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山西临汾市南行50公里到新绛县。
新绛是个历史悠久的古城，西周之初，周武王封他的第十七弟为郇侯，并将此地赐名为绛。公元前585年，晋景公迁都到此，由此成为晋国的都城，此地也改称新绛。战国时，韩、赵、魏三家分晋，这里又成为魏国之地；唐代初年，这里设为绛州。
绛州古城南临汾河，北靠吕梁山，人杰地灵，五宝天华，一直是山西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历史上“赵氏孤儿”的故事发生就在这里，唐太宗李世民曾在此大战刘武周；这里还是唐代名将薛仁贵的故乡，唐宋两代的文人学士王通、王勃、岑参、范仲淹、梅尧臣、欧阳修、司马光等都曾生活在绛州。
这里有还绛州大堂、福胜寺、稷益庙、龙兴寺等19处国家和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还有以“悬塑”而闻名天下的唐代福胜寺。
我此行新绛，主要还是为了看绛州大堂内的《文臣七律》碑。
绛州大堂位于新绛县城西北的新绛中学（原古绛州衙署）内，其面宽七间，进深八椽，东西长29米，南北宽15米。按规矩，州衙正堂应为五间，而绛州却为七间，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实属罕见。
规模宏大的绛州大堂
这里有个故事，说是当初李渊、李世民父子从太原起兵南下，行军至绛州招募兵，地方望族子弟张士贵前来投奔。由于张士贵武艺超群，屡立战功，被封为左领大将军、虢国公。唐太宗李世民为北征高丽，曾命张士贵在此募军，招兵处就设在绛州衙署大堂，所以这座大堂又叫“帅正堂”。唐朝名将薛仁贵就是在此投军，其后立功无数，也成为了大将军。
由于张士贵自恃功高，遂萌生称帝野心，便私下按八檩八椽帝王宫殿的规格修建这座衙署大堂，以备今后“登基”之用。大堂还未完工，恰逢唐太宗派员巡查，张士贵怕事情败落，便在大堂内两侧的立柱间又砌起一道墙，这样表面山看去，还是五间，没有僭越违制。
如今的大堂内已空无一物，唯有几根粗大的立柱戳在堂中。因年代久远，立柱上的漆色早已褪尽，木纹裸裂，颇具沧桑。
那方天下闻名的《文臣七律》碑，就镶嵌在大堂北墙壁上。石碑高约1.16米米，宽0.7米的石碑，为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所立，上面篆刻宋真宗赵恒撰写的《文臣七律》：
一曰清心。谓平心待物，不为喜怒爱憎之所迁，则庶事自正。
二曰奉公。谓公直洁己，则民自畏服。
三曰修德。谓以德化人，不专尚猛威。
四曰责实。谓专求实效，勿竞虚荣。
五曰明察。谓勤察民情，勿使赋役不均，刑罚不中。
六曰劝课。谓谕下民勤于孝悌之行，农桑之务。
七曰革弊。谓求民疾苦，而厘革之。
《文臣七律》碑
站在这方石碑前，不禁肃然起敬。《文臣七律》从清心、奉公、修德、责实、明察、劝课、革弊七个方面，言简意赅地对官员应严格循守的操守、职责作了规定，是古代为官者的廉政条例。虽然历朝历代的官员未必都会照此恪尽职守，但至少是一道严厉的明文约束。
说起廉政，历朝历代，都制定有严格的纪律法规。最著名的，当属存放于西安碑林里的《官箴碑》。
碑上黑白分明地镌刻着三十六个大字：“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廉则吏不敢慢，公则民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对天下官员起着异曲同工的警示作用。
西安碑林内《官箴碑》
追溯起来，这方36字“官箴”最早出于明朝理学大师曹端之口。当初，曹端倡兴理学、躬行实践，首倡“公廉”之说。1414年，他的学生郭晟高中皇榜，被授于西安府同知。上任之前，他专程前去拜别恩师，讨教为官之道。曹端便说出“其公廉乎！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这16个字。曹端死后百余年，明代学者洪应明在其所著《菜根谭》中，又提出了“公生明、廉生威”的说法。
其后，明代山东巡抚年富在曹端的“十六字”忠告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便写出了这则被后世广为流传的36字《官箴》，并刻碑留存后世。明孝宗朱祐樘弘治十四年（1501年）八月，泰安知州顾景祥推崇欣赏年富提出的“官箴”，便立碑于泰安州署，这便是著名的泰安“官箴碑”。
清代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泰安知府颜希深在衙内残壁中发现了顾景祥所刻的官箴碑文，感慨万分，便又将此碑立于官署内，当作座右铭。嘉庆二十年（1815年），颜希深的儿子颜检出任浙江巡抚，也将此官箴刊刻于衙门之厅壁。道光二年（1822年），颜检的儿子颜伯焘出任陕西延榆绥道台，他委托长安知县张聪贤代为刻石立碑，这便是至今保存于西安碑林内的官箴碑。
颜希深、颜检、颜伯焘祖孙三人分别在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为官，且不论他们的政绩如何，至少，他们是重视官箴碑中的警示的，至少，最初他们是能够见贤思齐，是想做个好官。
在中国古代，为了加强吏治，宋太宗赵光义登基后，即敕令各省、道、州、县衙门都要在醒目之处立一“戒贪碑”，上刻“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帝难欺”的碑文，目的就为了警戒意欲贪污受贿的官史，绝不可胡作非为。
北宋名臣包拯在家中也竖有一方石碑，碑上刻有：“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这就是著名的“家训碑”。
宋代还刊刻有《官箴》一书，书中开头就写道：“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自宋至清，这些都是官员的座右铭。
在山东邹城孟庙内，也有一块明代的直柱形“官箴碑”，碑的四面分别刻有四句箴言：
仁箴：古者于民，饥渴犹已，心诚求之，如保赤子。於戏！入室笑语，饮啮肥，出行敲仆，曾痛痒之。不知人心不仁，一至于斯！淑问之泽，百世犹祀，酷吏之后，今其馀几？谁甘小人，而不为君子。
廉箴：惟士之廉，犹女之洁，苟一毫之点污，为终身之玷缺。毋谓暗室，昭昭四知，汝不自爱，心之神明其可欺？黄金五六驼，胡椒八百斛，生不足以为荣，千载之后有馀戮。彼美君子，一鹤一琴，望之凛然，清风古今。
公箴：厚姻娅，近小人，尹氏所以不平于秉钧。开诚心，布公道，武侯所以独优于王佐。故曰本心日月，利欲食之；大道康庄，偏见室之。听信偏，则枉直而惠奸；嘉怒偏，则赏僭而刑滥。惟公生明，偏则伤阍。
勤箴：尔服之华，尔馔之丰，凡缕丝而颗粟，皆民力乎尔供。仕焉而旷厥官，食焉而怠其事，稍有人心，胡不自愧，昔者君子，靡素其飧，炎汗浃背，日不辞艰。警枕计功，夜不遑安，谁为我师？一范一韩。
这尊四字官箴碑，与如今对干部“德、能、勤、绩、廉”的考核大有相似之处。古代为官，也讲仁以抚民，廉以律己，公以存心，勤以莅事。能力，本就是当官必须具备的条件；政绩，那就要具体分析了，如果一心为改变地方经济，多做多有功。而如果仅只为自己的仕途高升，政绩往往就会走样，就会多做多为祸。
历史上各个王朝对官员的品行作为，除了采用“官箴”警示，对官员的私生活也都实行严密监管，不得违法乱纪。
公家的酒，官员们是不能想喝就能喝的，有的官员公私不分，往往就会喝出罪来；有的官员用公家的酒当做礼品送人，也会触犯法网。宋朝治平元年(1064年)，凤翔府知府陈希亮就向有关部门自首，承认自己喝了邻州馈赠的公酒。朝廷对其处理是降级处理。之后，朝廷再次严令禁止私自喝别的官员赠送的公酒，重申收到的公酒必须全部上交国库。有个名叫祖无择的官员，私自将300小瓶公酒送给了亲戚，就被免去直学士的职位，以“散官”(有官名而无职事的官员)安置。
宋朝文学家苏舜钦也因为喝酒喝出了事。苏舜钦当时担任监进奏院(节度使的驻京办事机构负责人)之职。一次进奏院祭神后，他打发下人院内的废纸卖了，将所得的公钱用来买酒招待宾客，还招来乐妓助兴。御史中丞王拱辰得知，哪管苏舜钦的老丈人是当朝宰相杜衍，立即弹劾苏舜钦。朝廷随即以“自盗”的罪名革去苏舜钦的官职，放逐外地。因参加这次聚会而被赶出京城的知名人士，有10多人。
明代洪武末年，为掌控茶叶贸易，朝廷下诏，禁止私人贩卖茶叶。明太祖朱元璋的驸马欧阳伦却利用职权，多次派人用多辆车辆走私茶叶。经过关卡时，他的仆人还仗势打骂巡检司官员。
明太祖得知后大怒，说：“我才行一法，乃首坏之!”作为驸马，带头破坏“茶马法”，影响恶劣。下令处以极刑：“赐死。”欧阳伦的仆人也都被处死。
官员不准去古玩铺，这是清朝对官员的硬性规定。历年，对官员的贿赂中，有一种“雅贿”，就是给官员送字画、古董等，既可达到行贿目的，又显得“高雅”，便于官员接受，也不易被察觉。“雅贿”一般多借古董商之手进行。古董商将名贵字画或古董用超低价“卖给”官员，再由行贿者跟古董商按实际价格结清货款。所以，为防范和杜绝官场之中的“雅贿”，清朝明令禁止官员出入古玩铺。
清代刘声木在《苌楚斋五笔》一书中记载：咸丰年间，“某侍郎偶至琉璃厂古玩铺闲坐，即为御史论列，获咎家居，亦为大众所不齿”。就是说，有个侍郎(副部级干部)，偶尔去北京琉璃厂闲坐，随即就遭到御史的弹劾，丢了官职，赋闲在家，任人耻笑。
到了清朝末年，不少高官都学聪明了，不去逛古玩店了，而是“自开古玩铺、碑帖店，自题店招牌，公然出入其间，肆无忌惮”。而向他们行贿的人，则多以各种借口，前去高价购物，实则“孝敬”。清朝败亡，就和官员的经商和腐败不无关系。
在古代，官员写书刻书都可以，但不能售书以营利，更不能利用职务之便，把书强卖给他人，违者也要严惩。
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百姓的幸福，“官箴”还应更严格地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