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绿营是两个不同的系统，按定制汉人没有资格出任八旗武职，但是旗人却可以担任绿营武职。只是旗人选任绿营官的情况比较少见，且都是特殊地区以及特殊岗位。

入关之初即出台相关规定，旗人可以充任专职绿营官，这就从法律层面形成制度，使得旗人拥有了这一特权。

顺治十八年朝廷出台了政策，规定八旗世职可以选用绿营武官，如男爵可选提督、轻车都尉可选总。康熙时期又规定，子爵、男爵可选为副将，轻车都尉可选参将、游击，骑都尉可选都司，云骑尉、恩骑尉可选守备。

顺治初年在全国范围内划定了几个重点区域，其绿营官缺由旗人专任，具体为：

京师巡捕营：巡捕营大部分是由汉人马步兵组成的，最高长官步军统领、左右翼总兵皆为八旗官缺。巡捕营最早隶属于兵部，康熙三十年以步军统领管辖，自嘉庆以后，巡捕营副将以下各官，皆为旗人充任；

直隶：直隶地理位置重要，负有拱卫京畿和守卫皇陵之责，且与东北接壤，所以北部沿边各镇总兵皆为旗缺。又马兰镇、泰陵镇分别守卫清东陵、西陵，其总兵及以下各官皆为旗缺；

西北各省：陕西、甘肃、山西以及四川个别地区为军事重镇，统领的绿营兵马数量和质量都高于各省。故这些地区的重要绿营武职，规定也是旗人充任；

按照《清世祖实录》的记载，顺治元年清军刚平定直隶、山东时，就在直隶天津、山东沂州、河南卫辉设旗人总兵官。

顺治二年以后，随着各省的不断统一，朝廷委派旗人赴各省充任总兵官。不过当时充任绿营官的旗人主要是汉军旗，满、蒙八旗主力仍处于四处征战的状态。

顺治时期旗人选任绿营官大多比较随意，没有形成正式的人事制度。康熙二年形成定制：各省提督出缺，可在各旗副都统、总兵中拣选，这就规定了具体的铨选办法，但这一阶段主要还是针对提督、总兵两个高级职务。

康熙十一年，范围有所扩大，旗人可以充任中级绿营官，即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当时全国各省就有近百旗人被授予中级绿营官。

乾隆皇帝即位后，鉴于某些省份的特殊性，开始派遣旗人担任中下级绿营官。且将一部分官缺单独拎出来作为旗人的专缺。

比如直隶、山西北部地区，东自山海关起，往西至古北口、独石口、张家口、大同、杀虎口一带，所有绿营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各缺，拿出70%作为满洲缺，剩下的30%作为汉缺。

直隶全省副将以下、守备以上中级绿营官，划出30%作为满缺，70%为汉缺。东陵、西陵地处直隶内地，但因属皇家陵寝重地，其军制较为特殊。

守陵官兵原本是由八旗、绿营共同组成的，可是在任官方面朝廷一直偏向八旗。如马兰镇总兵、泰陵镇总兵均兼任陵寝总管大臣，主要以宗室、满洲、蒙古旗人充任，向来不授汉军及汉人。

再有就是承德地区，因其有皇家园林避暑山庄以及木兰围场，所以承德辖区内的绿营长官皆为满缺，且必须是皇帝亲自任命。

陕西、甘肃地理位置重要，部署的绿营军队也最多。咸丰以前大部分军事威胁皆来自西北，或蒙古各部或新疆、西藏，每次对外用兵陕西、甘肃作为后勤总部和兵源地，关系着战争的成败，所以朝廷必须将陕甘绿营的控制权牢牢掌握在手里。

以战斗力而论，全国的绿营军队中以陕甘绿营为最强，康熙帝平定三藩的时候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不管是从军事角度出发，还是从政治层面出发，陕甘两省都要区别对待。

乾隆中期议定，陕甘两省及四川松潘镇，副将、参将划出七分之一，游击、都司划出六分之一，守备划出五分之一为满缺。此举意在以满制汉，颇有监督绿营的意思在里面。

然而即便是划出一部分绿营官为满缺，皇帝还是觉得不放心，所以陕甘总督一职非特殊情况不授予汉人，皆以旗员出任，总督有节制绿营之权，只有这样朝廷才能安心。

清代因与蒙古接好，对长城的依赖不高，京师的防御重点主要集中在南面。但是特殊时期，长城沿线仍被视为拱卫京师的门户。

比如雍正时期与准噶尔部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双方处于对峙状态，西北方向因此成了朝廷的重点防御方向。

雍正九年向直隶、山西北部各增兵一万，此后不久的乾隆元年又将满洲旗人派至该地区担任绿营官。其中最重要的张家口、独石口、杀虎口的副将一律定为满洲专缺。且古北口提督、宣化镇总兵也主要是由旗人担任，其目的就是为了加强这一带的军事设防。

当然，个别省区军事地位不同，以旗人出任绿营也可以理解。不过背后也有一层含义，即随着八旗的不断繁衍，仕途通道变得不畅，以旗人充任绿营官可以适当朝廷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