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9月一天夜里，一封从北平而来的秘密电报放在了周恩来的案头，电报上的内容只有短短几个字：

“孙已决心合作，请速派人来接应。”

图\周恩来

电报中的“孙”指的是国民党当局保定绥靖公署主任孙连仲，如果他能够战场起义，对于解放战争的形势或许会有很大变动。

周恩来看到这封电报后，并没有为电报上的内容而感到高兴，相反却很生气，因为这封电报无论是传递的方式抑或是内容上，都违背了地下党工作的原则。

作为一个有着多年地下斗争经验的人，周恩来的担心并不无道理，他深知此举中可能蕴含着风险，于是特意发去电文，严厉批评北平地下电台，并要求北平地下秘密电台台长李政宣要做检讨。

可没想到的是，就在短短几天后，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军统特务破获了北平地下党的秘密电台，并将李政宣抓捕。

北平的秘密电台之所以暴露，主要是因为违反了电台保护原则，按照潜伏要求，为了防止敌人侦测，电台发出情报应该尽量做到发报时间不固定、发报方式不规律、发报时间尽可能短。可不凑巧的是，这一时期正是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中共中央撤离的关键时期，北平的秘密电台每日发报的发报的频次、时常逐渐增多。更为关键的是，电台发送消息违背了发报时间不固定的原则，以至于酿成惨剧。

李政宣被捕后很快叛变，并直接导致了所属王石坚系统的华北情报网络也被敌人破坏。

在周恩来的布置下，在华北潜伏的地下党组织纷纷展开自救，而就在此时，另外一份来自公开新闻的报道，让周恩来的心也忍不住揪起来。

图|陈琏和袁永熙

1947年10月3日，合众社报道，蒋介石的心腹秘书陈布雷的女儿陈琏与女婿袁永熙被捕了。

新闻之所以大肆刊载报道这一消息，主要原因在于陈琏的父亲陈布雷一度号称是蒋介石的“文胆”，一个最忠诚于蒋介石的人，而他身边的女儿、女婿却因为“涉共”被捕，新闻的轰动性自然不言而喻。

可在当时，周恩来担心的远不止这一点。

陈琏是陈布雷最小的女儿，因1919年出生时，母亲因产褥热去世，陈布雷便对这个女儿十分宠爱，他为女儿取名“怜儿”，一直到1939年，才为女儿改名为陈琏。

大概也是因为父亲宠爱的缘故，陈琏幼年时便显得很叛逆。

也就是在这年7月，陈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对女儿的一切，身为父亲的陈布雷居然是一无所知。

当事人在回忆起陈琏时，通常谈到的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她的花容月貌，而另外一个就是她的叛逆。

“她大大的眼睛，深深的酒窝，秀丽、端庄，是真正的大家闺秀。然而她又是一个特别倔强和追求上进的人，父亲曾要她进幼儿师范，但她读了一年之后，就和父亲大闹，坚决转学，考入了杭州高等学校。”

图|陈布雷

抗战全面爆发以后，陈琏同父亲一起退到了重庆，在合川国立二中读书时，中共地下党组织便有意发展她入党，那时的陈琏思想上追求进步，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和父亲截然相反的道路，甚至于在高中毕业以后，她就想到延安去，1942年初，陈琏悄悄来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提出了想要去延安的请求，是周恩来、邓颖超力劝，她才选择留在父亲身边。

陈布雷那时并不赞同子女投身政治，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陈布雷惊奇地发现，女儿手中捧着一本《论持久战》，心里吃了一惊，忙问是从哪儿得到的，却被女儿一句话怼得哑口无言：

“中国已经到了亡国的边缘，抗日救亡是急不可缓的爱国大事，是每一个青年的天职。”

1939年，陈琏考入了西南联大，而她的上级就是她后来的丈夫袁永熙。

袁永熙比陈琏还要早入党几个月，先后担任过西南联大中共地下党支书、总支书记，在校学习期间积极领导西南联大学生的革命运动，在后来的相处中，陈琏与袁永熙逐渐产生了感情，并在后来步入婚姻的殿堂。

作为一个父亲，陈布雷自然要对女儿的婚事很关心，于是暗中委托国民党北平市副市长张伯瑾详查袁永熙，结果一查之下，发现袁永熙人品才学俱佳，更为关键的是，袁永熙本身就出自名门望族，祖父一辈儿在清朝就是大官，与徐永昌是儿女亲家，时任国民党外交部次长叶公超还是袁永熙的姐夫、孙国华教授则是他另外一个姐夫。

对于陈布雷而言，或许唯一的问题是，袁永熙思想有些“左倾”。

“有点左倾也就算了。这样的青年一般比较正派，只要不是共产党就好。”

图|西南联大

陈布雷对袁永熙这位乘龙快婿当然十分喜爱，但他后来也没想到，自己与这位女婿见的第一面居然是刚从牢中放出来的时候。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袁永熙被派往北平工作，在“敌伪产业处理局”工作，当然这只是公开的身份，另外一重身份是“平津南方局”地下党负责人，北平学委书记。1946年秋，陈琏也被派往北平工作，两个相恋已久的恋人最终选择结婚。

1947年8月10日，袁永熙与陈琏结婚，婚礼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举行，无数国民党当局军政要员出席，时任北平市市长的何思源亲自为两人征婚。

只是这婚才结了一个月，两人便因为“通共”嫌疑，纷纷被捕入狱。

1947年9月，军统特务派人包围了棉花胡同甲5号房，并在他们家中搜出了“民青（民主青年联盟）纲领”等文件。

也因为陈琏的被捕，社会上顿时掀起轩然大波，特别是将原本就低调的陈布雷一下子摆到台面上来。

陈布雷在家中坐立难安，思来想去，还是决定亲自出面求情，他含着泪给蒋介石写了一封短信：

“女儿陈琏、女婿袁永熙，因‘共党嫌疑’自北平解抵南京，该当何罪，任凭发落，没口无言。”

图|蒋介石

就在陈布雷给写信之前，蒋介石已经从手下人中听说了案件的大致经过，尽管陈琏、袁永熙是因为“共党嫌疑”的罪名被捕，但实际上军统并没有抓到实际性的证据，而且陈琏、袁永熙两人被捕后，也并未泄露自己秘密党员的身份，这也无疑给了蒋介石一个很好的借口。

一次，蒋介石在宴请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后，特意叫住陈布雷，委婉地对他说：

“你女儿女婿的案子，我已派人查过，不是共产党，是‘民青’（民主青年联盟成员），你可以把他们领回去，要严加管教。”

得了蒋介石允准，陈布雷这才放心大胆的营救女儿女婿出狱。

那么，陈琏、袁永熙被捕，究竟是因为北平地下电台被军统破获，还是因为身份暴露呢？

陈琏、袁永熙被捕以后，周恩来自然是心急如焚，但他们两人的被捕，使得周恩来意识到此次军统的行动可能很不一般。

需要指出的是，陈琏与袁永熙虽然是中共秘密党员，但他们的身份只有少数人知道，更为关键的是，陈琏与袁永熙不是隶属于中共中央社会部领导的王石坚系统，而是隶属于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的学运系统。从工作属性上来将，两者之间不会发生横向联系，陈琏与袁永熙也并不负责情报传递。

然而这一次他们两人意外被捕，却周恩来心中很是焦虑，因为他担心，这次军统的抓捕行动可能不是单一行动，而是全面性的行动，抓捕的面很大。

图|李克农

考虑到事态的严重，周恩来立即致电李克农：

“此案为军统局发动，似牵涉范围甚广，有扩大可能。望克农告王石坚等，不管有无牵连，均速谋善后，严防波及其他两处。陈琏系秘密党员，与学运有关，望罗迈告钱瑛严防牵连上海学运。并请另电冯文彬，注意到解放区受训的学生回去后有无牵连危险，望其慎重处理。”

幸运的是，事态并没有像周恩来想象的那么严重，此次陈琏与袁永熙被捕，纯属是在军统破获北平地下电台期间偶然发生的事情。

而且自始至终，陈琏、袁永熙都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

就在一个月前，两人结婚结婚当天，陈琏在北平贝满女中工作时的老同事田仲英也上门道贺。

袁永熙、陈琏夫妇也根本想不到，这个田仲英本身也是中共地下党的一员，隶属于中共中央社会部领导的王石坚系统，因为两人组织关系互不统属，加上彼此又不发生横向关系，所以就算是彼此见面，相互之间也不熟识。

事实上为保障绝对安全起见，大多数中共地下党员，彼此之间也不相互认识，就在北平和平解放后，李克农召集原北平地下党组织成员开会、做培训班，多数的成员也是在那时才相互确认彼此是同志。

田仲英以同事的身份庆贺陈琏结婚，并与她丈夫、公开身份是北平金城银行高级袁永熙交换了名片。

可没想到的是，就是这张名片，暴露了陈琏与袁永熙。

图|陈琏、袁永熙夫妇新婚照

北平地下电台被军统破获后，台长李政宣叛变，并供出了田仲英，在搜查田仲英住处时，找到了袁永熙的名片。

王石坚系统的人有人被捕后招供，特务了解到北平地下党中有一个姓袁的人，但对于此人身份来历却并不清楚，但袁永熙的这张名片，却给特务们提供了一种可能，他们认定这个这个“袁某”就是袁永熙。

1947年9月24日，陈琏、袁永熙在住处北平棉花胡同甲5号主持地下党开会，结果被闯进来的特务抓捕，一同被捕的还有中共地下党北平职业青年支部负责人邢方群、清华大学支部书记陈彰远。

一番搜查之后，特务们没有在现场找到有用的情报，只有一本《民主青年同盟章程》，特务们如获至宝，将被捕的四人关押在炮局监狱。

当然特务们抓人的时候，自然也没有想到、陈琏、袁永熙背后的身份大得让人咋舌。

因为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几人之间自然也考虑到被捕的情况，所以事先就商量好了对策。

陈琏与袁永熙几人之间的口供，基本上是一致的。

“在昆明读书时参加了“民青”，介绍人是闻一多先生（当时已遭特务暗杀），回到北平后忙于结婚、找工作，已脱离“民青”，这本章程是一位老同学去外地前丢在自己家里的（事实上这名同学已进入解放区）。”

图||陈琏

因为没有实质性的证据，邢方群、陈彰远后来均被无罪释放，但特务们却不肯放过陈琏、袁永熙夫妇。

1947年12月1日，陈琏、袁永熙被特务押送至南京，被关在宁海路19号国防部保密局看守所。

因陈琏的身份，加之那时她已然身怀六甲，特务们不敢对她下手，被怀疑的袁永熙自然就受到了特务们的“格外关照”。

袁永熙虽然身受酷刑，却始终没有吐露一个字，保护了地下党组织安全。

考虑到他与陈琏两人的夫妻关系，特务们故意用计诱骗两人，一面他们派人告诉陈琏：“你的丈夫已招认了，你快坦白，可以从宽处理。”一面又去告诉袁永熙：“你的太太已交代了，你快老实交代，不然没有好下场。”

意识到是特务的诡计后，两人选择了不予理睬。

特务们见状，又逼迫陈琏到刑讯室门口规劝丈夫，可陈琏在见到丈夫后却一言不发，还对特务说：

“我丈夫根本就没有任何问题，我劝他什么？”

特务们也对此无计可施。

1948年1月，陈琏被保释出狱，袁永熙在被关了几个月后，也获释出狱。

在王石坚系统被军统破获后，陈琏、袁永熙是属于被意外牵连，但因为两人身份不一般，所以在社会上的影响也格外强烈，甚至还流传出不少谣言，说北平破获的地下电台是从陈琏、袁永熙夫妇的家里起获的，以至于后来还被很多资料引用，后来被证实是以讹传讹。

王石坚系统遭到破坏，对于我党以北平为中心的地下情报网络是一次非常严重的破坏，特别是因陈琏、袁永熙的被捕，使得我党吸取了经验教训。

图|周恩来、邓颖超夫妇

1947年10月6日，周恩来连续致电李克农、杨尚昆、李维汉等人：

“平沪大捕人，牵连我情报机关。”应“杜绝一切可能牵连的漏洞，立即割断各种横的关系，并研究教训，给其他情报系统与地下党的组织以更严格的指示。”

总而言之，陈琏、袁永熙经陈布雷保释，加上袁永熙的姐夫叶公超也积极活动，最终被释放出狱。

不管怎么说，陈布雷对这个女婿还是很满意的，还专门请来亲朋好友为他洗尘。并亲自嘱咐了几句：

“怜儿已经回慈溪老家了，你也到那边乡下去。我已是风烛残年，自顾不暇，怜儿就托付给你了。国家多难，好自为之。”

在半年后，陈琏、袁永熙夫妇又回到了南京，并与党组织恢复了联系，仍积极从事地下党的工作。

图|蒋介石

对于女儿、女婿所选择的道路，陈布雷虽然从不问，但他似乎心知肚明，从本心来说，他很不希望女儿、女婿走这样一条路，然而可惜的是，他自己所选择的方向，最终却让他无路可走。

1948年11月初，一向深居简出的陈布雷突然提出要女儿、女婿一起陪他拜谒中山陵。

半个月后，即11月12日晚，陈布雷单独将袁永熙叫到身边嘱咐：

“永熙，政治这个东西不好弄，你和怜儿千万不要卷到这里面去。我搞了大半辈子政治，一生的错误就是从政而不懂政治，以致无法自拔，于今悔之晚矣！”

次日凌晨，在极度绝望中，陈布雷仰药自尽，时年59岁。

陈琏、袁永熙两人在历经劫难后，终于奔向光明。

1949年2月3日，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陈琏、袁永熙前往北平，投身到新中国建设中，1956年一次全国政协会议中，陈琏发言得到了周总理肯定。

“我是陈布雷的女儿，“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的出生之地，但是我们能够选择自己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