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让兄弟改名，嘉庆则自己改名，为何乾隆本人和兄弟都不改？

世人皆知雍正继位后，为了避讳，让兄弟们将＂胤＂字改为＂允＂字。然而，到了乾隆时期，情况却有了不同。乾隆不但没有要求兄弟们改名，自己的名字也保持不变。这让许多大臣们困惑不已，毕竟改名避讳是祖宗之法，乾隆为何要如此特立独行？

更让人不解的是，到了嘉庆年间，嘉庆帝却一反常态，主动将自己的名字从＂永琰＂改为＂颙琰＂。同样身为皇帝，为何三位帝王对于避讳之事，态度却如此不同？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

引人深思的是，若说是为了避免麻烦，那乾隆为何不效仿雍正？若说是遵循传统，那嘉庆为何要改自己的名字？这其中到底蕴藏着怎样的深意？

一、避讳制度的演变历程

康熙五十年（1711年），朝廷发生了一件轰动朝野的大事。一位叫张永年的秀才，因在考卷上写了＂玄＂字，被人告发触犯圣讳。朝廷重臣们议论纷纷，有人主张从重治罪，也有人认为应该从轻发落。

康熙帝听闻此事后，沉吟良久，对身边的大臣说道：＂避讳之事，关乎君臣大义。但若因一字之差，便要治人于死，朕心实在不忍。＂最终，康熙帝下旨将张永年革去功名，但免于死罪。

此事在朝中引起轩然大波，大臣们这才意识到，避讳制度已然成为一把悬在臣民头上的利剑。从此以后，凡遇皇帝名讳，文书上必须改用别字，就连科举考试也不例外。

然而，追本溯源，清朝建国之初，情况却大不相同。努尔哈赤时期，朝廷上下根本无需顾虑避讳之事。据《满洲实录》记载，努尔哈赤的名字在公文中常常直书，就连他的兄弟们见了他，也直呼其名。

1644年，清军入主中原后，顺治帝继续沿袭了这一传统。一日，大学士范文程在朝会上提出，是否要效仿明朝，实行避讳制度。顺治帝听后笑着说：＂我等原本游牧之民，不必拘泥这些繁文缛节。＂

但到了康熙年间，情况发生了转折。康熙十二年（1673年），一位翰林院编修在编纂《大清会典》时，发现许多汉人官员在上书时都刻意避开＂玄烨＂二字。此事引起了康熙帝的注意。

经过深思熟虑，康熙帝决定正式确立避讳制度。他在一次廷议上说道：＂我大清虽为满洲之国，但既已入主中原，就当采纳华夏之礼。避讳乃是尊君敬上的表现，今后凡遇＇玄烨＇二字，皆当避讳。＂

这一决定立即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北京城内的玄武门便在此时改名为神武门，各地官府衙门的匾额和文书中但凡有＂玄＂＂烨＂二字的，都要重新更改。

有趣的是，当时江南一带有不少书院和寺庙都用了＂玄＂字，一时间改名之声此起彼伏。苏州玄妙观的主持更是亲自进京，请求保留原名。康熙帝深知此事涉及民间信仰，便特许这些历史悠久的寺观保留原名，但要求在书写时必须改字。

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雍正年间。雍正即位后，不仅继承了父亲的避讳制度，更是将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他下令自己的兄弟们改名，将＂胤＂字改为＂允＂字，由此开创了皇室成员集体改名的先例。

二、雍正朝的改名风波

雍正元年（1723年）九月的一个清晨，紫禁城养心殿内，一场特殊的家族会议正在进行。雍正帝对gathered着的众位皇子和亲王们说道：＂今日召集诸位前来，是为名讳一事。＂

当时的朝廷大臣们都知道，康熙皇帝为诸位皇子取名时，都用了＂胤＂字作为辈分。雍正即位后，这些带＂胤＂字的名字就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雍正对众位兄弟说：＂朕思来想去，为避免日后麻烦，诸位兄弟不如将＇胤＇字改为＇允＇字。＂话音刚落，大殿内一片寂静。

第一个表态的是十四王爷胤禵，他站起来说：＂皇上所言极是，臣弟愿改名为允禵。＂其他王爷们纷纷响应，很快就达成了共识。

然而，就在改名即将尘埃落定之际，怡亲王胤祥却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说：＂先帝为我等取名，字字珠玑，实难更改。＂这番话让现场气氛一度尴尬。

雍正看着自己这位支持他登基的十三弟，沉吟片刻后说：＂既然如此，十三弟可保留原名。＂就这样，怡亲王成为了唯一一个保留＂胤＂字的皇子。

这场改名风波在朝中引起了不小的议论。有大臣认为此举有违祖制，但更多的人则认为这是雍正帝对怡亲王的特殊恩遇。

雍正二年（1724年）正月，礼部尚书张廷玉向雍正帝呈递了一份奏折，建议将改名一事正式制度化。雍正采纳了这个建议，下令将所有兄弟改名的事宜记入《大清会典》。

这一决定带来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各地方官府的牌匾、文书中凡是提到这些王爷的名字，都要一一更改。光是京城里就有数百处需要更换。

有趣的是，当时还发生了一件小插曲。顺天府的一位官员在更改文书时，将＂胤＂字误写成了＂引＂字，引起了一番风波。雍正得知此事后，特意下旨明确规定，改名只能用＂允＂字，不得擅自更改。

雍正三年（1725年），一位叫冯璋的翰林编修在修改《世宗实录》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怡亲王胤祥的名字在奏折中经常出现，每次都要特别注明＂胤字照写＂，以示区别。

这种特殊待遇一直延续到雍正末年。据《清宫档案》记载，当时朝中不少官员在写奏折时都会特意留意，遇到怡亲王的名字时要格外小心，生怕写错了惹来麻烦。

如此看来，这场始于雍正元年的改名风波，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更名过程，更是清朝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缩影。它既体现了雍正帝对兄弟们的态度，也反映出当时朝廷对待名讳问题的严谨。

三、乾隆坚持不改的深意

乾隆十年（1745年）的一个下午，乾隆帝正在御花园赏梅，大学士张廷玉匆匆前来觐见。张廷玉手持一份奏折，说道：＂皇上，臣有一事不知当讲不当讲。＂

原来，这份奏折是礼部呈上来的，建议效仿雍正年间的做法，让乾隆的兄弟们将＂弘＂字改为别字。张廷玉说：＂先帝在时，诸位王爷都将＇胤＇字改为＇允＇字，不知陛下的意思如何？＂

乾隆放下手中的茶盏，说道：＂此事不必再提。皇考在时，已经定下了诸位兄弟的名字，这些名字都是皇祖父康熙爷亲自过目的。如今再改，岂不是不敬？＂

这番话传到朝中后，引起了不小的议论。有人说乾隆是为了彰显孝道，有人说这是对康熙特别的敬意。确实，在乾隆的诸多政令中，常常能看到他对康熙的推崇。

乾隆十一年（1746年），礼部又上了一道奏折，说是各地官府在处理公文时，遇到＂弘＂字颇为为难，不知是改还是不改。乾隆当即下旨：＂凡遇朕的兄弟名字中的＇弘＇字，一律照写，不必更改。＂

这个决定带来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当时的官员在写奏折时，遇到乾隆的名字＂弘历＂要避讳，而遇到他兄弟的名字中的＂弘＂字却要照写，一时间让不少人感到困惑。

乾隆十五年（1750年），江南一位叫钱大昕的学者在修改族谱时，特意写信向朝廷请教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乾隆得知后，再次重申了自己的态度：＂皇祖父所赐名讳，岂能轻易更改？＂

据《清宫起居注》记载，乾隆二十年（1755年）时，乾隆在一次家宴上谈起此事，对着众位兄弟说道：＂当年皇祖父为我等取名，每一个字都是精心挑选的。我等应当永远记得这份恩典。＂

这种坚持一直延续到乾隆朝末年。乾隆五十年（1785年），一位翰林院编修在编写《满洲氏族通谱》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乾隆朝的官方文书中，＂弘＂字的使用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双轨制——皇帝名字中的要避讳，兄弟名字中的要保留。

这种做法影响深远。后来的档案专家在整理乾隆时期的奏折时发现，那些奉旨誊录的文书都严格遵守着这个规则，形成了清代避讳制度中一个独特的现象。

乾隆末年，当大臣们问及为何如此坚持时，乾隆说了一句令人深思的话：＂此事关乎孝道，朕岂能为了一时方便，就改动皇祖父所赐之名？＂这句话被后人收录进《清史稿》，成为了解读乾隆处理这件事的重要线索。

四、嘉庆的改革创新

嘉庆元年（1796年）冬天的一个早晨，刚刚即位的嘉庆帝召见了当朝重臣刘墉。这位年轻的皇帝开门见山地说：＂卿家可知朕为何召你来？＂

刘墉躬身答道：＂回皇上，可是为了名讳一事？＂原来，嘉庆帝登基时名为永琰，这个＂永＂字在清朝典籍和文书中经常出现，一旦实行避讳，势必会带来诸多不便。

嘉庆对刘墉说：＂朕思来想去，与其让天下臣民为避讳之事劳神，不如朕自己改个名字。你看如何？＂这番话让刘墉十分惊讶，因为在清朝历史上，还从未有皇帝主动提出要改自己的名字。

经过一番商议，嘉庆决定将自己的名字从＂永琰＂改为＂颙琰＂。这个＂颙＂字极为生僻，在日常文书中几乎见不到，可谓是一举解决了避讳带来的诸多麻烦。

嘉庆二年（1797年）春，礼部尚书觐见时说道：＂皇上改用生僻字作为名讳，此举确实为朝廷和百官省去了不少麻烦。＂嘉庆笑着回应：＂为政之道，当以便民为先。＂

这一改革在朝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有趣的是，当时朝中还发生了一件小插曲。一位翰林院编修在誊写档案时，将＂颙＂字写错了笔画。这位编修吓得不轻，连夜向嘉庆请罪。嘉庆却说：＂此字本就生僻，写错了也不必太过介怀。＂

嘉庆五年（1800年），江南一带发生水灾，当地官员在上报灾情时，发现新的避讳制度大大提高了文书处理的效率。往日里需要反复斟酌的避讳问题，如今已不再是困扰。

有意思的是，嘉庆的这个决定还影响到了他的兄弟们。当时有大臣建议其他王爷也跟着改名，嘉庆却说：＂朕改名是为了方便天下，又何必让兄弟们跟着更改？＂

这种务实的做法在当时的确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据《清宫档案》记载，嘉庆年间的奏折处理速度明显快于从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避免了因避讳而反复修改的麻烦。

嘉庆十年（1805年），一位名叫阮元的学者在编纂《十三经注疏》时，特意在序言中提到了这一点。他说：＂今上圣明，知避讳之繁难，特改名为生僻字，此举实为千古创举。＂

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嘉庆朝末年。后来的道光帝也效仿父亲的做法，将自己的名字从＂绵宁＂改为了＂旻宁＂。这种使用生僻字作为名讳的传统，成为了清朝避讳制度中一个独特的现象。

五、皇室命名的历史意义

道光二十年（1840年），一位来自江南的老学者在整理家中典籍时，发现了一本尘封已久的《清宫避讳档》。这位学者名叫钱林，他的祖父曾在乾隆年间任职翰林院。

翻开这本档案，钱林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清朝皇室的命名方式，从努尔哈赤到咸丰，经历了一个渐变的过程。早期多用满语名字，后来逐渐采用汉字，但始终保持着两个字的规矩。

据《满洲氏族通谱》记载，在关外时期，满人的名字大多来源于自然界。比如，贝勒硕塞的名字就是＂雪＂的意思，而固山贝子阿巴泰的名字则源自＂叶子＂一词。

康熙六年（1667年），朝廷开始推行一项新政策：凡是满族贵族子弟，都要学习汉文化。这项政策对皇室命名产生了深远影响。从这时起，皇子们的名字开始采用汉字。

这种变化在雍正时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雍正不仅给皇子们起了汉字名，还首次引入了汉族的＂字辈＂制度。他给自己的儿子们取名时，统一用＂弘＂字作为第一个字。

此后，这种做法一直延续下来。嘉庆的儿子们用＂绵＂字，道光的儿子们用＂奕＂字，咸丰的儿子们用＂载＂字。每一代都有自己特定的字辈。

在钱林整理的档案中，还记载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乾隆四十年（1775年），一位蒙古亲王上书建议皇室也采用蒙古人的命名方式。乾隆回复说：＂我朝立国，虽源于关外，但治天下必须兼采汉满之长。＂

道光元年（1821年），礼部曾对历代皇室命名做过一次系统梳理。他们发现，清朝皇室的名字虽然形式上越来越＂汉化＂，但在字数上始终保持着满族的传统，从不用三个字。

这种独特的命名传统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光绪皇帝在位时，曾有大臣建议效仿汉族，给皇子起三个字的名字。光绪说：＂我朝祖制，不可轻改。＂

有趣的是，这种命名方式不仅影响了满族贵族，也影响到了一些汉族官员。据《清稗类钞》记载，当时不少汉族大臣给子孙取名时，也刻意模仿皇室的做法，只用两个字。

同治年间，一位叫张佩纶的翰林编修在修订《会典》时写道：＂我朝皇室命名，既采汉字，又存满制，实为满汉一家之明证。＂这段话生动地概括了清朝皇室命名的特点。

从康熙到光绪，这种独特的命名传统持续了二百多年，直到清朝灭亡才最终结束。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它见证了满汉文化的交融，也记录了一个王朝的兴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