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秀纯。

下面这个大院在明代是明思宗田贵妃之父田琬的宅第。

清康熙年间为靖逆侯张勇宅，道光、咸丰年间，志和购得此宅，原称“天春园”，后易名“增旧园”。

同治帝遗孀敬懿、荣惠二太妃曾在此居住，后被天主教神学院购得。

1966年以前归北京市东城区党校所有。

1967年为北京市古书文物清理小组，后改为北京市文物管理处。

1979年起，由北京市文物局使用。

1966年6月，在“破四旧”过程中，北京市被抄家或被迫交出了一大批古书、玉器、瓷器、字画等文物。

1967年成立了“北京市古书文物清理小组”，负责清理北京市十八个区县的“红卫兵查抄战果”。

登记造册后，将这些文物、古书大部分集中在府学胡同36号院或孔庙保管，准备运动后期落实政策予以退还。

由于这里集中了全市被抄家的古书、字画、文物、珍玩，其中不乏稀世珍品和国宝级文物。

进驻军宣队后，为了“全心全意地为无产阶级司令部服务”，在军宣队领导下专门成立了“首长接待组”。

自那以后，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张春桥、吴法宪、叶群、温玉成等，你来我往成了“文管处”的座上客。

为了接待首长，还特意开辟、装修了一处温馨舒适的“首长接待室”，内藏抄家的古书字画、文物等稀世珍宝。

这些首长定期、不定期地来北京市文物管理处，一时间，府学胡同36号院门前车水马龙热闹非凡。

最多的时候，首长坐的吉斯、吉姆、三排座大红旗等高级轿车一下来了九辆，从院子里停到院外胡同口。

而且每次首长来，交道口交通队必定增哨加岗，路两边戒严。因此，当时“文管处”在宽街一带小有名气。

邻里之间甚至传言：别看外面挂着“北京市文物管理处”的牌子，里边是“文二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二办公室）。

就连厨房的大师傅喻庆福脸上都增光，每次到宽街副食店买肉都不用排队，大家用神秘羡慕的眼光看着这位从“文二办”来的大师傅。

据不完全统计，那些“首长”来“文管处”共计94次，拿或者买走瓷器、玉器、笔墨纸砚、书画、金表等共计5738件，各种书籍、字画47275件。

这些文物古书大多是价值极高的珍品。他们来了之后，毫不客气，什么都要，只要接待人员介绍，好的，老的，他们就打包带走。

而且，江青不止一次地说：“我们这些首长都是无产阶级出身……我们都没钱……作风正派，我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连喝杯水都要给钱的，你们呐，就象征性地多少收点儿。”

于是“军宣队”领导就心领神会地象征性收款。规定凡石章类：鸡血石、田黄石，几毛钱一块；寿山石、青田石、芙蓉石等一毛钱一块。

此外比较珍贵的文物如：

乾隆自用珐琅彩金怀表1件，付款7元。

翡翠荷叶青蛙洗1件，付款1角。

乾隆自用和田三羊玉佩1件，付款1角。

明代吴天章款墨1锭，付款2分。

象牙杆狼毫笔1支，付款1分。

全套二十四史711册一套，付款10元（配金丝楠木匣）。

宋拓道因碑1本，付款8元。

其中，林彪获得北宋初《放牧图》，苏轼《松石图》等珍贵文物。

陈伯达获得宋拓《道因碑》、《汉石经》等稀有文物。

江青获得《三保太监下西洋》等珍贵图书文物。

康生获得宋拓《熹平石经》、黄庭坚草书《腊梅三咏》仅支付5元、《金瓶梅》等12080册善本及大批珍贵图书拓片、绘画、书法和名贵的印章，另有各种石质的砚台多达500方。

由于首长经常光顾文物管理处，保卫首长安全是件头疼的大事。军宣队负责人常凯多次向有关部门请示，在院子围墙上架电网、进驻部队警卫，确保首长安全。

上级领导部门迟迟没有批准。在居民区院内怎么能拉电网呢？

事也凑巧，1970年夏，晚饭后“天天读”时间，大家都在自己的办公室学习毛泽东著作。只有李新乾和袁增信二人在羽毛球院内“一帮一，一对红”谈心。

其中不知道谁一抬头，看见房上似乎有个人影“嗖”地一晃没有了。这还了得！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特别是羽毛球院，紧邻首长接待室。

二位立即到办公室向军宣队报告：“发现房上有人。”军宣队领导立即赶赴现场，同时拉响了战备铃。

为了吸取教训，军宣队再次申请安装电网和派武装警卫。不久，经审批，有关部门派来某部队一个班的警卫，白天持枪站岗，夜里巡逻。36号院子四周也架起了高高的电网。

公安部门有规定，在市民住宅区内不许拉电网，而府学胡同36号院情况特殊，经批准拉“假电网”（铁丝网是真的，只是拉一根电线挂上几个红灯炮儿），到了夜里电网上红灯一亮，可谓壁垒森严。从此，更增加了36号院的神秘感。

警卫持枪站岗，可苦了广大职工。只要首长一来，大门紧闭，然后在院里戒严。所有职工只准进不准出，不准打电话，不准在接待室的院落走动。

尤其是中午快下班的时候，首长突然来了，谁也不能回家吃饭，等首长走了方可解除禁令。

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无产阶级司令部”，军宣队还特意在36号后院专门开辟一间小屋，让金石篆刻家傅大卣先生给首长刻图章，在砚石上刻铭。

江青曾在一方白寿山石上刻“制怒”二字，在一方虎皮青田上镌刻“君向潇湘我向秦”，在一方田黄章上刻“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制怒”二字，引自清代林则徐手书，告诫自己要控制自己内心怒气，等待时机再求一逞。

“君向潇湘我向秦”是唐代诗人郑谷《送别友人》七绝中的末一句，原意是离岐分手各自东西。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这是唐朝李商隐题为《贾生》的七绝中后两句。

康生、陈伯达请傅大卣先生刻的闲章中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进思尽忠思退补过”、“知无涯无涯无极”等等。

康生还在闲章中刻有“大公无私”、“归公”。

1980年，国家文物局曾在内部举办过一个“四人帮”等人盗窃国家文物展。从数量到质量，康生第一，陈伯达第二，江青第三，姚文元第四。

所谓盗窃文物，大多直接从故宫调出，或从北京市文物管理处直接拿走，或廉价购买。

我在府学胡同这个大院里生活工作了十年，“文化大革命”风风雨雨的十年基本在这里度过，经历了各种形形色色的人和事。

1979年成立了北京市文物工作队，从府学胡同36号院迁往北海北门，我从此由一个普通文博工作者迈入了考古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