不退缩，挺直了胸膛说：＂主席，我是要舍得一身剐来为您老人家保驾护航。＂这段看似矛盾的对话，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为何江渭清会说出如此大胆的话？而毛主席又为何会对这位曾经的老战友表示不满？这一切，还要从1956年那个风起云涌的春天说起...
一、国际风云激变
1956年2月14日，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内灯火通明。苏共二十大会场上，赫鲁晓夫正在宣读着那份震惊世界的秘密报告。报告字字诛心，将斯大林塑造的个人崇拜体系彻底击碎。当时在场的中共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和成员王稼祥坐在台下，听得目瞪口呆。
消息传回北京，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当时正在中南海勤政殿休息的毛主席立即召集政治局常委开会，连夜研究对策。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们都看出来了，这份报告绝不仅仅是否定斯大林那么简单。
果不其然，这场风暴很快就从莫斯科刮到了东欧。1956年6月，波兰波兹南爆发工人示威游行，要求＂面包与自由＂。新上台的哥穆尔卡政府对苏联采取了疏离政策。10月，匈牙利布达佩斯的街头更是爆发了大规模武装起义，纳吉政府宣布退出华沙条约组织。
苏联红军坦克最终虽然镇压了匈牙利起义，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出现了松动的迹象。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客更是叫嚣：＂共产主义即将土崩瓦解！＂
这股风潮很快影响到了中国。1956年下半年，国内一些高校的教授和学生开始质疑中国的政治体制。在武汉大学，就有学生贴出大字报，要求＂废除一党制＂。北京的一些知识分子甚至提出要成立＂政治设计院＂。
形势的发展让中央十分警惕。1956年11月，周总理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说：＂我们必须认真总结东欧的教训。＂刘少奇也表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会有矛盾，这是历史告诉我们的。＂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找到毛主席，转达了莫斯科的态度。他说：＂苏共中央认为，社会主义阵营需要加强团结，共同应对帝国主义的挑战。＂
毛主席听后若有所思。第二天，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要以自己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随后，《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重要社论。这篇文章既肯定了斯大林的历史功绩，也指出了他晚年的错误。
1957年初，莫斯科又派出以米高扬为首的代表团访华。在人民大会堂的会谈中，米高扬详细介绍了苏联的最新政策。毛主席听完后说：＂中国要走自己的路。＂这句话虽然平淡，却暗含深意。
二、毛主席的战略决策
面对国际国内复杂的政治局势，1956年4月25日，毛主席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了一次重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他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思路：＂我们要用自己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5月初的一天，毛主席带着几本笔记本来到了中南海颐年堂。在那里，他用了整整一周的时间，写下了《论十大关系》的初稿。这篇讲话不仅涉及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还谈到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等十个方面的重大问题。
在5月25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主席正式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与会者被这个新思路所震撼。陈云在会后说：＂这是一个全新的思路。＂周恩来也表示：＂这为我们今后的工作指明了方向。＂
紧接着，中共中央在6月发出了《关于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五个文件的通知》。这个通知明确提出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教的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听到这个消息后说：＂这是一个春天的信号。＂
1957年春节刚过，毛主席就离开北京，开始了他的全国巡讲之旅。2月27日，他首先来到天津。在河北省委礼堂，他对着数百名干部说：＂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主要是人民内部的矛盾。＂
3月初，毛主席来到济南。在山东省委大院里，他特意找来了几位基层干部谈话。一位来自胶东的老支书说：＂主席，现在农民对合作社有意见。＂毛主席立即说：＂有意见就要说出来，这是好事。＂
在徐州期间，毛主席专门去看望了一位老战友。这位老同志说：＂现在有些人对党的领导有看法。＂毛主席回答说：＂正是因为有看法，我们才要让大家都说出来。＂
到达南京后，毛主席在4月20日召开了一个重要会议。会上他说：＂我变成了一个游说先生，一路来到处讲一点话。＂随后，他向与会的江苏、安徽两省党员干部详细解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具体含义。
在杭州西湖边的刘庄饭店，毛主席接见了浙江省的部分知识分子代表。他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要相信他们，依靠他们。＂一位老教授听后激动地说：＂我们一定不负主席期望。＂
从上海回北京的专列上，毛主席对随行的工作人员说：＂这次南下，我感到基层干部对党的政策有许多困惑。要让他们说出来，讨论清楚。＂这句话道出了他巡讲的真实目的。
三、整风运动的开展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正式决定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整风运动是一个伟大的思想革命运动》。整风运动随即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
在北京大学的第一教室，著名教授冯友兰带头发言：＂让我们畅所欲言，帮助党整风。＂清华大学的学生们也积极响应，贴出了大量大字报。5月8日，周恩来总理专程来到清华园，与师生们展开了长达六个小时的座谈。
上海复旦大学的教授们组织了多场学术讨论会，对当时的教育制度提出了不少建议。南开大学的青年教师们更是直言不讳，指出了学校管理中存在的官僚主义问题。
在国务院机关，各部委也相继召开座谈会。一位铁道部的老工程师说：＂现在有些干部只会喊口号，不懂实际工作。＂水利部的一位处长则指出：＂机构臃肿，层层请示，效率太低。＂
工厂车间里，工人们也积极参与整风。上海市第一钢铁厂的老工人张德胜说：＂有些干部高高在上，不了解我们的困难。＂北京第一机床厂的工人提出：＂厂领导应该多到车间来看看。＂
在农村，基层干部纷纷提出意见。河南新乡县的一位大队支书说：＂现在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需要改进。＂安徽阜阳地区的农民代表则反映：＂一些基层干部强迫命令，作风粗暴。＂
5月中旬，中共中央派出多个工作组深入基层。在湖北武汉，工作组成员记录下了数百条意见和建议。陕西延安的老区农民们也敞开心扉，讲出了多年来的困惑。
一些党内老干部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原晋绥军区的一位老首长说：＂现在有些干部官僚主义严重，脱离群众。＂东北的一位老地下党员则指出：＂一些年轻干部骄傲自满，不懂得艰苦奋斗。＂
新闻界也积极参与整风。《光明日报》刊登了多篇评论员文章，《文汇报》推出了专门的整风专栏。6月初，中国科学院召开了一次大型座谈会，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等人就科研体制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议。
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也纷纷发言。民盟中央主席章乃器说：＂希望通过整风，改进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九三学社的领导人许德珩则建议：＂要扩大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范围。＂
就在整风运动如火如荼开展之际，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开始浑水摸鱼。在北京大学，出现了攻击党的领导的言论。上海的一些报纸上，也出现了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文章。一些人甚至提出要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
四、反右派斗争开始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当天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紧急召开会议，决定开展反右派斗争。毛主席在会上说：＂敌人已经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
北京大学立即召开全校大会。校长马寅初宣读了一份长达两万字的检讨书。原先积极参与整风的一些教授纷纷被贴上＂右派分子＂的标签。一时间，校园里的气氛陡然紧张起来。
在上海复旦大学，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会正在举行。台上的发言者历数某些教授在整风中的＂反动言论＂。台下的师生们不时发出愤怒的声讨。原本热闹的学术讨论会顿时销声匿迹。
中国人民大学的图书馆里，一些学生正在翻阅过去几个月的报纸和杂志，寻找＂右派言论＂的证据。清华大学的大字报园地，批判文章取代了建议意见，占据了所有版面。
各机关单位也迅速行动起来。铁道部专门成立了＂反右派领导小组＂，对整风期间发言的干部进行甄别。水利部的大会上，一位处长痛哭流涕地检讨自己的＂右倾言论＂。
工厂企业里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批判高潮。上海第一钢铁厂的车间里，工人们回忆整风时期谁说过什么＂不当言论＂。北京第一机床厂的墙报上，贴满了揭发＂右派分子＂的材料。
农村也未能幸免。河南新乡县的广播喇叭里，每天都在播放批判＂右倾言论＂的文章。安徽阜阳地区的农民代表们被召集起来，重新检讨自己在整风中提出的意见。
报社编辑部成了重点打击对象。《光明日报》的多名编辑被停职审查。《文汇报》的整风专栏彻底停办，主编被撤职查办。新华社的一些记者因为采写＂右倾报道＂而受到批评。
科研院所也未能幸免。中国科学院的一些研究员因为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被划为右派。北京天文台的几位科学家因为＂崇洋媚外＂而遭到批判。
民主党派更是首当其冲。民盟中央被指责是＂政治上的收容所＂。章乃器等人被认定为＂极右分子＂。许多党派成员被迫交出入党申请书，表示退出民主党派。
各地纷纷召开万人大会。南京的中山陵广场上，数万人集会声讨＂右派分子＂。武汉的长江大桥畔，批判大会一场接着一场。延安的宝塔山下，老区人民举行声势浩大的反右派集会。
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相继落马。历史学家翦伯赞被迫作深刻检讨。著名作家丁玲被贴上＂反党分子＂的标签。连已经去世的老舍，也未能逃脱批判。
到1957年底，全国共划定右派分子55万人。他们中有教授、作家、科学家，也有党政干部、工人、农民。一些人被下放劳动，一些人被送去农场改造，还有人被调离工作岗位。
五、反右运动的后果
1958年初，反右运动的阴云仍未散去。北京大学的校园里，原本热闹的学术讨论会完全消失了。一些被划为右派的教授被安排到图书馆整理书籍，有的则被派往河北农村参加劳动。
教育界遭受了沉重打击。清华大学的工程实验室里，一些优秀的教授被调离教学岗位。南开大学的青年教师们不再敢于提出任何建议。复旦大学的学术氛围骤然冷清，连普通的学术研讨会都少有人参加。
科研领域也受到严重影响。中国科学院的一些重点实验室，因为研究人员被下放而陷入停顿。北京天文台的重要项目被迫中断。上海的一些研究所甚至被合并或撤销。
新闻界更是元气大伤。《光明日报》的报道变得谨小慎微，文章内容以表扬为主。《文汇报》的一些重要栏目被取消，新闻调查几乎绝迹。各地方报纸的批评报道也明显减少。
党政机关里，干部们变得沉默寡言。一位水利部的工程师说：＂开会时没人敢说真话了。＂铁道部的一次技术讨论会上，与会者都小心翼翼，生怕说错话。
工厂企业的管理也受到影响。上海第一钢铁厂的技术改革建议箱积满了灰尘，再没人往里投建议书。北京第一机床厂的工人代表会议变成了单纯的传达会。
农村基层组织陷入僵化。河南新乡县的农民不再敢对生产队的工作提意见。安徽阜阳地区的村干部们只是机械地执行上级指示，不敢有任何创新。
民主党派几乎丧失了参政议政的功能。各党派的机关报纸停办，活动场所关闭。一些党派的负责人被要求退出领导岗位，基层组织陷入瘫痪。
文化界出现了严重的创作困境。北京作家协会的会议室经常空置，创作园地里很少有新作品问世。上海的文学期刊大量减少，一些老作家干脆放下笔不再写作。
高等院校的招生也受到影响。一些被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的子女被取消入学资格。有些院系因为教授被下放而被迫调整教学计划。研究生导师大量减少。
社会上出现了人人自危的现象。一些普通市民因为在整风时期提过意见而担心被株连。街道办事处的居民会议变得冷清，大家都不愿发言。
到1958年底，全国科研项目减少了三分之一，学术著作出版量下降了一半，报纸副刊由原来的百余种锐减到十几种。一些重要的科研领域出现了断层。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从此沉默。大批年轻人失去了求学和提升的机会。一些重要的民主党派组织形同虚设。整个社会的政治生活和学术氛围都受到了严重影响。
这些被打成右派的人中，有的被发配到边远地区，有的被安排到工厂做工人，有的被送到农村参加劳动。他们的工资降低，职称被取消，住房被收回，家属也受到牵连。这些措施不仅影响了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也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