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工作细致到极致的时候，

所有的秘密，

都不再是秘密，

而是线索。

曹家渡三官堂桥农贸集市，是上海滩有名的闹市。

1954年阴历12月23日中午，从三官堂桥上走下来两个人，他们一前一后抬着一只沉甸甸的竹篓，由南向北去。他们看上去有些像乡下人，也有些像生意人，走在前面的那个年龄稍小，抬篓走路的时候，眼神似乎一直向下，走在后面的那个年龄稍大点，神色匆匆，一双眼睛总是向四周瞟来瞟去。

那竹篓上盖着一个篓盖，封得严严实实的。

当时正临近春节，三官堂桥农贸集市热闹嘈杂，前来购买年货的上海人熙熙攘攘，这两个人抬着这样一只有些怪异的沉甸甸的竹篓，并没有引起过往行人的注意。

下了桥，没走多远，这两个人突然在路边停了下来。

走在后面年龄大一点的那个人说了一句，“你在这儿别动，我到前面看看路怎么走。”

走在前面年龄小一点的那个人，下意识地低头摸了摸篓盖，没有说话。

竹篓放在路边，看不出重量，显得正常多了，更加没人注意了。

但就在这个时候，恰巧有个税务局收税的路过这里。这人名叫朱惠庭，刚在三官堂附近收完税，正准备回家吃午饭。见路边有个小青年低头守着一只半人高的竹篓，有意躲避着什么，朱惠庭习惯性地认为这个小青年想逃税，于是走过去，例行公事地问，“嘿，你这竹篓里装的是什么东西？有没有税单？”

小青年抬起头来，显得很慌张，吞吞吐吐地说，“竹篓里装······装的是老家腌的咸肉。”

朱惠庭打量了一下，没有掀篓盖去检查，又问了一句，“有没有税单？”

小青年见收税的站着没动，连忙说，“我有税单，我有税单。”

说着，小青年在身上摸索起来。

小青年的这个动作在一定程度上麻痹了朱惠庭，见他半天没掏出税单来，只是简单地又问了一句，“你到底有没有税单？”

小青年一脸焦急地解释说，“同志，我真有税单。实在对不起，刚才出门走的太急，把税单忘家里了，我这就回去拿。”

说完，小青年转身就想走。

朱惠庭见竹篓旁边放着一根扁担，想到小青年一定还有个同伙，于是喊住他，厉声问道，“你们两个人抬的竹篓，还有一个人呢？”

小青年脸色煞白地说，“他去解溲去了，我在这里等他。”

朱惠庭如果有一定的警惕性，接下来应该将两人中的一人与那篓“咸肉”扣在一起，但朱惠庭只是一个收税的，想到那篓“咸肉”已被扣下，他便没有多想，未等另一个解溲的人回来，他便放走了声称要回去取税单的那个小青年。

那个小青年说是要回去取税单，其实是堵那个年龄稍大的抬篓人。

在桥堍处，小青年迎面碰到那个年龄稍大的抬篓人，一把将他拉到一边，紧张不安地说，“黄哥，不好了，竹篓被一个收税的扣住了。”

“他看出问题了？”

“好像没发现什么，光说要看税单。”

“你怎么说的？”

“我说篓里装的是咸肉，出门走的急，忘了带税单，我担心你回去一道被扣了，赶紧来堵你。”

那个年龄稍大的抬篓人听了，长出一口气，拉着小青年就淹没在了熙熙攘攘的人群里。

朱惠庭站在竹篓旁，久等了半个小时没见小青年回来，心中顿时起了疑，“这竹篓里装的咸肉少说也有百八十斤，该不是这两人偷的吧？”想到这里，朱惠庭有些后悔，刚才没有扣住一个人。

在50年代初，偷上百斤的咸肉在闹市被发现，这不是一件小事。朱惠庭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后，快步跑向附近的派出所，向值班民警反映了情况。

值班民警觉得有些蹊跷，随同朱惠庭立即赶到了现场。

那只竹篓原封不动地放在路边，没有人动过，朱惠庭对值班民警说，“这就是那篓咸肉。”

值班民警没有急于揭开盖的严严实实的竹篓，而是先将竹篓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他感觉有些不对，随口问道，“朱同志，你怎么知道竹篓里装的是咸肉？”

朱惠庭听了先是一愣，而后不解地说，“抬篓人说里面装的是咸肉啊！”

值班民警问，“你掀开篓盖检查了没有？”

朱惠庭说，“我只顾着检查税单，没有动过。”

两人围绕这只竹篓展开对话的时候，两个抬篓人已经消失很久，肯定不会再回来了，这进一步加深了值班民警的怀疑，在他看来，即便这篓咸肉是偷来的，补税是小事，他们根本没有必要跑掉，除非这竹篓里装的根本就不是咸肉。

想到这里，值班民警走上前去，神情凝重的一把掀开了篓盖。

朱惠庭看到竹篓里蜷曲着一个人，当场惊呼起来，“天呐，这哪里是咸肉，是死尸！”

曹家渡三官堂桥农贸集市发现了“咸肉死尸”，这一消息经过添油加醋传播开来，迅速轰动了上海滩。

上海市公安局高度重视，侯处长点名要警法科副科长端木宏峪负责此案，火速赶往案发现场。1950年代，日后享誉江南乃至全国的一代名探端木宏峪，当时还只是一个20多岁，尚未经历大案洗礼的年轻人，但这并没有妨碍案件的侦破。

端木接受任务后，带领法医和侦察员立即驱车赶往苏州河北面光复西路1185号中纺二厂后门8.5米处的案发现场。当时，装有死尸的竹篓放在那里，四周围满了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

端木站在竹篓前，目光锐利地扫视着竹篓，之后他仔细询问了税务局朱惠庭和值班民警有关发现“竹篓藏尸”的经过。

朱惠庭的讲述中，有一点引起了端木的注意，朱惠庭亲眼看到两个抬篓人由南朝北而来。

端木问他，“你是否记得跟你讲话的那个小青年的脸？”

朱惠庭说，“模样我没太注意，但感觉像是外地人。”

端木听了，没有继续问下来，接着亲手掀开了竹篓上的篓盖。端木看到，一具男尸蜷曲在竹篓里，死者面色黝黑，表情痛苦扭曲，眼睛暴凸，没有闭上，头发看上去像新剃的，上身穿一件黑色列宁装，下身穿一条同色的裤子。

透过死者的相貌和衣着，端木初步判断，死者很可能是外乡人。

对于这类谋杀案，端木曾有一个比喻，这类案子往往发生在平常又复杂的生活纠葛里，它像一条黑线，隐藏在街头巷尾的黑暗角落，人性最隐晦的地方，轻易很难发现它，更难把它拎出来。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细致、细致、再细致地调查，当我们的工作细致到极致的时候，那条黑线就会暴露出来，所有的秘密，都不再是秘密，而是线索。

年轻不代表不成熟。

对于现场勘察，端木与生俱来拥有某种天赋，一根头发丝落到现场，他往往能够听到背后的声音。

接下来的现场勘察，端木抓住了两个重点，一个是死者本身，另一个就是藏尸的竹篓。

端木发现，死者脖子上有触目惊心的勒痕，而死者身穿的列宁装上恰恰有一根腰带，据此，端木形成了一个有效推测，凶手的杀人工具极可能是死者身上的腰带。另外，在死者的裤腿里，端木又发现了几粒脱力草草籽，这种草籽一般只有农村或者郊外的田里才会有，这说明凶杀现场不在农村的田地，就在上海郊外的某个偏僻地。

根据侦察心理学，端木进一步分析，凶手杀人后移尸，一般情况下都是由人多的地方向偏僻的地方移动，如果凶杀现场在农村，凶手没有道理杀人后向闹市移尸，朱惠庭曾亲眼看到竹篓是由南向北抬来，这两条线索叠加在一起，可以基本判定，凶杀现场极可能在郊外的某处荒地上，凶手之所以向闹市移尸，为的是向某处抛尸。

针对尸体的现场勘察，唯一让端木困惑不已的是在死者裤袋里发现的那副扑克牌。凶手杀人后，有明显的掠财迹象，但这副扑克牌却没有动。这副扑克牌有52张，有三分之二的牌上画着乱七八糟的红蓝圆珠笔痕，有四张牌上写着阿拉伯数字，还有两张牌上各留着两个小孔。

这副奇怪的扑克牌究竟是死者随身带在身上白相的，还有另有其他用途？

端木一时无法判断。

带着这个困惑，端木随后将注意力转移到了藏尸的竹篓上。通过细致的现场勘察，这只竹篓也慢慢地开口“说话”了。

藏尸的这只竹篓，做工十分粗糙，上海集市上到处都是。但值得注意的是，侦察员在这只竹篓的密缝里发现了几片虾皮和几根染着红颜色的竹叶，在竹篓的底部发现了两根麦苗，除此之外，这只竹篓外表有一处地方，还隐约能看到一些散开状的红颜色。

根据这些线索，侦察员们一致认为，这只竹篓不是上海本地所产，深入到上海集贸市场，一定能查到更有价值的线索。

每当有价值的线索出现时，不轻易下结论，深入实地，细致调查，用事实和证据说话，这是端木一贯的侦察原则；与之对应的，端木还有另一条侦察原则，每当线索模糊不清时，要大胆地假设，谨慎地求证，这样再黑的黑线也会露出端头来。

基于这样的侦察原则，端木随后兵分几步，迅速布置了下一步的侦破任务：王法医组织尸检；侦察员老冯、小邱跑上海篾竹店，进一步调查竹篓线索；根据死者身高、相貌、衣着、发型，侦察员老张带队摸下去，调查死者身份；最后一组由端木亲自负责，死盯那副奇怪的扑克牌，深挖下去，争取发现那条黑线的端头。

四处出击。

王法医的尸检进展迅速，第二天就拿出了尸检结果。

王法医向端木汇报说，从死者的胃里看，死者临死前曾大量饮酒，另外，死者除了脖颈上的勒痕，没有其他外伤。

端木听了，分析说，是不是可以这样看，凶手与被害人应该是认识的，凶手先用酒把被害人灌醉，然后用被害人身上的列宁装腰带勒死了被害人，最后装进竹篓，企图销尸匿迹。至于凶杀现场，根据被害人裤腿里发现的脱粒草籽和竹篓底部发现的两根麦苗，加上移尸心理分析，基本可以判定，凶杀现场就在城里某处荒凉地，而不是外地农村。

王法医很赞同端木的看法。

这时候，端木问了王法医一个问题，从你的经验看，你认为凶手是惯犯还是第一次杀人？

王法医说，如果是预谋杀人，凶手一定会事先准备凶器，但是死者是死于自己的列宁装腰带，我认为凶手行凶时出现了慌乱，比方说准备了刀而不敢捅，情急之下，才用死者的列宁装腰带杀人，从这个角度看，我倾向于凶手不是惯犯，很可能是因为某种矛盾纠纷而实施的熟人谋杀。

端木听了王法医的分析，显得很兴奋。

如果王法医的分析是对的，那就意味着只要查明死者的身份，凶手很快就能挖出来，因为熟人通常是藏不住的。

然而，就在端木乐观地预感那条黑线马上就要露出端头的时候，“黑色”的消息接踵而来，很快又将一切掩盖了。

首先是老冯、小邱那一组，他们手里的线索最清晰，结果却率先陷入了死胡同。

按照端木的部署，老冯、小邱带着那只藏尸的竹篓，跑了几片篾竹店。起初，侦破工作进展的非常顺利，据有经验的老师傅告诉他们，这种竹篓一般是用来装虾皮和竹笋用的，产地在温州一带。

根据这条线索，老冯、小邱立即赶往十六铺上海水产批发部。他们找到批发部的几个店员来辨认竹篓，其中一个店员一眼就认出了这只竹篓，他说，“这只竹篓里装的是虾皮，我们批发部前几天刚从温州运来十六篓。”

老冯问，“这里还有没有货？”

店员说，“十六篓全部批发到下面店里去了。”

通过查阅批发单据，竹篓的线索随即进一步推进，这十六篓虾皮，有十篓批给了曹家渡茂丰南货店，有六篓批给了咸瓜街咸货行。

老冯查看了这十六篓虾皮的发票后，突然想到了竹篓上的红色痕迹，于是指着问店员，“竹篓上的这个红颜色是什么东西？”

店员说，“这是发货人在竹篓上用红笔写的发货地址，有时候竹篓遇到海水，写的字就冲掉了，竹篓上就染上了红颜色。”

老冯听了，知道“红色痕迹”这条线索已经没有价值，拉着小邱直奔茂丰南货店。

茂丰南货店的老板误以为老冯、小邱是来店里买虾皮的，热情地指着墙角说，“这货进来没几天，如果你们要的多，可以便宜点。”

老冯见十篓虾皮原封不动地堆放在墙角，二话不说，扭头便走掉了。

在去咸瓜街咸货行的路上，老冯对小邱说，“我们追踪的范围缩小了，只要查到谁买走了藏尸的竹篓，案子基本就破了。”

到了咸货行，老板得知老冯、小邱的身份后，连忙解释说，“这六只竹篓，三只竹篓是连篓带虾皮一起卖的，还有三只篓是卖完虾皮，空篓被人买走的。”

老冯问，“你仔细回忆下，这六只竹篓的买主都是谁？”

事情有时候就是这么邪门。

咸货行的老板，坐在板凳上想了半天，最后有名有姓地说出了五只竹篓的买主，剩下的第六只，却怎么也想不起来。

无奈，老冯只好嘱咐他慢慢回忆，想起来了，马上给他们挂电话。

给咸货行老板留下电话码号后，老冯、小邱没有停歇，紧跟着开始挨家挨户地寻找那五只竹篓的买主。

这个过程异常的顺利，老冯他们不仅找到了那五位买主，而且亲眼看到了那五只竹篓，这就意味着他们手里拿着的那只藏尸的竹篓，就是剩下的第六只。

这第六只竹篓背后的买主就像被黑暗淹没了一样，任凭咸货行老板怎么慢慢想，最后还是没有想起来。

端木得知这个情况，虽然有些失望，但并不觉得奇怪，他对老冯他们说，“如果你们能确定咸货行老板没有撒谎的话，那只能说明第六只竹篓的买主是个很难让人记住的外地人。”

老冯说，“我仔细观察了咸货行老板，他应该没有撒谎，如果他想隐瞒的话，大可不必说出那五只竹篓的买主。”

端木觉得是这个道理，只好同老冯、小邱从这条死胡同里抽身出来。

在端木的观念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有一个重要的内涵，就是罪恶逃过一双眼睛容易，逃过千百双眼睛却是不可能。侦破案件时，只要深入到社会的最深处，广泛发动群众，细致入微的工作，罪犯最终面临的一定就是“天不藏奸”。

然而，在调死者身份的过程中，这一条“法则”却暂时失效了。

几路侦察小组拿着死者的照片，在三官堂桥附近的弄堂和集贸市场进行了大量的走访调查，最终却没有查到有关抬篓人和被害人的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顺着死者身上的列宁服和刚剃的发型追查下去，同样无功而返。

侦察小组向端木报告说，他们走访了几十家裁缝店，无论是中帮或洪帮裁缝师傅，他们都说死者穿着的这件列宁装是最蹩脚的裁缝师傅做的，老上海裁缝师傅不可能做出这种衣服。

另一组，拿着死者新剃发型的照片，几乎跑遍了上海的理发店。有经验的理发店老师傅一眼便看出，死者的这种头型肯定是在剃头摊子上剃的，上海理发店的师傅一般是不剃这种头的。

踏破铁鞋无觅处。

将各条线索汇总到一起，端木可以肯定，被害人和凶手都是外地人。

这中间有一种情况是非常糟糕的，那就是外地人在上海本地，很可能没有留下能让人记住的痕迹。

无痕意味着无影无踪。

想到这里，端木再一次死死盯住了在受害人裤袋里发现的那副奇怪的扑克牌。

这副奇怪的扑克牌所散发出的迷雾，端木一时无法驱散。

这个突破口究竟该怎么找呢？

那一年的大年三十，端木将自己关在办公室苦思冥想，但越想在迷宫中陷得越深。为了换换脑筋，后来他干脆走出来，和值班的侦察员们打起了除夕扑克。

打着打着，端木忽然灵光一闪，从打牌的热闹氛围中得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启示——扑克牌不是一个人的游戏，既然这副奇怪的扑克牌在死者身上，那么知道这副牌的人绝非死者一个人。只要找到知道这副扑克牌的人，被害人的身份就会浮出水面。此前，所有人都被困在这副奇怪的扑克牌中，现在，大家全部走出去，这副扑克牌越是奇怪，有人认得它的几率就越大。

原来，奇怪本身就是线索。

得到这个启示之后，端木兴奋极了。

不论是那个行业，天才一旦受到启示，预感往往极准。

按照端木的部署，专案组的侦察员们按照那副扑克牌的三个特征，快速复制了一些，然后每个侦察员拿着这样一幅扑克牌，深入街头巷尾，走进一切可能与玩扑克牌相关联的场景中去，结果，很快出现了奇迹。

一天下午，侦察员小顾兜里揣着那副又脏又旧的扑克牌外出调查。

在曹家渡附近的一家中药店门口，小顾把扑克牌拿出来给一个小青年看，那小青年接过牌一看，脱口而出，“这副扑克牌是拿来变戏法的。”

小顾听了，激动地问，“你怎么知道？”

那小青年指着其中一张黑桃皮蛋说，“你看牌上写着1、4、7、10、老K、2、5、8、茄钩，3、6、9、皮蛋······这种戏法叫‘听电话’，数字是循环的，只要你任意抽出一张牌，变戏法的人根据循环数字就能马上说出来。”

为了印证小青年的说法，小顾请他现场变了几次，果然如此。

见状，小顾连忙拿出死者的照片，要那小青年辨认。

小青年看了照片，先摇头说不认识，接着又说，“上海街头，玩这种扑克牌把戏的人很多。”

小顾意识到这个是重大线索，谢了小青年后，他飞快地跑回专案组，报告了端木。

端木得知这条线索，如同找到了开锁的钥匙，他一刻不停，带着小顾火速赶到上海街头艺人协会，请协会里的老法师辨认这副扑克牌。

老法师们看了这副扑克牌告诉端木，这副扑克牌是街头卖圆珠笔的人变戏法用的，他们通常身背小包，走南闯北，见到人多的地方，就摆下地摊，人围成圈之后，先变几套戏法吸引人，然后拿出圆珠笔叫卖，这副扑克牌上划的红蓝颜色，就是卖笔时用来证明笔的质量，随手划的。

听到这些，端木知道来对了地方，随后便拿出死者的照片，请协会老法师们辨认。

老法师们看了看，不约而同地摇了摇头。

但端木并不气馁，因为他已经有了大海捞针的好办法。

第二天，端木以上海街头艺人协会的名义，将在上海街头变戏法卖圆珠笔的艺人召集到了一起。会上，端木没有介绍案情，而是把死者的照片分发给了他们，先要他们辨认，然后请他们带着死者的照片到各地卖圆珠笔时拿出来让人辨认。

端木在现场宣布，谁找到死者下落，政府将给以重奖。

当天，虽然无人认出死者，但十天后，死者的身份就被揭开了。

这一天，上海普陀区公安分局的门口来了两个中年人，端木见到这两个人后，一眼就认出了其中一个参加过十天前的召集会。

那人对端木说，“我叫翁胜义，我们十天前见过，这位是我的同行，也是卖圆珠笔的，那天集会，他刚好去浙江了，这两天我在外地遇到他，给他看照片，他说认识照片上的人。”

端木一听此话，眼前顿时一亮，接着便请那人说说他知道的情况。

那人说，“我叫陈炳文。照片上的人是我的老乡，叫陈吉钦，家住浙江余姚渚巨村。前些日子，我还见过他，他还向我借了一双袜子。你们找他，是不是他有什么事情？”

端木没有隐瞒，直截了当地说，“他被人害了。”

陈炳文听了，一脸震惊地说，“怎么会这样，他人平时很老实，也没有什么仇人，怎么会被人害了呢？”

端木说，“他究竟为什么被害，我们还在调查。现在我想请你跟我去辨认一下尸体。”

陈炳文跟着端木来到验尸所，看到尸体，他一口认定死者就是陈吉钦。

这时候，端木又将死者的衣物拿给陈炳文辨认，陈炳文看到死者的那双袜子，悲伤地说，“这双袜子就是前些日子我借给他的。”

案情到此路路转峰回，死者终于有了下落。

端木根据凶杀现场的线索，早已得出一个判断，死者被熟人所害，只要找到他的家里，顺藤摸瓜，凶手很快将浮出水面。

在陈炳文的引导下，端木带着几名侦察员，日夜兼程地赶到了浙江余姚渚巨村陈吉钦的家里。

陈吉钦的母亲告诉端木，陈吉钦春节前跟着一个叫黄顺潮的人去了上海，过年也没有回家，家里人正急等着他回来。

黄顺潮，这个人有重大嫌疑。

他究竟是不是凶手呢？

黄顺潮是浙江余姚青港乡人。

端木带着侦察员，通过跟踪找人，很快查到黄顺潮因为偷盗已被当地公安关押。与当地公安取得联系后，端木对黄顺潮进行了突击审讯。

审讯，是端木的另一个拿手好戏。

在审讯室，端木先说自己是上海来的，然后出其不意地拿出了死者陈吉钦的遗物。黄顺潮看到那些东西，再看端木的身份，以为杀害陈吉钦的情况已经被上海公安机关掌握，为了将自己开脱出来，黄顺潮假装坦白从宽，将罪责推向了他的同伙黄忠水。

端木根据黄顺潮的供述，连夜逮捕了黄忠水。

将黄顺潮、黄忠水押回上海后，在端木的审讯下，两名姓黄的凶手陷入囚徒困境，最后不得不如实交代他们合谋杀害陈吉钦的经过——

案犯黄忠水，解放后伪装进步，曾骗取马渚区青港乡三村村长的职务，并混进青年团组织，后被发现与逃亡地主有密切往来，被撤销村长职务并开除团籍。

此后，黄忠水怀恨在心，勾结表弟黄顺潮，开始盗窃公家财产。

1954年农历五月间，乡缝纫店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进行联营，黄忠水开的缝纫店不愿参加，营业受到影响，为了报复公家，他唆使表弟黄顺潮深夜潜入合兴缝纫联营所，盗走快乐牌缝纫机头四个，三个藏在二姐家中，一个偷偷带到上海，但因为没有证件，一时没有卖掉。

案犯黄顺潮，旧社会参加过伪自卫队，无家无业，解放前后一贯偷盗。

1954年帮表哥黄忠水偷盗公家缝纫机头后，因为害怕事情败露，他便带着做圆珠笔生意的陈吉钦潜逃到上海，两人住在黄忠水在上海租借的临时房里。

到了上海后，因为好吃懒做，黄顺潮很快花光身上的钱财，为了弄钱花，他未经黄忠水同意，唆使陈吉钦将偷来的缝纫机头卖给了在上海的同乡人，得钱后两人私分了。

有一次喝酒，黄顺潮醉酒后说出了实情，黄忠水得知这一情况，辗转反侧，一夜未睡。

第二天，他找到黄顺潮说，你知不知道，盗卖公家缝纫机，事情一旦败露，那是要吃枪子的。你那个朋友陈吉钦是街头叫卖的，这种人最不可信，要是他把我们告发了，我们就死定了。

黄顺潮觉得表哥说的有道理，问表哥该怎么办？

黄忠水说，陈吉钦一个外乡人，我们弄死他，没人知道。

两人决定杀人灭口后，一天，黄顺潮假惺惺地将黄吉钦带到黄忠水的住处，说表哥发了笔横财，要请客吃饭。

酒足饭饱之后，三人去大世界游乐场看了京戏，散场后，三人又来到云南南路万全昌酒店，黄顺潮按照表哥的意思，将陈吉钦灌得烂醉如泥。

两人本来计划将陈吉钦灌醉之后，将他架到一个偏僻地方，用刀捅死。

但到了真干的时候，两人虽然带了一把刀，但都不敢去捅。

慌乱之间，两人又想将陈吉钦弄到附近的一家通商旅馆，在旅馆里下手，可是当他们架着陈吉钦要住旅馆的时候，旅馆服务员见陈吉钦醉的不省人事，拒绝他们住进旅馆。

之后，这两个蹩脚的凶手叫了一辆三轮车，三轮车驶到中山南一路鲁班路口时，两人架着陈吉钦下了车，然后来到了中山南一路的一处荒地。

在荒地上，黄忠水放倒了陈吉钦，但黄顺潮还是不敢用刀捅。

这时候，黄忠水注意到陈吉钦身穿的列宁装上有根腰带，于是把腰带抽出来打了一个活结，然后套进陈吉钦的脖子，两人拉着腰带，一个朝东，一个朝西，最后活活地将陈吉钦勒死了。

两人都有贪财的毛病，杀人后他们搜走了陈吉钦身上值钱的东西，唯独没要裤袋里的那副旧扑克牌。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还有一层涵义，那就是罪犯很难不犯错。

当时是夜里两点，之后，两人先是将尸体抬到了不远处的篱笆下隐藏了起来，接着黄忠水叫黄顺潮到附近人家偷了一个竹篓来（此处是端木唯一判断不准的地方，根据案情，他曾判断那第六只竹篓是被凶手买走的，实际上这只竹篓是一户人家从咸货行买来的，不巧的是，咸货行的老板没记住这个买竹篓的人。不过即便咸货行的老板回忆出了第六只竹篓的买主，通过这条线索追查下去，最终还是会陷入死胡同。）

两人将尸体藏进偷来的竹篓后，又把竹篓隐藏在篱笆下。

凌晨五点，黄忠水和黄顺潮拿了扁担从住处出来，他们抬着尸体，本想途径制造局新新茶园，将尸体扔进黄浦江，但天渐亮之后，路上的行人越来越多，黄忠水怕引起怀疑，又提出将尸体抬到他以前做临时工的郊区乡下去。

就这样，一路折腾，两人抬着藏尸的竹篓来到了三官堂桥农贸集市，再后来，黄忠水前去察看路线时，守在竹篓旁的黄顺潮就遇到了要查税单的税务局朱惠庭。

于是，天机泄露。

端木宏峪问黄顺潮，“你说竹篓里装的是咸肉，是事先编好的吗？”

黄顺潮说，“那一夜勒死陈吉钦，回去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竹篓里装的就是咸肉，不是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