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蒙语言不通,那么元朝皇帝上朝,是说汉语还是蒙古语?

梨评历史 2024-03-28 11:36:41

头条上元朝是一个很冷门的话题,除了统治时间比较短之外,还有拗口难记的皇帝名字,很多人可以轻松说出明清皇帝的庙号和年号,但在元朝这里,顶多能知道一些庙号,至于名字,大家两眼一抹黑,很难一一对应,这就导致大家更不喜欢看元朝方面的内容。

当然,关于元朝一些制度和文化的内容也不少,但今天给大家聊聊的是这个问题:元朝皇帝上朝说蒙古语还是汉语?

元世祖前往大都

众所周知,元朝是第一个完全入主中原的异族王朝,统治阶层虽然是蒙古权贵,但出于统治的需要,必然会吸纳不少汉人和其他民族的官僚,皇帝还好说,可以学习汉语,但一帮蒙古大臣可没这功夫,而且还有不少色目人。

这就有可能导致朝廷上各种语言混在一起,比菜市场还乱,那么就必须有统一的语言,这个语言自然是上朝人数占绝大部分的蒙古语了。

元世祖时期:御前奏闻以蒙语为主

元世祖时期,有不少以以蒙古语交流的人员参加朝会,当然元朝是没有常朝制度的,讨论政事基本靠御前奏对来实现。

讨论政事基本靠御前奏对来实现

为了方便他们奏问,忽必烈特地为他们准备了精通汉蒙翻译的官员,他们被称为“怯里马赤”。

这些人不一定是蒙古人,也有可能是汉人,甚至色目人,但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忽必烈心腹里的心腹,且大部分都是怯薛集团的核心成员,所谓“怯薛”,其实就是元世祖身边的禁卫军的意思。

初期担任翻译的官员有汉人赵壁、刘秉忠、史天泽、贾居贞、董文忠、管如德、梁德圭等人,蒙古人有忽都于思和来自钦察的康里人不忽木,后面还有畏兀儿人阿剌浑撒里以及叙利亚人爱薛等等,可以说来源众多。

当然这些人并非是为忽必烈服务的,毕竟忽必烈之后的元朝皇帝们都通蒙汉双语,据说有人翻译不准确的时候忽必烈还亲自纠正他们的错误。

那么为何还多此一举设置翻译官呢?原来忽必烈此举就是为了另一个重要的群体怯薛服务的。

怯薛们

元朝继承了蒙古汗国宿卫制度的同时也继承了陪奏怯薛的传统,这些禁卫军不仅仅是护卫皇帝,更是参与御前奏对的重要参与者。

而大部分怯薛们又不太懂汉语,因此必须有翻译官为他们翻译。

事实上懂汉语的忽必烈完全不需要翻译和官员们交流,但为了陪奏怯薛们能够参政,这才设置了翻译官这种角色。

现在看出来了吧,所谓的怯薛们可不仅仅是护卫,更是日后元朝重要的官僚储备后备力量,他们进入怯薛本来就是历练的,同时也可以让皇帝们借机考察他们的能力,是否可堪大任。

而且因为和皇帝关系亲密,他们的意见会很大程度上影响朝政的执行,毕竟他们和皇帝交流最多,甚至可以说很多外臣们不敢说的话,因而建议往往会更被认可。

元朝时期

哪怕他们日后在朝外当官了,但在宫内的职位也不会撤销的,官高能高过宰相吗?但宰相也需要按时宿卫禁中,可以说元朝的制度在后人看来,的确有些看不懂。

不过元初的时候怯薛们汉语能力实在不咋地:

诏具,桑哥会两院诸公于都堂,举目圆视。诸公辟易,屏息不敢出气。公(赵孟頫)前读诏书,阿刺浑撒里公为译者。读至除免逋欠,桑哥怒,摇手以为不可,且谓必非上意。公曰:“凡钱粮未征者,皆无用虚数。其人死亡已尽,何所于取。非及是时因诏书除免,它日言事者倘谓尚书省界失陷钱粮数千万,丞相何以自解,拒不为己深累?”桑哥悟,乃曰:“初不知其意如此。”诏下之日,万姓大悦,有苏息之望焉

这是元初的一次朝会,因为地震,元世祖打算免了百姓欠下的赋税,安排赵孟頫御前拟诏,然后当众宣诏,但很多人不同,就由阿刺浑撒里担任翻译。

可以说元初没有翻译,这些怯薛们就是两眼一抹黑。

朝会都这样了,其他部门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语言的隔阂,各个部门都必须配备一个翻译官。

根据《元史·职官志》记载,元朝朝廷内部各部光翻译就有两百多人,这还是蒙汉,还没说其他语言,要是都配备,光朝廷专门负责翻译的人恐怕就有上万人。

换句话说,元朝初年就是靠翻译们粘合在一起的帝国,就连元世祖这样的开国之君,都时不时充当一下朝廷上的翻译官。

好在随着时间的推移,以汉文化为绝对的文化优势迅速击破各族之间的语言隔阂,仅仅半个世纪,汉语就成为朝廷内外最主要的语言。

元朝初年就是靠翻译们粘合在一起的帝国

元武宗-元英宗时期:汉语成为各阶层、各场合的通用语言

实际上早在窝阔台时期,蒙古汗国就注重汉文化的学习,以燕京夫子庙为国学,在这里,蒙古子弟学习汉文,汉人子弟则学习蒙古文书和弓箭。

当然为了更好的让蒙古子弟学习汉文,窝阔台一度下令禁止校内以蒙古语讨论,违者打:

教参学底时分呵,自是不蒙古言语去底孩儿每,只教汉儿语言说话者,会汉儿言语呵。若不汉时言语裹说话,却蒙古言语裹说话,一番一简子打者,第二番打两简子者,第三番打第三简子者,第四番打四简子者,这言语我亲省会与来也者

没看错,这是窝阔台的圣旨,也可以看出当时蒙古汗国的汉文水平实在不咋地,说得都是文言文,甚至看上去有股《水浒传》的感觉。

而到了忽必烈建国后,更是从官方层面推广国子学,但并非以汉文化为主,而是各文化兼容,培养多文化的官僚。

然而汉人占主体,各种色目人的文化很快被冲击地一干二净,随后各族要么互为邻里,要么互为婚姻,渐渐地,他们的语言隔阂就这么被打破了。

一个人蒙古服饰,一人身着汉式女装

也因此到了元武宗时期,几乎不存在不懂汉语的色目人了,大家朝会和办公也基本没有任何的阻碍。

至于为他们配备的怯里马赤也无所事事,成为光拿俸禄没啥事的闲官了,甚至有人上奏裁撤他们。

不过在元朝统治的核心阶层,依旧有很多人不懂汉语,甚至在元文宗时期,参与朝政的怯薛们也有无能书汉字者的情况:

(文宗)适将幸上都,亲阅御衣,命录于簿,顾左右无能书汉字者,朵尔直班引笔书之。文宗喜曰:“世臣之家乃能知学,岂易得哉!”命为尚衣奉御,寻授工部郎中。

要不是有人解围,估计就闹笑话了。

当然至于内廷,作为元朝的统治核心地方,依旧使用蒙古语,内廷中交流的语言文字,蒙语的地位依旧稳固。

而且从小生活在内廷文化教育的元仁宗和元英宗和元世祖一样,都在朝会上使用怯里马赤这些翻译官。

元朝这些皇帝的汉文化水平自不必说,加上朝廷外也基本使用汉语,但宫内继续使用蒙语,大概是出于对前朝旧制以及对坚守蒙语为国语的刻意坚持。

但就和元朝本身一样,大势所趋下,怯里马赤这些翻译彻底从朝廷上消失了。

元顺帝时期:怯里马赤彻底消亡

一朝天子一朝臣,怯薛作为元朝帝王的亲信,自然会随着帝王的改变而改变,每一位元帝上台都以自己的喜好为准,加上元朝除了开头的元世祖和末代的元顺帝,在位时间很短,就造成了怯薛们的政治生命极短。

色目人康里巎巎书法,他也是元文宗时期著名的书法家

天历二年(1329年),元文宗靠“天历之变”即位,将前朝泰定帝的近臣班子一扫而空。

青年时期的元文宗曾经长期在南方居住,每天就是诗词歌赋,饮酒作乐,骨子里有股南方文人的气息,因而继位后选择的怯薛都是喜欢诗词歌赋的人,甚至专门设立了奎章阁,吸纳了不少擅长书法的人。

平时讨论政事,闲时谈论书法,这下子算是打破了内廷和外朝的隔阂,汉语也可以自由地出入内廷了。

而元文宗之后的元顺帝也是如此,而他继位后,元朝长期使用的怯里马赤彻底消亡,元朝的统治阶层也习惯于汉语,汉文化大行其道。

比如至正十年(1350年)朝廷进行变更钞法的时候大家互相辩论,而辩论双方一个是国子监祭酒吕思诚,他是汉族大臣,另一个则是畏兀儿人礼部尚书偰哲驾。

其中吕思诚直言:“我有三字策曰:行不得!行不得 ”。

很显然,这次朝廷辩论使用的语言为汉语。

思诚曰:“汝辈更法,又欲上诬世皇,是汝与世皇争高下也。且自世皇以来,诸帝皆谥曰孝,改其成宪,可谓孝乎?”契哲笃曰:“钱钞兼行何如?”思诚曰:“钱钞兼行,轻重不伦,何者为母,何者为子?汝不通古今,道听而途说,何足行哉!”契哲笃忿曰:“我等策既不可行,公有何策?”思诚曰:“我有三字策曰:行不得!行不得!”

可以说元顺帝晚期的朝会中,基本已经使用汉语了,至于内廷,这个就看皇帝心情了,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了。

而元朝御前对奏的语言变化,又可以反衬出元朝汉化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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