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稿/吴云

编发/史乎文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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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12月，上了一年初中，在家务农两年的我，应征入伍。我们这批兵，是七十年代的第一批兵，同时，也足足当了两年的新兵（因为一些原因，部队1971年没有征兵）。

我是家里的长子，我有一个弟弟（比我小三岁），一个妹妹（当时正上小学），父亲身体不好，再加上还有年迈的奶奶（奶奶因为年纪太大，眼睛不好，看什么都很模糊），因此家里的大事、小事，全都压在了母亲一个人身上。而母亲，虽然文化不高（只有小学文化），个子也不高（不到一米六），但她坚强、勤劳、乐观，最难能可贵的是，还有着一份不属于那个年代的开明。

我们兄弟妹三人中，我的学历最低（父亲身体不好，全家六口人的生活开支，全压在母亲身上，当时家里太缺一个劳动力了，所以我就退学回家，开始下地干活挣工分），我的弟弟读到高中毕业，小妹则是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成功考上了大学，也算是圆了我母亲一个“大学梦”（我母亲希望我们三个都考上大学，走出农村，离开这片让她又爱又恨的黄土地）。

因此，这也导致，前些年已经颐养天年的母亲，每次与我们兄妹三人聊天时，总是拍着手，叹气道，“当年可苦了老大了，他学习成绩那么好，非要说家里缺个人干活，忙不过来，就不去上学了。当时听到这话，可给我气的，可我领着他三次去学校，每次他都是悄悄的跟在我后面，又跑了回来。”说到此，母亲又轻轻的叹了口气，而后不自觉的抹着那早已湿润的眼角。

每每到此，我都是笑着，拍着母亲的肩膀说，“妈，看你说的，这些年，我不也过来了。而且，小妹可是正儿八经的大学生，我这个当哥的，也心满意足了。”每每听了我的话，母亲总是撇着嘴、忿忿道，“过是过来了，可是多吃了多少苦。就拿你当兵来说，干的那么好，没能成功提干留在部队，还不是吃了没文化的亏。我当时就说，让你再多读两年，你就是不听。”

而后，母亲又在继续念叨着。这些年，她坚持的认为我当年没能成功提干留在部队，离开农村，离开这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全都是因为我没有听她的话，再多读两年书。我知道，母亲是为了我好，她不希望自己的儿子跟她一样，一辈子吃苦。可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哪能事事都顺心。

况且，有句老话说得好，“运来风送滕王阁，运去悲欢与离合。”因此，我从来都不认为，当了五年兵，还是连里提干人选的我，没能成功提干留在部队，有多么的可惜。相反，我十分感激和怀念部队，那五年的军旅生活，让原本懵懂稚气的我，学习、成长、进步了很多，是我一生都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对于部队，我心怀的只有感恩。

只是，提起那五年的部队生活，还真是有一件事，有一个人，至今让我回想起来，还是感觉无比的遗憾。可能，人生就是在不断的错过。

那是1974年5月，三年兵的我（三个月的新兵训练结束，我被分到二连后，先是在炊事班当饲养员，养了一年猪，到第二年就被调到连部，当了通讯员），当时是二连的通讯员。

在七十年代，在部队，连以及连以上的单位，都编有一名通讯员。通讯员的主要工作是上传下达，和帮助连首长（连长和指导员）整理内务（比如扫地、打水、洗衣服）。除了这些基本工作外，在领导家属来部队探亲时，也会帮助领导接接嫂子，带带小孩。说白了，通讯员的工作更多的是照顾领导的生活，可以让他们腾出更多的时间，来专心负责连里的工作。

同时，因为我们连长和指导员的关系十分融洽（无论是工作，还是在平时的生活中），所以我的工作进行起来，也是十分顺利。我把连长和指导员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照顾的特别周到。为此，我还多次得到了连长和指导员的表扬。当时，我当兵第三年时，每个月的津贴是八元（当兵前五年，每个月的津贴分别是六、七、八、十、十五元）。

每个月的津贴，我除去买一些生活必需品外，比如毛巾、洗衣粉、香皂、牙膏、信封、信纸、邮票（在当时，邮票并不是免费），剩下的都攒了起来。记得当兵第一年时，我一共攒了四十八元，在当年年底一起寄回了家。这四十八元，在当时，可是一笔“小巨款”（按照当时的物价，鸡蛋0.04元一个）。后来，无论是我当兵五年退伍回家，还是很多年后，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吃饭聊天时，父亲和母亲总是会说起我当时寄回家的那四十八元。而每每说到此，他们脸上，都是满满的自豪。

1974年5月下旬，我们连队按照要求，前往河北某地进行施工。因为施工进度原因，我们来不及搭建营房，都是分班排、按照要求，借住在老乡家。当时，我跟着连长和指导员，借住在一家姓许的老乡家。许大叔和许大婶，都还不到五十岁，有一个儿子（比我大五岁，当时已经结婚），一个女儿（与我同龄）。

在七十年代，在当时，真可谓是“军民一家亲”。我们所有借住在老乡家的战士，乡亲们都是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热情、细心地照顾着我们。战士们衣服破了，大婶坐在煤油灯下，一针一线的认真缝补；怕我们吃不好，大娘更是一把花生、一个鸡蛋的往我们手里塞（但我们都没有要，因为我们知道，乡亲们的日子也不宽裕），使我们感到了只有在家时才能感到的温暖。

而我所住的许大叔家，也是如此。因此，连长和指导员为了感谢许大叔、许大婶的照顾，就让我平时（当时的我，没有直接参与施工，而是等在连长和指导员身边，听从他们的安排）多给许大叔家扫扫地、打打水、劈劈柴。就这样一来二去，因为在许大叔家呆的久了，我就跟许大叔的女儿熟悉了起来。

许大叔的女儿，名叫许秋燕，二十一岁（与我同岁），性格开朗，十分爱笑，一笑，就露出了两个浅浅的小酒窝。因为对部队十分感兴趣，再加上与我年纪相仿，所以她平时不忙的时候，就会来找我，让我给她讲一些部队的生活。因此，在空闲时，我就跟她讲了我在新兵连时，连里的一个“大胃王”（当时在新兵连时，我们排有位新兵，在一次改善伙食吃包子时，他竟然一口气连吃了十个大包子。当时在场的我们，看的都是目瞪口呆。而这个记录，在此后三个月的新兵训练里，再也无人打破），和紧急集合时，大家五花八门的窘状。

每每听我讲完，小许都是眨着一双大眼睛，抿着嘴，浅浅的笑着。而我，每每在看到小许笑时，心跳就会不自觉的加快，脸也会变红。当时的我，还不明白为什么。现在想来，大概这就是青春。

因为年纪相仿，再加上每天相处，慢慢地，小许对我有了好感，而我，也对她有了好感，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两情相悦。但在七十年代，在当时，还青春懵懂的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好感，只是每天在工作之余，我都忍不住的去找小许聊天，我们时常在晚上，一起坐在房檐下谈天说地，畅所欲言。那段日子，现在想来，虽然短暂，倒也十分快乐。

但有句老话说得好，“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因为我跟小许经常在一起聊天，慢慢的，连里战友们也都知道了这件事，但因为我当时，还只是一名战士。一向对我十分关心的连长，知道再这样下去，肯定会出问题。于是他在思索后，先是找我谈了话，而后让我搬到了村里离许大叔家最远的一户老乡家，并让我参加施工，暂时不要再到许大叔家来。

当时听了连长的一番话，我才幡然醒悟，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了自己行为的不妥。因此，自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去过许大叔家一次，也刻意地跟许秋燕保持着距离。只是有一次，许秋燕来施工场地送饭时，见我也在（当时的我，正坐在地上吃饭），就站在那里，远远的看着我。

在战友的提醒下，我抬起头，看着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的许秋燕。而后，当我与她四目相对时，许秋燕忽然低下了头，然后用手抹着眼泪。当时的我，看到这一幕，心里很是难过。但没办法，我不能违反部队规定，于是我毅然决然的低下了头，开始大口的吃着饭。但不知为什么，那饭，吃起来竟有些苦。

就这样，半个月的时间是稍纵即逝，转眼我们连队就要离开这里，前往下一个施工地点了。还记得在我们离开的前一个晚上，许秋燕托战友给我捎来了一张纸条，上面没有什么多余的话，只是写着她家的详细地址。可我一看，就明白了许秋燕的心意。但没办法，当时还是战士的我，只能把这份感情，深深的埋在心底。

就这样，之后我跟着连队继续施工，并在1974年7月完成施工，回到了营地。回到连队后，因为每天的工作都很充实，慢慢地，我仿佛也忘记了许秋燕，忘记了她那两个浅浅的小酒窝。只是每当夜深人静时，每当辗转反侧时，我总会不自觉地想起许秋燕，想起她当时那低着头抹眼泪的样子。每每到此，我也都是忍不住的叹息。

就这样，一年多的时间是转瞬即逝，转眼就来到了1975年12月，当时的我，已经下到一排二班当了半年的班长，虽然也是连里的提干人选（当时连里有三个提干人选，分别是文书、一班长和我），但我知道，自己已经提干无望（跟我同一年入伍的文书，和1969年12月队伍的一班长，都已经到团卫生队进行了提干体检），于是就决定在1976年3月退伍回家。

记得当时，一向对我很好的连长，在得知我想退伍时，在一天晚饭后，也特意来宿舍找我谈了心。在谈话中，连长希望我能再留部队一年，在等一等看。但当时的我，年纪已经不小，在加上，父亲的身体越来越不好，于是我便婉拒了连长的好意，还是决定在1976年3月退伍回家。而连长，在得知我心意已决后，也只是嘱咐着我，退伍回家后，要继续保持着踏实认真、积极勤奋的工作态度，要好好干，然后就是抓紧把婚事给定下来，让父母安心。

当时的我，在听连长说这些时，我知道连长是为了我好，也是认真的点着头。而说到婚事，连长仿佛想起了什么，于是又问我，“你上次回家探亲时（1975年5月），家里有没有给你介绍合适的对象。”听了连长的话，我摇摇头说道，“没有，连长。见了几个，但都不太合适。”

听了我的话，连长若有所思的说，“当年咱施工时，那老乡家的姑娘，倒是跟你挺合适。不过我听说，去年，那姑娘已经结婚了，可能是家里催得紧。”当时听了连长的话，我脑海中又不自觉地浮现出许春燕那张笑吟吟的脸。可不知怎么地，那张脸，竟开始变得模糊起来，直至消失不见。

我想，这大概就是有缘无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