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10月，印度尼赫鲁政府挑起了中印边界冲突后，得到了当时的赫鲁晓夫执政的苏联政府的袒护和支持——明目张胆地向印度政府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

12月12日，当印度军队向我国边界地区发起大规模武装进攻时，苏共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别有用心地声称：“中印争议地区人烟稀少，对人的生活没有多大价值……我们完全没有这种想象，即印度想同中国打仗……”

正在作报告的赫鲁晓夫（图像）

如此一来，苏联不但把中、苏之间自1958年开始出现的分歧（主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彻底曝光在全世界面前，还引发了很多不明真相的国家之共产党（或工人党）组织的种种反华动向。

1962年底至1963年初，保加利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意大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等五个欧洲国家的共产党（或工人党），陆续组织召开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这些国家兄弟党的代表大会，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当时的某些苏共领导人的挑拨、煽动，都无一例外地“声讨”中国共产党的某些所谓的“不当行为”。

另外，在它们召开带有严重反华倾向的党代表大会期间，还有四十多个共产党（或工人党）组织先后发表决议、声明或相关文章，攻击中国共产党。

面对这种来势汹汹，且针对性异常明显的“国际形势”，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就有关问题公开应对。

有关“中苏论战”的报道（图片）

于是，中共自1962年底到1963年3月，先后通过《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等七篇重磅文章，严肃而尖锐地驳斥了苏共领导人及其追随者背叛《莫斯科宣言》，破坏兄弟党之间的关系准则，疯狂反华的错误行径。

过程中的1963年2月21日，苏共中央曾致信中共中央，主动提出了两党停止公开论战，举行党内高级别会谈的建议。

但不久，苏共于3月30日，又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向中共中央系统地申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现阶段的总路线”。

对于苏共的这种“颐指气使”的作派，中共中央经过商议，于6月14日复信苏共中央，就“国际主义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提出了自己的中肯建议，阐明了中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原则、立场和明确观点，并同意举行两党会谈。

不料，苏共中央收到中共复信后，于1963年6月18日发表声明，指责中共的“建议”是对他们的“攻击”。接着，苏共中央于6月21日作出决议，拒绝中国共产党关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现阶段的总路线”的建议。

到了6月27日，苏联政府将事态扩大化，要求我国立即召回驻苏联使馆工作人员和五名留学苏联的研究生。同一天，苏联“公民”出现了令人遗憾的暴力行为——砸碎了我国驻苏联使馆的新闻图片玻璃橱窗。

被砸碎的玻璃橱窗（图示）

出现了这种不良现象后，为了管控分歧，进而解决问题，中、苏两党派出代表团，于1963年7月6日至20日，在苏联首都莫斯科举行会谈。

会谈过程中，苏共代表肆无忌惮、罔顾事实地诽谤和攻击中共，极力为他们一直践行的大国沙文主义政策辩解。

中共代表团的正、副团长邓小平、彭真两位同志，立足两党关系准则，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从容不迫、条分缕析地阐明了中共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一贯立场。

谁知，就在中、苏两党代表团举行紧张的会谈的同时，苏共领导人却在计划、准备着与美、英两国的会晤活动。

1963年7月14日，在苏、美、英三国会谈的前夕，苏共中央迫不及待地发表了《致全苏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继续恶意攻击中国共产党，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中、苏两党的分歧，挑起了双方全面、公开的大论战。

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不得不接受苏共发起的“挑战”。

随之，自1963年9月上旬到1964年7月中旬，中共以《红旗》、《人民日报》为阵地，接连发表了《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等九篇文章，全面、系统、客观地分析、评论了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红旗》杂志（图像）

论战至1964年2月，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作“反华报告”时，提出召开由各国共产党（或工人党）参加的“世界性会议”，对中共“采取集体措施”。

继而，当年4月初，苏联《真理报》通过社论，残缺、片面、有选择地透露了1963年11月以来，中、苏两党内部交换意见的信件的部分内容，意在欺骗性地诱导世界舆论。

鉴于苏共的此种“瞒天过海”的不光彩行为，中共中央于1964年5月7日郑重告知苏方：为了让世人真正知晓两党自1963年十一月来的“论战”真相，应全文公布有关中、苏两党交换意见的信件。同时，中共提议推迟举行各兄弟党参加的“国际会议”。

6月15日，苏共中央复信中共中央：不接受中共提议，按既定计划召开“国际会议”。时隔月余，中共中央再次忠告苏共中央：在目前情况下，不宜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

苏共中央一意孤行，7月30日，它向二十六个国家的兄弟党发出通知：1964年12月25日，在莫斯科举行“国际会议”筹备会议。

未等筹备会议开幕，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于1964年10月，因故被解除了党内外一切职务，勃列日涅夫继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勃列日涅夫（图像）

这时，中共基于改善两党关系的考虑，在苏联庆祝“十月革命”胜利四十七周年之际，组建了以政府总理周恩来为团长的高级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与苏共新领导会晤，坦率地表述了中共对有关问题的意见、态度。

哪知，苏共新领导无视中共的坦诚、合理的意见，执意召开“国际会议”，坚持自己的大国沙文主义姿态。无奈之下，中国共产党只好作出了拒绝与会的表态。

1965年3月1日，由苏共一手策划、主导的“国际会议”筹备会，在朝鲜、罗马尼亚等七个国家兄弟党拒绝参加的情况下，于莫斯科拉开了序幕。

对此，中共在《评莫斯科三月会议》的文章中严肃而又客观地指出：

“苏共召开三月会议是一个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极其严重的步骤”。

从此，中共不再承认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

次年3月，苏共组织召开“二十三大”时，告知中共并要求其派代表参加。鉴于苏共领导始终秉持大国沙文主义和分裂主义立场，中共拒绝参加。从此，中、苏两党的关系断绝。

随后，苏联政府在中、苏边境屯兵百万，对我国实施军事威胁，甚至进行武装挑衅。我国从容面对，予以坚决抵制乃至英勇抗击。

邓小平同志在回顾、评价中、苏两党的这段历史时，曾这样说：

会场上的邓小平同志（图像）

“一个党和由它领导的国家的对外政策，如果是干涉别国内政，侵略、颠覆别的国家，那么，任何党都可以发表意见，进行指责。我们一直反对苏联搞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

综上所述可知，中共与苏共之间的“论战”，是由苏共中央率先发起的。而且，随着“论战”的进行，他们把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引入到了中、苏睦邻关系的层面，对我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那么，出于各方面自卫之需要，中共公开反击苏共的“理论挑衅”是完全必要的！

主要参考文献：《中国共产党历史》、《中苏关系内幕纪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