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为了起到警示作用,法院会定期召开公审大会,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定罪和游街示众。
那时的人没有什么娱乐项目,晚上没事只能早睡,所以那个时候出生人口高啊。公审大会成了重大围观事件,加上企业和学校被要求必须参加,往往人山人海。
公审大会一般在体育馆举行,不要以今天体育馆的标准去衡量那时的体育馆,顶多就是两个篮球,踢足球的空间都不够。
公审会上,犯人必须躬身、低头,表示伏法认罪。如果不遵从,只需抓住犯人捆绑在身后的手往上抬,犯人吃痛不得不弯腰低头。
公审大会结束后,犯人胸前挂着用毛笔写有名字、罪行的木牌,被全副武装的武警押到军绿色卡车上站立、游街。
那个出门靠走,通讯靠吼的年代,没有油漆笔、白板笔,更不要讲打印机了。毛笔字写得好的人格外吃香,会被请去写告示和罪名牌,没有报酬,但好吃好喝少不了。
如果木牌上是醒目的红色大叉,那表示这是死刑犯。
游街示众时卡车上的大喇叭会不断广播犯人的姓名和罪行,这就是我国早期的法制教育和宣传了。
公审大会背后隐藏的真相。
人类面对死亡有着极度的恐惧。这个恐惧让绝大多数死刑犯大小便失禁,全身软如烂泥。因此在公判大会后,那些被押送刑场的死囚是无论如何也无法自己上车的,以及游街时在车上站立。
为了让游街示众变得肃穆、庄严,整个过程都是经过特殊设定的:
首先,这些卡车是加了料的。卡车四周用两段钢管焊接出一个长方体架子。架子高约1米,外面的人看不见;宽约0.4米,有这个支撑,死刑犯在里面不会前后倒下;宽度方向的中间还有一个0.7米高的一截管子,用来托住犯人的裆部。
死刑犯被塞进这个架子里,相当于是坐在架子上,上下左右都被撑住,没有倒下的空间。
其次,囚犯每个人身上都佩戴了加强版的“背背佳”。
囚犯上半身的绳子捆绑方式是从脖子沿着肩胛骨绕胸口一圈,然后绑到腰部,相当于在上半身的上中下三个部位绑了三个圈。
这样的捆绑后,把"亡命牌"的木杆从脖口的绳扣里插进去,贴着背后的脊柱直抵屁股尾骨。亡命牌成了加强筋,强行让人上半身直立。形成裆部有立柱,背部有加强筋,即便倒下都是直挺摔出。
最后的窍门是装填方式。
这个时候,囚犯下面被托着,上面被顶着,瘫倒不可能了,唯一能倒下的方向是沿着两根钢管之间。
这就是卡车上为什么要站满人的原因。人挨人,紧紧挨着,效果是如同高峰期挤地铁,能让你脚不沾地进车厢,那是都市地铁每天都在发生的事。
硬件设计和机制,确保了死刑犯不可能倒下,不会影响游街的效果。
当然有时也会有异常情况,不是每一个人都那么怕死。
有一次押送人员遇到一个死囚身子特别胖的那种,身体厚度超过了0.4米,进那个架子颇为困难,就用力推他。
胖子平静地回头对押送人员说:"我马上就要上路了,咱都明白。我坚持得住,不会给你们添麻烦,你们也别难为我。"
押送人员默默松开手,胖子抓住钢管,把身体靠在架子上。押送人员看他确实没有其他异常,没有再为难他。
游街是围着整个城市绕一圈,这种游街是任务,车子开得非常慢,往往完成的时候都是基本临近中午了。
再是穷凶恶极的罪犯,也不能让人饿着肚子上路啊。古代都还有断头饭一说。80年代严打时枪毙的人太多,直接把断头饭的质量拉低,从有肉吃降低到只有白面啃。
死囚双手捆绑是不能松开的,武警会把馒头掰成小块,用筷子插起来蘸上红糖,送到死刑犯嘴边。这个时候,一般的人都不会有食欲,基本吃上一两口就不吃了,然后就要烟抽。
负责这种事的武警都额外配有香烟,目的是满足死囚最后的心愿。
武警会把卷烟在自己嘴里点燃,然后递到死刑犯的嘴上,死刑犯含在嘴里,烟不离口地抽着。
死刑犯进入刑场的最后那一刻,几乎所有的人都会“回头望月”,扭头看向后方。
行刑前执法人员会例行询问每一个死囚:“有什么遗言?”大多数情况是静悄悄的,没有人回答。
万事皆有例外。1983年河南死刑场上,有一个被判处死刑的年轻女子,嫁到山里,遇到一个家暴老公,没事就打她,打得她受不了,出轨了一个同村男子,两人合计毒死了女子丈夫。
女子自从被捕后,一直神色漠然,似乎已看淡生死。吃断头饭时,别人顶多吃四分之一个馒头,她整整吃了两个馒头,吃得值咂嘴,把负责喂她的武警都看直了。
最后还是她自己觉得不好意思,停了嘴,说:“算了,吃太多也是浪费,省一点粮食。”
刑场上女子突然开口问道:“能帮俺变卖家产吗?俺老家还有一套房子,俺还欠着东邻家十七块二毛钱,那是去年买种子时借的钱……”
行刑人员说:“别担心这些了,人死债消。”女子摇摇头说:“俺不想欠别人钱,阳间有未了之事,到了阴间过奈何桥时喝不了孟婆汤,无法投胎转世。”
“阴间不管阳间债。”
女子听后很高兴,说:“那就好。”
她没有去想对方怎么知道这些呢。
1983年,为了扭转当时恶劣的治安环境,全国范围内开展严打整治活动。
80年代的严打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全国,监狱人满为患,关押场所极为紧张。当时我国工程机械不行,不像现在拥有10天修建一个火神山,一个晚上搞定一个立交桥的中国速度。
无奈之下只能临时征用、改建了一些公安机关办公用房,借用一些单位库房作为临时监房,才勉强满足需要。
总的来说,1983年的严打扭转了当时千疮百孔的治安,为日后国内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环境,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其指导方针影响了我国司法系统多年。
后期,随着司法的进步,对人权和隐私的尊重,公审大会被取消,成为了过去历史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