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某一瞬间注定会有着惊人般相似。

1935年5月，刚刚经历四渡赤水出奇兵的中央红军再次迎来了长征路上的又一艰险阻隔——大渡河。巧合的是，72年前也是在此处，太平天国的主力大将石达开率领3万余人西征至此，面对外有清军炮火，内无渡河船械的险恶形势，石达开彻底走向了人生的穷途末路。

如今，当英勇善战的红军再次陈兵大渡河之际，首先喜笑颜开的是以“攘外必先安内”自居的老蒋。尽管先前的四渡赤水和巧渡金沙江曾让他一时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此刻他坚信红军即便有再大的力量也无法跨越这道“天险”大渡河。

假若按照当年翼王石达开的军事战略，红军的确很难创造一个战争奇迹。但军事上的胜利往往需要政治、文化、外交乃至其他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而这恰是红军打破石达开兵败“魔咒”，顺利通过大渡河的取胜法宝。

换句话说，老蒋对自己的军事实力深信不疑，但却低估了红军的星火燎原能力。

作为军事总指挥的教员，自然对半个多世纪前石达开兵败大渡河的历史略知一二。在他看来，石达开的致命弱点是缺乏战斗到底的意志，因此也就很难在恶劣自然条件下引导全军树立一种必胜信心；其次，石达开面临的客观条件是河水暴涨和船只全无，前者是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但后者则是石达开的个人失误所致了。

大渡河地处彝族人民聚居地，当地人与汉族极少往来，且在战乱年代极易种下仇恨对立的种子。石达开进至大渡河时，当地船只早已在彝族同胞手中隐藏起来，一时激愤的他不惜下令对彝人开了杀戒，这样一来，彻底激化了原本若即若离的民族矛盾。

原本只是不给你船，现在附加偷袭你的兵营和粮草。

这样的“内忧外患”形势下，石达开很快走向了灭亡的深渊。可归根结底，还是自己的主观判断出了问题，如果当时真的采取一种近似三国时期诸葛亮“七擒孟获”式的攻心战术，即便最后无法使战局翻盘，但保存一批东山再起的力量算不上太大困难。

看清楚这一点，也就注定了教员在避免“石达开第二”的老路同时，也会以一种更加高超的方式来渡过难关。

这一制胜法宝在今天看来便是统一战线，放在那个统战政策尚未成熟的时代，又被称为民族团结政策。

“同国民党要打，同少数民族要和”是当时教员传授给红军先遣军司令员刘伯承的秘诀，也正是贯彻落实了这一简单鲜明的方针，红军在彝族人民面前树立了良好的“人民子弟兵”形象，刘伯承更是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携手，创造了民族团结的“彝海结盟”典范。

尽管彼时的红军队伍并不提倡这种“歃血为盟”的江湖侠客习气，但相比于民族团结继而确保红军队伍的胜利走向而言，实在算不上什么主要矛盾。也正因如此，红军在不费一枪一弹的情况下不仅团结了大渡河一带的少数民族力量，而且依靠这股力量找到了打破危局关键的渡河船只。

随后，以红一团一营营长孙继先为首的17勇士强渡大渡河，以大无畏精神为主力红军渡过天险迈出了关键一步。可仅有的三四只木船对3万余人的红军队伍来讲不过是杯水车薪，大部队最终过河还是要另辟蹊径。

刘伯承再次问计于小叶丹，当得知距此200余里有一座泸定桥时，他倍感欣慰。可当考虑到两地间距240里之遥时，这位红军总参谋长、当代“军神”也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留给先遣队的时间已不足两天，红军能创造这一前无古人的战史急行军奇迹吗？

答案是肯定的。在红四团政委杨成武的率领下，全团战士以超乎想象的意志力与占据距离和装备优势的敌人赛跑。最终，在顺利到达泸定桥头后，红四团22名勇士爬上了被撤掉桥板的卢沟桥索，以匍匐前行的方式顽强击退了对岸设伏的国民党军，成功与此前渡河的先遣军战士汇合。

大渡桥横，铁索飞渡。看似险巇的大渡河未能阻挡英勇红军的前行步伐，当然，也没能让志在必得的老蒋得偿所愿，他心心念念的军事计划最终在泸定桥上化为泡影。

踏上泸定桥的那一刻，刘伯承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情绪，无不动容的向着这座古老的桥梁倾诉着：“泸定桥啊泸定桥，你终于被我们踩在脚下了！”

今天，我们总强调“以史为鉴”这个词语，不仅仅是吸取前人的失败教训，更重要的是通过他们失败的教训找到我们可以获得成功的途径，否则，再怎么机械的研究前人历史终将无所裨益。

翼王石达开没有吸取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攻心术”而招致惨败，教员却能在总结这两位前人的基础上实现一种更加高明的制胜模式：以统一战线促成民族团结，以民族团结夺取军事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