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4月13日，开国中将、原济南军区司令员孙继先将军病逝，在治丧期间，孙继先将军的儿子孙东宁专程到北京去，探望了父亲的老首长、老战友，因病住院的杨得志将军。

杨得志当时一看到孙东宁手臂上挽着的黑纱，立马就明白怎么回事儿，情绪立时激动起来：

“你爸爸是我最好的战友，他是个好同志，优点很多，打仗很勇敢，会武术，能耍大刀……”

聊起长征时的往事，杨得志还特意提到当年红一团强渡大渡河，时任红一团一营营长的孙继先亲自从二连挑选了十七名战士组成渡河突击队的往事：

“你爸爸是长征中的英雄，强渡大渡河时，第一船九人，熊尚林带着；第二船九人，你爸爸带领。九加九是十八，应该是十八勇士，你爸爸应该算勇士。”

杨得志之所以在此时聊起这件往事，主要是因为在过去几十年，有关强渡大渡河到底是十七勇士还是十八勇士，争议一直很大，不少人认为，孙继先只是作为挑选十七勇士渡江的人，不应该算在勇士行列。

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孙继先将军心头始终扎着一根刺，因为他既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勇士，也不愿意违背历史真实。孙继先将军去世后，也是在杨得志将军坚持下，这件事才最终得到了澄清。

1956年，为了纪念我军建军30周年，上级决定编一部我军革命战斗历程的回忆录丛书，并在全军范围内公开征集文章。

时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的刘伯承十分重视这项工作，他想起来在学院战役系有不少过去革命战争年代骁勇善战的将军，他们身上都有不少传奇故战，所以特意提出，希望他们能把自己的故事写一写。

当时，杨得志、孙继先分别担任学院战役系正副主任，刘伯承要求他们要比别的将军多写一些战争年代的故事，特别是当年长征时期强渡大渡河的经历。

杨得志、孙继先本来都是亲历者，但孙继先那时考虑到杨得志已经要写，而自己文化水平低，自己又是参与者，决定不就这一经历写文章，还是刘伯承再三劝说：

“回忆强渡大渡河，仅有杨得志同志一篇文章是不够的，他是大渡河战斗的指挥者，你是直接参加战斗的战斗员，你们从不同角度写，更有利于分析、积累战例，这可是政治任务！”

不过，当时总政宣传部与总政文化部组成的编辑组也考虑到这些将军们文采水平有限，后来还专门派了一个工作组到南京，帮助他们润色。

被派去南京的著名军旅作家王愿坚原来就是孙继先华野三纵的老兵，对于老军长很熟悉，所以他亲自承担了采访到撰文的全过程，写成了《强渡大渡河》一文。

后来，杨得志的《突破乌江天险》与孙继先的《强渡大渡河》一起作为《星火燎原》第三卷文章出版。该卷篇首就是刘伯承元帅亲自撰写的《回顾长征》一文。

考虑到孙继先的文章中并没有夸耀自己的功绩，刘伯承元帅在自己的文章中明确指出，强渡大渡河的是十八勇士，即包含孙继先在内。

1957年5月，中国青年编辑出版社出版了《红旗飘飘》丛书，该书中收录了一篇杨得志写的强渡大渡河的文章，名字叫做《大渡河畔英雄多》，杨得志在这篇文章中，也明确说明了渡河的是十八勇士，而且在括弧中标注了包括孙继先同志。

十八个勇士（连孙继先同志在内）每人佩戴一把大刀，每人背一挺花机关枪（冲锋枪）、一支短枪，每人带五六个手榴弹，并且带着工作器具，以二连长熊尚林同志为队长。

更为关键的是，杨得志在文中还提到了一个细节，即十八勇士是分两批渡河的，第一批是在二连连长熊尚林率领的8人，第二批是在时任一营营长孙继先的率领的8人。

这件事本来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可谁都没想到，后来还会引发争议。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一次会议上，有人谈到了强渡大渡河这一历史事件，并明确表示：

“关于红军长征强渡大渡河的宣传有些混乱，到底是十七勇士还是十八勇士应当查清楚，即便是十八人一起渡河，孙继先作为指挥员，也不应当算作勇士。”

应该指出的是，这名提出异议的同志并非是强渡大渡河的目击者。

当时，孙继先也在会议现场，旁边有位老同志一听有人这么说，顿时有些愤愤不平，他用胳膊肘碰了碰孙继先：

“孙司令员，你也应该站出来说说话，以正视听。”

孙继先只是摇了摇头：

“我能说什么？能说自己是勇士吗？”

会议结束以后，上级部门责成总政治部负责核查，当年强渡大渡河究竟是十七勇士还是十八勇士。

有关部门组成一个工作组，查阅了相关的史料，后来是通过一张红军时期的《战士》报上的记载，断定当年强渡大渡河的是十七勇士。

“牲（我）部一个猛冲和十七个红色英雄冒险渡河，即将河两岸敌人全部击溃。”

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正式的宣传中，有关强渡大渡河的记载都是十七勇士。

1979年，《星火燎原》丛书再版，书中收录的刘伯承元帅的《回顾长征》一文中，由原来的“十八勇士”变更为“十七勇士”，而原先收录的孙继先的《强渡大渡河》的文章改为收录杨得志的文章，标题不变，而原文中杨得志本来是“十八勇士分两批渡河”，改称了“十七勇士一过河去”。

不过，虽然各方面的文章史料，均按照“十七勇士”来描述，可是在人们心目中，议论这件事非常多。

1957年，杨得志撰写的《大渡河畔英雄多》一文在社会上引起过空前反响，1959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曾据此出版了连环画版本的《大渡河畔英雄多》，1963年，这篇文章又被收录进了初中语文课本。

姑且不论连环画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这篇文章63年被收录进课本以后，很多中学生都曾学习过这篇文章，包括孙继先的子女们，他们也都学过这篇文章。

这其中也包括孙继先的子女们，他们在学习这篇课文时，曾很明确强渡大渡河的是十八勇士，而且父亲的名字的确在其中，但为何后来宣传时却成了“十七勇士”？

孙继先对此始终沉默，甚至他都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来辩解这件事，他只是对子女说：

“强渡大渡河的战斗经过，在我的回忆录里已经叙述得很清楚，至于我自己算不算勇士，没有必要去争论。在革命战争年代，无数先烈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有些同志牺牲后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我们这些幸存者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如果再去争什么勇士，就太没有意思了，我感到很羞耻！”

1979年再版《星火燎原》后，孙继先看到了书中文章都修改了说辞，心里有些不高兴，虽然他并不在意是不是勇士，但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还是向上反映了这件事，还对杨得志说：

“咱们红一团强渡大渡河的情况，你最清楚，怎么能这么写呢？”

杨得志也是看了书以后才知道，再版的时候没有经过他同意，就改了他文章里的说辞，鉴于书已经出版，杨得志只好宽慰孙继先：

“我一定在今后的回忆录中把它重新纠正过来。”

1985年，杨得志的回忆录《横戈马上》出版，并在书中明确写出了孙继先是第二批上船，1993年出版的《杨得志回忆录》时，杨得志还亲自校对，确认无误才出版。

1990年，孙继先将军病逝以后，杨得志对他的子女也明确表示，当年强渡大渡河的是十八勇士，你们父亲在其中。

当时，济南军区老干局还专门打来电话，向杨得志征求《孙继先同志生平》的意见：

“他（指孙继先）亲自挑选并带领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夺取并控制了渡口阵地，掩护后续部队渡过了大渡河，为红军长征的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

老干局的杨局长问杨得志，这一描述是否准确，杨得志明确表示：

“这样写很好，他亲自挑选并带领十七勇士渡河，这个情况是真实的，这样写，比写他是十八勇士评价还要高！”

孙继先当年十七勇士的下落。

战争年代，干部战士调动频繁，牺牲比较大，特别是基层连队，当年强渡大渡河的十八名勇士，除了孙继先外，就属熊尚林职务最高，但对他的情况，孙继先也并不是很清楚。

1935年7月，红军翻阅雪山抵达毛尔盖以后，孙继先就被调离了红一团，任红三团三营营长。

唯一能考证到的就只有二连连长熊尚林，1942年时牺牲，后来被葬在河北张家县张家口崇礼县烈士陵园里，墓碑上刻着墓志铭称：

“1942年6月18日，熊尚林随部队转移途中，在张家口崇礼县西沟村草场沟不幸遇难，被葬在西沟村。”

参考资料：

一、《星火燎原》

二、《大渡河畔英雄多》——杨得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