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岁的白岩松已经不能称得上年轻了，他的头发已呈花白色，但他并不想染。他说，今天是我余生最年轻的一天。

自我定义为“中老年人”的白岩松，坦然地面对当下的“年龄焦虑”。今年是他以全国政协委员履职的第十年，也是本届政协委员最后一年的任期。他说，十年政协委员、近20份的提案可能是一个证明，希望它们能在未来起作用。履职是否及格，时间是最好的裁判。

“我们很多政府部门在招公务员的时候，直接说35岁以上不要。我一直有个观点，政府不能成为公平的破坏者，必须成为最后的守护者。我们不能习以为常，就觉得‘35岁以下’这个正常。它不正常！只有当我们都觉得不正常的时候，这样的政府文件和政策才会慢慢减少。”敏锐的白岩松，一眼就注意到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反对有关“年龄”的就业歧视。

3月6日，红星新闻记者通过“云连线”，独家对话身在政协驻地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白岩松，从老龄化谈到网络暴力，从妇女权益保护谈到谷爱凌引发的家庭教育问题。

“我觉得我是平等主义者，平等才是最大的尊重，我们何必在生活中去探讨，男应该高于女还是女应该高于男。永远不要探讨这个问题，我们追求的目标应该永远是平等、平等、平等。”在谈到妇女权益问题时，白岩松语气坚定地留下了这样一句话。

▲白岩松通过视频连线方式接受红星新闻记者专访

如何看“老”？

坦然面对变老的过程，“今天”是我余生中最年轻的一天

红星新闻：您今年54岁，仍然活跃在荧幕面前，您现在把自己定义为“中年人”还是“老年人”，或是其他？

白岩松：我当然属于中老年人，我觉得在主持人行业当中我是老年人。你看我从来不染头发，我将来也不染。如果告诉我说不染头发就不能再出镜了，那我说太好了，希望这一天早点到来。但是，现在我还在做事，自己依然有年轻人那种对未来好奇的心态。我觉得未来有很多特好玩的事情在等着，将来如果退休了，能去普通高校里头，去家乡的高校里做志愿者带孩子，多好。

从我个人来说，我特别坦然地面对变老的过程。为什么？我把它分解到我的日常当中。我的观念是，储蓄金钱是一部分，但更要储蓄健康，不储蓄健康的话将来存多少钱都扛不住，还有储蓄乐趣、爱好，储蓄朋友，更重要的是储蓄好的心态。中国人写人的一辈子就4个字，生老病死，《道德经》中有一句话叫“出生入死”，人一出生就开始走上通往死亡的单行道。所以我觉得要有一种特别好的心态，“今天”是我余生中最年轻的一天。 

养老这件事提醒我们，真的要照顾好自己和家人，因为你是自己的全部，是家人的全部。我是曾经在25岁写过“渴望年老”的人，一转眼，今天不就到当初我所渴望的岁数了吗？青年莫笑白头翁，花开花落几日红。我想提醒年轻的朋友，现在是最好的年华，爱这个年华，照顾好自己。

红星新闻：最新的人口数据统计，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2亿人，占全国人口的14.2%。老龄化社会即将或已经到来，您认为全社会应当如何看待养老问题？适老化改革应该如何推动？又应该形成什么样的养老观念？

白岩松：我觉得不能笼统地去谈老龄化、养老问题，而是要分层看待。去年年底的时候，我在政协提交了一个社情民意，就是关于农村更严峻的养老问题。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城市养老问题的严重程度是弱于农村的，农村现在老龄化的比例高于城镇8个百分点，空巢率更高，健康水准更让人担心，养老金的数目杯水车薪。失独失能空巢老人的问题比其他老年人更严峻。

现在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时机，我们还处在轻度老龄化阶段，还有一个窗口期。举一个例子，我们现在60岁以上的人口占比不到19%，而日本65岁以上的人口占全社会28%。从日本这面镜子里，我们能看到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对社会整体造成的冲击。

如果等到未来我们65岁以上人口占比到20%以上，尤其80岁以上失能、半失能的老人越来越多时，很多人是扛不住的。

我经常说，当你的父母在农村的时候，你会不会特别怕半夜接到家里的电话？因为一个电话告诉你，你在农村的父亲或母亲突然摔了半身不遂了，或者开始有阿尔茨海默症的迹象了，你从此的生活、很多对未来人生的设计，都会因这一个电话而改变，因为父母不靠你靠谁呢？而你也是万分的难，上有老下有小，职业还在打拼。但是你能不管在农村的父母吗？你要不管谁管？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我特别注意到一句话，“鼓励发展农村互助式养老服务”。过去我们一直没有找到很好的农村养老模式，现在起码开了一个头。接下来还要开很多的头，要赶紧找到农村养老的最好模式，因为正在老去的这一代农村老人是等不及的。现在很多年轻人甚至也开始思考未来的养老问题。对于我们来说，关注今天的老人就是关注明天的自己。

如何看待就业中的年龄歧视？

纠正歧视，政府必须成为公平最后的守护者

红星新闻：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提到了一件职场人士都拍手叫好的事，那就是，“坚决防止和纠正性别、年龄等就业歧视”。有人说35岁是职场天花板，作为一名资深新闻人，您怎么看？怎样才能从根本上避免因性别和年龄遭到的就业歧视？

白岩松：拿到报告之后我很快就注意到这句话。过去“性别”这点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是有的，但关于“年龄”，这是第一次提出来，这也是非常现实的问题。

在小组讨论的时候，我们新闻出版界别一位教育工作者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的博士今年34岁，马上就要毕业了，却突然意识到他可能面临着读完博士之后，很多单位都不要的问题，因为有“35岁”这个槛。你看，这就是一个很具体的问题。

我们很多政府部门在招公务员的时候，直接说“35岁以上不要”。我一直有个观点，政府不能成为公平的破坏者，必须成为最后的守护者。我们不能习以为常，就觉得“35岁以下”这个正常。它不正常。只有当我们都觉得不正常的时候，这样的政府文件和政策才会慢慢减少。不管是年龄歧视、就业歧视，还是学校歧视等，我觉得都要先从政府这里来，然后改变社会的观念和做法。

所以，既然政府工作报告提到了，接下来就是如何抓落实，但这可能是一个过程。不能因为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有了，就觉得这个问题会解决，还是需要更多的人继续发声，去推动这个事情的改变。

如何保障妇女权益？

我们追求的目标永远是平等、平等、平等

红星新闻：近期欠发达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妇女权益保障问题格外受到关注，您认为政府在保障农村妇女权益问题上应该拿出什么样的态度和行动？妇女、儿童是人口拐卖的主要受害者，但当前针对买方的刑罚力度比卖方轻，有声音认为应当提高量刑标准，实行买卖同罪同罚，您怎么看？

白岩松：拐卖妇女儿童的问题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我觉得既要抓紧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又要赶紧进步，用法律、科技等手段确保今后不再发生类似问题，两者要共同进行。

关于“买卖同罪”的问题，我觉得大家的呼吁是有道理的。就像过去我们觉得，受贿的人被重罚，行贿的人会很轻，那永远堵不住这口子。除了法律之外，我非常看重科技的力量，我也注意到有委员代表提出，在上户口的时候做DNA留存，这样的话就便于解决很多问题。

现实中遗留问题依然存在，我觉得在解决问题时，虽然这些女性的自觉意识和选择是第一位的，但不能因为她选择继续正常过日子，就认为这是合理的。

改革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要解决大多数人的权利问题、吃饭穿衣就业等等，现在大部分人的多数权利都得以解决，那我觉得要关注弱势群体的权利，如何更平等。一个社会进步的标志，是开始更为关注少数人的权利。

我觉得我是平等主义者，平等才是最大的尊重，我们何必在生活中去探讨，男应该高于女或者女应该高于男。永远不要探讨这个问题，我们追求的目标应该永远是平等、平等、平等。

女性生育权如何维护？

不管结婚还是单身，都应有绝对的生育权

红星新闻：去年12月20日，《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该草案回应了当下女性所面临的就业、生育、婚姻和家庭等诸多问题，您作为一名男性，怎么看待当前社会女性所承担的社会角色，和她们面临的权益问题？

白岩松：我们表象上看到的“问题”，诸如少子化、离婚率高等，背后首先是一种社会进步，尤其是女性的进步。当女性的学历、生存能力、现代意识都达到了非常高水准的时候，女性必然有自己的选择。

有两件事容易被大家忽略，但是对于中国来说非常重要。一个是新中国出台的第一部法律就是婚姻法，它促使了上世纪50年代男女平等观念的普及。第二个是扫盲，我们由80%多的文盲率降到了如今极小的个位数。女性的进步是谁都无法阻挡的趋势，这不是谁的恩赐，而是女性的权利。

接下来，我们要在进步的前提下去推动各种问题解决。比如说到生育权，男性可以在法律的允许下保存精子，女性却没有得到法律和政策保障，无法冻卵，但是女性在一生中适宜生育的时间要比男性短，因此她们面临的现实问题其实更为紧迫。

所以我在提案中说，要保护非婚生子女的权利，这既包括办各种证件，也包括要按照《民法典》的要求，承认非婚生子女跟所有婚生子女拥有同等权利。我甚至希望将来取消“非婚生子女”的说法，而是统一纳入到“亲生子女”的概念当中。

我在提案中还讨论，女性是不是应该打破法律和政策的界限，拥有绝对的生育权，不管是结婚的还是单身的。有人问我提这个是不是因为社会的少子化焦虑，我说不是，而是因为这是女性权利该有的一部分，生育权是她们天然的权利。

如何看待网络暴力事件？

我有时也会有无力感，网络发声需要科学精神

红星新闻：去年，我和您探讨过关于网络暴力问题，今年也有不少代表委员关注网络暴力问题，甚至提出要建立反网络暴力法？您如何看待网络暴力事件，如何提升普通人看待信息的方式，他们的媒介素养应该如何进一步的提升？如何构建一个更具有信任度和包容度的网络社会？

白岩松：我会跟身边能接触到的年轻人强调，发声前最重要的是问一问：事实是什么？确定事实应该成为整个社会非常重要的发声前提，如果事实是虚构的，是支离破碎的，那么发出来的声音会成为什么样？

我有时候也会有无力感。现在有很多“断章取义”，是把前面的话、后面的话取消掉，单拎出来一句，然后网友看了觉得不舒服就要骂。还有就是错乱时间，经常出现“关公战秦琼”。

科学精神是人文素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种素养，这种科学精神就是追问事实是什么，以及捍卫真理，它应该是教育过程中着重培养的。如果社会上的情绪表达、非理性声音非常多，甚至出现网络暴力，那么我们要去看看，是不是教育没有在基础方面做很多工作。

但另一个角度，也要看到这是一个历史阶段。“众声喧哗”不会立即走向理性、科学、富有建设性，但至少每个人都可以发声，这已然是种进步，接下来如何更好地发声，需要各方面的工作，约束自己是一方面，另外，媒体应该更加关注事实。

政府如何提高舆情回应水平？

要保持开放和提升能力，更快速、更主动、更严谨

红星新闻：当下的网络社会，信息满天飞，但是官方回应跟不上趟的情况也时常发生。您认为各地政府应当如何进一步提高舆情回应水平，防止掉入塔西佗陷阱？

白岩松：首先，要有制度化的政府发言机制。从新闻发言人的设立到新闻发布会的设立，再到人大、政协以及党代会的代表、委员、部长通道，提高政府舆情回应水平也是多年来我们做这些工作的目标。有了制度，才能说这是在向好发展。

再接下来，就是提升各种媒介素养，包括领导干部的媒介素养。我去年的提案就说，领导的媒介素养要和法律素养、科学素养、道德素养一样，纳入到领导选拔机制和培养机制中。政府要有更开阔的心胸去面对越来越复杂的舆论环境，满足社会公众知情权。

政府该提升的应该是如何更主动、更快速、更严谨，而不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所以我觉得，一些由于舆情回应做得不好，而导致新的舆情发生的情况，都是在提醒全社会思考，该如何进步，尤其是政府发言这方面，怎样能有更好的进步。

我个人的看法是，现实中遇到了问题，政府需要通过开放和提升能力去解决，而非隐瞒、不让发声，那样就走向了相反的方向。

如何看待“谷爱凌现象”？

为什么要培养一个“谷爱凌”，中国很多父母也培养出了“徐梦桃”

红星新闻：谷爱凌在冬奥会的出色表现引发了社会对家庭教育的讨论，您此前呼吁大家共同反思“何时能让孩子睡够10个小时”，其实强调了家庭教育对于人才培养的重要性。随着《家庭教育促进法》实施，您怎么看待“双减”背景下的家庭教育？

白岩松：其实大家有一些误解，我在节目当中是问号，“我们有多少父母能保证孩子10个小时的睡眠？” 先不说10个小时，上了初中和高中的孩子，能睡够8小时都谢天谢地了。

可能没太多人看与谷爱凌有关的纪录片，她的母亲因其要做运动，所以确保她睡够10个小时，可是在10小时之外绝对是“虎妈”，有时活动安排得非常紧凑，干完这件事5分钟后就要干另一件事了。一般人还真当不了谷爱凌，我相信一般的父母也做不了谷爱凌的妈妈。

我很心疼我们中国很多的父母，我知道他们都挺难的。所以我说，不能把目标定成“我要培养一个谷爱凌”。为什么要培养一个“谷爱凌”？谷爱凌的妈妈在培养谷爱凌。我们要借鉴她在培养中的有些方式，比如说爱运动、很好的时间管理、跟孩子成为朋友，那才是最好的。

别忘了中国还有很多父母培养出了“徐梦桃”。徐梦桃父母就是用烧烤店的微薄收入，培养出了徐梦桃。我觉得他们让我看到了更亲切的、更令我感动的一种东西。在徐梦桃比赛前两天我就说自己是她的粉丝，后来她夺冠了，主持人跟我开玩笑说，你作为粉丝想干什么吗？是想合影吗？我说不，我特别想去徐梦桃在东北的老家，去她父母的小店里吃一顿烧烤，要是能跟她父亲喝两口就更好了，我为她父母感到特别开心。做父母的，只要特别努力地在支撑着孩子的梦想，就都是很棒的。

当然，父母需要进步，“父母”是一个终身要学习的行当。这次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学校、家庭和社会共同承担培育孩子的责任，尤其咱们又有了《家庭教育促进法》，我觉得对父母来说可能压力蛮大的。孩子在长大，很多时候不能因为生理上我们是父母，就认为一辈子是父母。做父母是一个要不断学习的过程，你爱看书，可能孩子爱看书的概率就会更高，你爱运动，孩子爱上运动的概率就会更高。如果你天天打麻将，让孩子去看书，可能就有点悬。

“双减”后我们该“加”什么？

怎么去界定成功是未来中国教育最大的一个问题

红星新闻：今年随着“双减”落地，教育培训行业人员也面临转型问题，新东方教育集团董事长俞敏洪转型直播带货曾引发热议，“双减”政策之后，我们应该考虑“加”什么？

白岩松：我跟俞敏洪是很好的朋友，前不久我们还一块见面，他依然是从容的样子，我在节目里头为他点过赞。俞敏洪特别值得尊敬的地方就在于，即使他的个人生活方面不会受到特别大的影响，他也依然很努力地在做带货、去转型。我觉得这是因为，这一代人想要做事，这是一种下意识的习惯。另外，他要为那几万个新东方的同事和过去的老师负责。同时他对未来也很好奇，想看看自己能做成什么样。所以我觉得要为他的转型点赞，我也愿意支持，相信他未来在这方面依然能做得很棒。

说回“双减”。“双减”之后，家长的焦虑没减少，反而更多了，甚至家长还想自己偷偷地给孩子“加”，把“减”的东西补上来。“双减”之后，该“加”什么？怎样通过包含“双减”在内的综合动作，让中国的孩子都能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我觉得社会、学校、家庭都要去思考。

现在天天在谈“双一流”，可是许多非“双一流”高校毕业的孩子，勤勤恳恳地扎根在基层一线。如何从他们上学开始就给予更多自信的东西，更多的爱和关注，而不是让他们从一上学就觉得“我是失败者”？

怎么去界定成功是未来中国教育最大的一个问题，社会能达成共识吗？现在都在拿着世俗意义上的标准来衡量，甚至政府都参与其中。在个别城市，只要毕业生是少数几所高校的就可以直接落户，已经树立了这样一个不公平的标准，你让家庭能不焦虑吗。

也许将来，会有很多的家长意识到，我的孩子可能没有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但他们一直很开心，离我很近，我们家是温暖和拥有爱的，这是别人比不了的成功。透过《人世间》我们能看到，原来你以为不成功的孩子，却可能成为最孝顺的，在你身边给你带来温暖的孩子。

我们是不是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认为，爱、温暖、好的家庭是比Offer更值得夸耀的成就？我觉得中国一定会走到拥有这样一个共识的阶段，那个时候大家的焦虑就会减少一些。

如何看待身为政协委员的十年？

履职是否及格，时间是最好的裁判

红星新闻：每年两会，您都会从民众熟悉的新闻人，转变到全国政协委员这一身份，来履职尽责、参政议政。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今年已经是您履职的第十个年头了，履职10年来，您作为政协委员，印象最深刻的是提出什么样的建言，帮助解决了什么问题？新闻人和政协委员两种身份之间，有什么样的互补和促进？

白岩松：做了两届政协委员，我交了将近20份提案。我觉得最后的变化不一定和提案直接有关，但是为解决某个问题发声，参与到了变化进程当中，是很重要的。

举个例子，10年前我做政协委员的时候，第一份提案就是中国所有城市的公园应该拆围墙、免费开放。去年我们去北京朝阳公园踢球，突然发现原来收5块钱的朝阳公园现在免费了。那一瞬间，一下子就想到了那份提案。或许不是这份提案直接带来的结果，但你为这个结果努力过。再比如说，第一次提设立医师节，给驳回了，但隔了两年我又继续提。现在，大家开始知道8月19日是医师节。

针对如何推动更加制度化的政府新闻发言，我前后提了4份提案，通过提案参与到了整个制度建设的过程当中。所以不管是部长通道委员通道或者代表通道，或许都与过去这么多年大家在呼吁政府建立完善新闻发布制度相关。虽然不一定是我的提案起了作用，但是我参与到了这个过程中。

今年的提案包括非婚生子女的权利、女性生育权等等，我注意到有代表委员也在提。所以这就是声音的汇集，我们不能看到问题不说话，说出来之后不一定立即能改变，但是声音多了、声量大了，可能就会改变。

做新闻评论跟做政协委员有相当大部分的重叠，因为都要关注我认为最重要的几个关键词，那就是权利、公平和进步。但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做政协委员，会得到相关部门的反馈，然后看到有可能的变化，但做新闻，只需要调查研究，关注事实，然后发出声音。

红星新闻：你会怎样概括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十年？

白岩松：说的话不一定算，但是想办法说得对、说得有提前量。我不一定做到了，但是10年来，一直在按这种要求去约束自己，近20份的提案可能是一个证明，我希望它们能在未来起作用。履职是否及格，时间是最好的裁判。

红星新闻记者 赵倩 张炎良 实习生 何宇 北京报道

编辑 向财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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