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要宣布一项重要决定！”
1984年中秋节，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大石桥胡同的一处普通宅院里，一位老太太召集子女们前来，准备开一个家庭会议。
听到老太太这么说，晚辈们脸上都浮现出兴奋激动的表情，眼神里满是期待。因为就在不久前，老太太刚从日本继承了一笔堪称天文数字的遗产。
看来老太太即将分配这笔巨额遗产了，众人表面上不动声色，内心却各自打起了小算盘，想着自己到底能分多少。
“我要把这笔遗产的百分之八十，都捐献给国家，为我的丈夫赎罪。”老太太看了看众人，平静地说道。
什么？大家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要知道，老太太继承的遗产折合人民币高达30多亿元，百分之八十就是24亿元。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这个数字比北京市一年的GDP还要多！
第二天一大早，老太太就带着儿子来到政府部门，表明了要捐款的意愿。看到捐赠书上的数字时，工作人员还以为自己看花了眼，几经确认后才签署了捐赠书。
与此同时，老太太捐献巨款的消息不胫而走，顿时引起了街头巷尾的热议。她的老街坊们都感到困惑不解，因为老太太只是一个普通的清洁工，平时生活非常困难，为何能从国外继承遗产？
这位老太太名叫赵碧琰，她就是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跨国巨额遗产纠纷案的主角，要想了解她的传奇经历，首先还得从她的丈夫赵欣伯说起……
1890年，赵欣伯出生于河北宛平的一个贫农家庭，从小就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为了混一口饱饭吃，他青年时来到京城闯荡，成为了一名禁军士兵。
禁军主要负责皇宫大内的守卫，这种差事平时很清闲，除去吃喝外还能赚取俸禄，赵欣伯感觉十分知足。不过，这样的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随着溥仪的一纸退位诏书，苟延残喘的清王朝终于寿终正寝，禁军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
失业后的赵欣伯整日无所事事，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他找不到什么谋生的手段，就经常跑到剧院看戏消磨时间。
赵欣伯人长得挺白净，剧院老板一看，心想这不就是天生唱戏的料吗？他就这样阴差阳错地成为了一名旦角。
赵欣伯
赵欣伯虽然是半路出道，但他颇有几份戏剧天赋，演出时间长了以后竟也有了一帮铁杆票友。在这些票友里面，有一个人极为特殊，她的名字叫王碧琰，在一户富贵人家当歌伎，也是一个苦出身。
王碧琰被赵欣伯的表演深深吸引了，进而对他产生了好感，就经常等演出结束后跑到后台去找他。久而久之，两人之间产生了感情，发展为了恋人关系。
1913年，为反对袁世凯倒行逆施的错误做法，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爆发，赵欣伯受到进步思想的感染，决定投身到革命洪流中去，就申请加入了国民党。
但由于条件不成熟，“二次革命”很快就宣告失败，赵欣伯也被列入当局的通缉名单。为了躲避追捕，他只得化名逃到了大连。在这期间，王碧琰一直陪伴在左右，对他不离不弃。
但当时风头正紧，总不可能老是东躲西藏地过日子，两人经过商量后，决定东渡去日本留学。王碧琰身上有一笔钱，正好能负担留学期间的相关费用。
于是，两人乔装打扮混过了检查，登上了去往日本的轮船。到了日本以后，他们办理了结婚手续，并双双进入日本明治大学学习。由于当时日本的环境相对安定，小两口过了一段比较安逸的生活。
但一场意外很快降临，身患妇科病的王碧琰在医院治疗时，由于医生的误诊，她不幸死在了手术台上。
赵欣伯与妻子的感情很深，对于这一令人猝不及防的意外，他感觉痛不欲生，甚至一度想要轻生。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他才从悲伤的阴影中走了出来。
但孤身一人的他，要面临最现实的生存问题。为了维持生活，他在陆军学校找了一份中文讲师的工作。陆军学校隶属于日本军部管理，主要负责培养军事管理人才。当时的日本社会上，主张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思想盛行，赵欣伯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进入了日本军部的视线。
工作一段时间以后，赵欣伯回国休了一次假。长期形单影只的他，看到街头成双结对的恋人时，心里自然产生了一种孤独和寂寞感。虽然他依然很思念亡妻，但人总得考虑现实问题，于是他决定给自己找一位伴侣，一同前往日本生活。
随后，赵欣伯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征婚启事，赵碧琰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走进了他的视线。赵碧琰的本名叫耿维馥，她出生于沈阳的一个大户人家，自幼就受到良好的教育，人长得也很漂亮。
耿维馥年轻时的照片
事实上，耿维馥和赵欣伯的妹妹是同学，两人曾有过一面之交，彼此都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得知赵欣伯孤身一人时，耿维馥就对他动了心，而赵欣伯也对这位气质端庄、知书达礼的姑娘心生爱慕。
两人很快就确立了恋爱关系，并准备办理结婚手续。然而，赵欣伯这时提出了一个堪称奇葩的要求，那就是让耿维馥改名为赵碧琰，目的是为了纪念结发妻子。
已被爱情冲昏头脑的耿维馥，竟然一口答应了这一要求，从此赵碧琰这个名字也伴随了她的一生。结婚以后，赵欣伯带着新一任妻子再次来到了日本。
之后，赵碧琰进入一家师范学校读书，赵欣伯则继续当中文讲师，他们的儿子也很快降临人世，取名为赵重光。
赵欣伯的头脑很聪明，又比较爱好学习，他很快就取得了东京帝国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在这期间，他结识了板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等日本少壮派军官，对方通过功名利禄来笼络他，企图把他培养成亲日势力，为日后的侵华提供便利。
赵欣伯的意志防线很快就土崩瓦解，从此他对日本人俯首帖耳、唯命是从，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汉奸。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赵欣伯在日本军方的推荐下，牵头成立“辽宁省地方维持委员会”，发表所谓的《独立宣言》，后来又当上了奉天（今沈阳市）市长。
赵欣伯利用自己在国内的关系，将东北军准备执行不抵抗政策的消息透露给日本军方，还劝降了部分东北军高级将领，为日本迅速占据东北创造了条件。
与此同时，他还劝服溥仪出任“伪满洲国”的皇帝，连“国号”和“新京”的名号都是他给亲自取的。
应该说，赵欣伯为日本侵占东北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也因此在“伪满洲国”呼风唤雨、只手遮天，他趁机大肆敛财，搜刮民脂民膏，积累了巨额的个人财富。
不过，由于他贪心不足，引起了日本商人的不满，逐渐受到了关东军的冷落。赵欣伯眼看在东北已经呆不下去了，就辞去官职，带着无数金银财宝定居日本。
为了让手里的钱增值，精明的赵欣伯做起了医药贩卖生意，还在东京市中心的繁华地段疯狂买地、买楼，仅几年时间就积累了大量的不动产。为了掩人耳目，他将这些财产都放在了妻子的名下。
抗战爆发后，被冷落已久的赵欣伯再次得到日本的起用，他被委任为“华北政务委员会”顾问，继续充当汉奸的角色。
但回国之前，他必须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自己这些庞大的资产该如何打理，为此他找到了生意上的合作伙伴，也是他最要好的朋友铃木，请求他给予帮忙。
铃木一口答应了他的请求，不过为了稳妥起见，赵欣伯还是留了一个心眼，把最重要的产权证和地契都藏在了身上。
回国后，由于战事紧张，赵欣伯和家人一直没有机会再回到日本。抗战胜利后，曾经卖国求荣的汉奸们纷纷被抓捕归案，臭名昭著的赵欣伯也没能逃脱法网。
狡猾的赵欣伯通过金条贿赂了监狱长，还没等国民党当局审判，就事先逃了出来。但新中国成立后，他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被关进监狱后，他自知罪孽深重，很快就因精神崩溃不治身亡。
赵欣伯死后，他的妻子和儿子也成了人人唾弃的对象，为了在历次运动中不受到牵连，赵碧琰将自己改回耿姓，同时把房产地契等一切能证明丈夫身份的资料全部烧掉。此后，她和儿子住在北京西城区的一处老房子里，过着低调清贫的生活。
由于儿子一只眼睛失明，没有什么劳动能力，为了维持家庭的开支，赵碧琰找了一份清洁工的差事，还帮人缝补衣服，每天起早贪黑十分辛苦。
与此同时，由于赵欣伯一家回国后多年没有音讯，当年替他保管资产的铃木也开始动起了心思，想把这些资产据为己有，因为它们的价值太过于惊人了。
当年赵欣伯在东京银座附近购买了两万多平米的土地，还有很多商铺和大楼。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这些地方如今已变得寸土寸金，总价值高达2万亿日元。
在这种诱惑下，很难有人不会动心，铃木将其中一部分房产偷偷卖掉，私吞了一大笔钱财。而日本的黑社会组织也开始非法侵吞赵欣伯买来的土地，铃木对此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赵欣伯的资产被侵吞的消息很快不胫而走，更多的人开始觊觎这块诱人的财富蛋糕。很多国家的人冒充赵欣伯的妻子和儿子，前往日本想继承这笔巨额的财产。
汉奸赵欣伯
面对这种情况，日本警方变得焦头烂额，他们几乎每天都要接到关于假冒赵欣伯妻儿的报案，在假冒者的身份被一一拆穿以后，人们都在关心一个问题，赵欣伯真正的妻儿究竟在哪里？
后来，有人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鉴于这笔资产的数额巨大，又牵扯到中日之间复杂的历史关系，廖承志赶紧向有关领导人做了汇报。
按照上级的指示，廖承志通过摸排走访，最终追查到了赵碧琰的身份，认定她就是赵欣伯真正的妻子。
当廖承志带着工作人员找上门时，赵碧琰吓得脸色惨白、浑身颤抖，以为政府要将她作为汉奸抓起来。廖承志说明了来意，并表示政府愿意帮助她讨回遗产。
廖承志
赵碧琰被政府的宽宏大量感动不已，但丈夫留给她的地契之类的资产证明早就被烧毁了，没有了这个最有力的证据，如何才能讨回丈夫的这些资产？
廖承志感觉到了问题的棘手性，他一边派人搜集资料，一边委托友人帮忙找日本当地的律师。但由于跨国财产纠纷在法律处理上比较麻烦，且中日两国当时尚未正式建交，铃木又仗着赵碧琰手里没有地契产权证明，一口咬定这些资产都是祖传下来的，案子一时陷入了僵局。
一直到1973年，铃木因病去世，此案才又重新提上了议事日程。日本方面给赵碧琰发来了电报，希望她能参加庭审，如果她能证明自己的真实身份，这些资产将都归于她个人所有。
随后，在国务院侨办的资助下，已经76岁高龄的赵碧琰搭乘国际航班飞往日本参加庭审。但由于年纪大了，加上时代已经很久远，赵碧琰的记忆力出现衰退，对很多历史细节都回忆不清楚，关键是她手里缺乏有信服力的证据，法官无法认定她就是赵欣伯的妻子，案件又停滞不前了。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法律制度的不断健全，这起巨额跨国财产纠纷案再次引起了高层的重视，在中央的关怀下，有关方面为赵碧琰聘请当时著名的律师傅志人，全权代理这起案件。
面对复杂的案情，傅志人详细梳理来龙去脉后，决定以证明赵碧琰和赵欣伯的夫妻关系入手，尽一切可能寻找当年的证人。随后，傅志人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跑遍了沈阳、长春等地，寻访赵欣伯当年的下属和熟人，搜集了19份可靠证人的证言。
金蕊秀（右）与赵碧琰见面
溥仪的妹妹金蕊秀也在这时候站出来为赵碧琰证明，因为在“伪满洲国”时期，她与赵碧琰经常在上流聚会时见面，彼此非常熟悉。两人随后在北京再次见面，聊了很多当年的往事。
但就在赵碧琰准备动身再次前往日本的时候，已经年过八旬的她病倒了，经不起长途颠簸了。此时，她的儿子赵重光决定代替母亲出庭，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他通过登报的方式找到了十多位在日本上学时的同学。令人欣喜的是，他们都表示愿意为赵重光证明身份。
1984年4月，经历了漫长的波折后，案件终于再次开庭审理，出现在法庭上的赵重光思维清晰、谈吐敏捷，并提交了多份确凿证据和证人证言。
赵碧琰母子的合影
最终，法庭认定赵重光为赵欣伯的儿子，并作出了终审判决，判定赵欣伯名下的所有遗产都归由赵碧琰母子处置。
至此，这场新中国最大的跨国资产纠纷案终于得到了公正的判决，赵碧琰也拿回了属于自己的30多亿元人民币资产的管理权。案件胜诉后，大涨国人士气，国内的新闻媒体纷纷做了报道，在社会上也一度引起了轰动。
在那个时代，30亿元是一笔天文数字，足以成为国内的首富，但身为清洁工的赵碧琰并没有被财富冲昏头脑，她心里很清楚，没有国家的帮助，自己是不可能拿到这笔钱的。而其中大部分财富都是丈夫当年做汉奸时靠着巧取豪夺得来的，可以说饱含了劳动人民的血泪。
因此，经过深思熟虑以后，赵碧琰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那就是把这笔资产中的80%都捐献给国家。于是就出现了文中开头的一幕，她的家人们被这种深明大义的精神所感动，纷纷表示支持她的决定。
而剩下的20%资产，其中的大部分都被赵碧琰捐给了教育事业。做完了这一切后，曾经压在心头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地，她和子孙后代们终于可以抬起头来，不再因为汉奸身份而背负沉重的思想包袱。
当然，国家也没有忘记赵碧琰为公益事业作出的贡献，在她病重时，给予了她较好的医疗待遇。临终前，赵碧琰对儿子赵重光说道：“这一生，我很知足。”
赵欣伯作为卖国求荣的大汉奸，犯下了累累罪行，已经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赵碧琰将巨额遗产全部捐献给国家的大义之举，也值得我们敬佩。
当然，如果背后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做后盾，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无法得到保障，赵碧琰更不可能顺利拿到这笔钱。所以，只有热爱自己的祖国，不做损害国家利益的事，才能被祖国所庇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