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里斯本丸沉没》导演：当一艘船沉入海底，当1816个人成了谜,十点人物志,24分钟

采访、撰文 | 三金

十点人物志原创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当一个人成了谜，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就像你不知道这竟是结局……”

2014年，导演韩寒与制片人方励正在东极岛拍摄电影《后会无期》。这部电影的豆瓣页面显示，东极岛是虚构的、位于中国最东边的一座小岛。而在现实中，东极岛并非单指一个岛屿，而是由庙子湖岛、青浜岛、东福山岛等多个岛屿组成。当时，每天只有一班船在岛屿间往返。

一次去往东极岛拍摄的途中，韩寒和方励坐在船上，偶然听船老大说起“里斯本丸”沉船的故事。

他们眼前的大海平静无波，在70多年前却曾发生过一件大事——

1942年9月底，日本货船“里斯本丸”载着1800多名英国战俘前往日本。由于日军并未按照国际法惯例悬挂运送战俘的标志，“里斯本丸”在中国东极岛附近遭到美军潜艇“鲈鱼号”的攻击。

之后的25个小时，“里斯本丸”这个庞然大物如当初的泰坦尼克号一样缓缓沉入大海。

在这个过程中，日军先是用木条和帆布钉死了舱门，阻止战俘逃出。在他们奋力逃生后，又用机枪扫射从船上落水的战俘。这近乎于一场屠杀。而附近岛上的两百多舟山渔民在目击这一切后，冒着生命危险，划着自家的小渔船一次次冲进海中，救起了384名盟军战俘，给他们提供食物、衣服和避难所。

第二天，日军扫荡渔村，许多英国年轻人怕给渔民带来麻烦，主动走了出去，有三名战俘在渔民的保护下侥幸逃脱，被送往位于重庆的英国大使馆，其他战俘被统一带往日本的集中营。中国人、英国人、美国人和日本人在核心战场之外的海面短暂相交，历史的笔触在海面轻轻划过，并未留下什么痕迹。

方励和韩寒在船上听到了这个故事。从此，他们的生命轨迹或多或少地被这个故事所影响。后者把故事写进《后会无期》的同名主题曲里；前者则开始了寻找沉船和幸存者的旅途，8年时间的投入，只为拍摄一部纪录电影。

这个月，这部“完全基于真实”的电影在院线上映，收获了大量观众的眼泪与感动，也引发少数争议。我们联系到方励，想请他分享这部电影背后的故事和他这十年的心路历程。

在电影人的身份之外，他还是一位地球物理学者、海洋技术专家，习惯“白天做科研，晚上做电影”，不过最近因为跑路演，变成“白天晚上都在做电影”。

制片人、导演方励

你很难说这十年的探寻在方励身上留下了什么痕迹，他依然热血、充满情怀，从不轻言放弃。方励毫不避讳地说，《里斯本丸沉没》会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电影。

采访中，他几乎熟悉那场沉船发生时，每个人所处的位置、神态和受伤情况，甚至包括他们的年龄、家庭背景与最终命运。从某个角度看，观看电影的我们仿佛正置身于那时那刻那片大海上。

记录，远比个体生命更长久。如果我们现在还记得过去发生了什么，只因为曾经有人把它记录下来。我们很高兴在今天看到这样的电影，它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依旧有人正手拉着手，在过往的时空中勾连成一个隐秘的怀抱。电影与它所携带的历史记忆不指向分裂，而是弥合，这一点尤为珍贵。

关于这部电影，关于方励这十年到底在做什么，以下是他的讲述：

海底沉船

2014年，我在跟韩寒导演拍电影，从普陀到东极岛，坐船要两个小时。当时剧组租了两条船，一条船运物资，一条船运主创，我跟导演正好坐在一起。所以是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情况下，我听说了“里斯本丸”沉没的故事，甚至船老大只是浅浅一提，什么细节都没有。

我当时非常惊讶，这么大的船难，我们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为什么没有人去找这艘船？单纯因为好奇心，我想要去找到这艘船。

后来很多朋友跟我说，老方你太适合干这个事儿了。因为我们研究海洋科技和地球物理的人里面没有去拍电影的，拍电影的人里也没有做海洋科技和深海搜索的。我想是的，就该是我做，撞见了历史，不做我就是个罪人。

找船的筹备时间就很长，至少需要两三个月。第一次去我们找了半个多月，发现了一艘海底沉船，但无法确定那就是“里斯本丸”，它距离日军当时记录的坐标整整相差了36公里。

“里斯本丸”号

我们电影的历史顾问托尼·班纳姆博士的著作《里斯本丸沉没：英国被遗忘的战时悲剧》中有提到过日军的坐标，我也在日军文件上看到过那个坐标，后来凤凰卫视曾报道过香港的“里斯本丸”研究会依据这个坐标寻船的过程，但最终一无所获。

其实这个坐标是错的。

这刚好在我的专业领域。战争时的定位技术原理是最古老的六分仪，根据天上的星座位置来判断坐标，这样原始的技术只能在海上给你个大致方向，但不可能锚定一艘船的位置。而人类通过空间卫星导航系统（GPS）探寻方向近几十年才出现。

2016年，我带了最先进的装备，涉及海陆空，可以搜查大规模海域，所以我们扩大规模，到全海域找了找，就找到了一艘大船。

「30°13'44.42"N 122°45'31.14"E」，这是真实的沉船坐标。

2017年，我们再次去到那里，想要证明这艘船就是“里斯本丸”。我们利用金属探测仪可以判断沉船与“里斯本丸”一样是一艘钢铁船，再通过无人测绘艇搭载声呐对这艘船做了精细的扫描成像，与原船建造的图纸对比，终于确认它就是“里斯本丸”。

沉船的扫描成像

找到了沉船，我的好奇心应该结束了，可这时，第二个“偶然听说”又出现了。

2017年9月9日，我听说“里斯本丸”的亲历者只剩下两位。一位是94岁的舟山渔民林阿根，一位是98岁的英国老兵丹尼斯·莫利。我突然意识到，这是一段即将消失的历史，“物证”我已经找到了，而“人证”就快要没有了。

第一个本能反应是，抢救“人证”——我要去采访这两位老人。

当时，我只是想拍一个专题电视片。所以2018年4月，采访丹尼斯·莫利时，我告诉他，“等明年你100岁生日，我把这部片子送给你。”

方励（右）与“里斯本丸”沉船事件幸存者丹尼斯·莫利（左）

没有想到后来的发展大大出乎了我们的意料。我找到了更多死去士兵的儿女和其他幸存者，见到越来越多动人的、令人心碎的故事。情况远比我想象得复杂。

遗憾啊，等到今年这部电影上映，两位老人都已经去世了。

寻找幸存者

2018年之后，我开始筹备拍摄一部纪录片。我有欲望去挖掘更多与沉船有关的故事，但我的历史顾问和军事顾问可以给我提供资料上的帮助，却无法帮我找人，我决定去英国报纸上打广告。

我跟团队说，我们这种上了年纪的人是爱看报纸的，他们都有些怀疑，这真的能有效果吗？我的一些英国朋友给我推荐了流量很大的小报，我觉得那不是老年人的菜，老年人应该还是爱读传统保守但可靠的大报纸，所以我们在《卫报》《泰晤士报》《每日电讯》上都投放了周末的全版广告。

当时，三大报纸的全版广告报价不低，我的军事顾问费恩祺先生很惊讶，提醒我这会花掉不少钱。但最后，这个事我们做了一个多月。

我的举动吸引了BBC（英国广播电台），当他们听说广告是个人行为之后，就更震惊了，几次来采访我。接着其他英国媒体的采访也来了，对我在做的事情，大家都非常感动。有媒体在听说这件事之后，还免费赠送了我一个全版广告。

透过报纸，我们联系到380多人，其中包括一位幸存老兵。我们目前采访的不到110家，前阵子还有人来问，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去采访他们。

盟军战俘的孩子与林阿根老人见面

在漫长的采访中，我有过很多失控的瞬间。

有一位战俘家属给我看了一封折得皱巴巴的电报，上面是一个哥哥写给弟弟的话，让他照顾好妈妈和家里，但这时候，弟弟只有五岁。为了让弟弟看明白自己说的话，单词都用的大写，这相当于一封遗书。

最让我触动的是，弟弟的孩子说，这封信在父亲的钱包里放了40年。我看到上面还有一些数字，记录着弟弟的生活信息，像是电费、水费，应该是他临时没找到纸，只能记在上面。一个老人家的钱包里永远放着一封哥哥寄来的信，每每想到，我就很难过。

除了兄弟情，还有被战争摧毁的爱情，初恋与新婚。英国士兵约翰在香港遇到了心爱的中国姑娘梁秀金，他兴奋地写信告诉父母和姐姐，自己要与她结婚，他没想到会在异国遇到真爱，等战争结束，就带回来介绍给家人认识，他还亲密地称呼她Goldy。

约翰把女孩的照片寄给了自己的家人

接着约翰被带上“里斯本丸”，再也没有回来。有人联系到梁秀金，要给她发抚恤金，她却让人把钱寄给远隔重洋的男孩的家人。约翰的家人一直希望寻找到女孩，想知道她的生活是否也需要帮助，可他们从未相见过。

我去到了英国战争博物馆，那里存留着一些幸存士兵的音频，记录着他们与死难战友最后一刻的记忆。有人在沉入海底之前，对自己身边的战友说：“请告诉我的妻子，我已经倾尽全力要游回她的身边”。

为了保证电影的节奏和时长，我还忍痛剪掉了炮兵哈瑞的故事。他所在的三号舱在最底部，是一个煤仓，一直在进水，他们上面住的是一百多名日军，等日军撤走之后，他和同伴想要从舷窗钻出去，没想到三个人卡死在那了，进退不得，非常惨烈。

我采访的是他最好的战友毕灵翰的儿女，他们父亲这一生都在跟他们讲哈瑞的故事。毕灵翰当时就在哈瑞的身边，眼睁睁看着他沉下去，却帮不上任何忙。最后，毕灵翰深呼一口气，钻到水下，用力握了一下哈瑞的手，那是他们最后一面。

开弓没有回头箭，在听完这么多人的故事后，我从没想过要停下来，也停不下来了。

但一部两小时的电影是无法容纳下这么多人和故事的，2019年，我们做了一个决定：我们给所有家庭都发了邮件，告诉他们如果愿意接受采访，我们会发起第二个项目，用这些信息建立一个里斯本丸沉船事件的数字纪念馆，上面会有每位相关人士的国籍、部队番号、事件发生时所在的船舱，当然也包括中国渔民的信息，至少要花费一两年的工作量。后来我的资金链断了，这件事没能继续做，也许等到纪录片引发大家关注之后，我们再看有没有机会重新启动。

方励（右）与“里斯本丸”沉船事件幸存者后代家属

我一开始想的片名是The 828 Unforgetten（《828个没有被遗忘的人》），当时还没有中文名，但等我进一步挖掘这个故事，发现里面涉及的远不止那828个永远留在海底的年轻人，实际上是1816人。

有一些战俘最后活了下来，但就像班纳姆博士所说，“活下来的人并没有真正活着，在很久之后我才意识到这一点。”

最后我把电影片名定为《里斯本丸沉没》，电影中战争相关的很多历史数据和资料都是班纳姆博士无偿给我的，他既是我的历史顾问，也是一名志愿者，这个片名是为了纪念我们的合作。

另外，电影也像是他的同名书籍的一种延伸，他跑了第一棒，挖开了这段历史，获得了一些关注，而我也想做一些工作，让更多人了解这段历史。

沉默中的家庭

并不是每一次跟亲历者和家属聊天都非常顺利，也会有艰难的时刻。第一次去采访英国老兵丹尼斯·莫利的时候，只有他的女儿在场，后来他女儿告诉我们，这是她第一次听到父亲当年的遭遇。

第一次见面，莫利就对我说，“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回忆，对我来说，那都过去了。虽然有些时候，我静坐思考，战友的脸会浮现在我眼前……我战后回来时，家也没了，什么都没了，我母亲死了，我父亲也去向不明，联系不上。不管是我女儿还是曾孙女，他们都不知道我在战争中经历了什么。那事儿太远了，在世界的另一边。”

有子女说，自己的父亲从不提起战争，但会在睡梦中大喊“muzi”（日语的“水”），他们只知道那是创伤后遗症。还有子女曾经帮父亲填写过领抚恤金的表格，上面需要逐一确认“你是否遭受过肢体虐待”等诸多问题，她才了解到一些父亲当年经历的细节。

和莫利交流时，我没有直接问他关于里斯本丸的事情，我自己也是老人，我知道老人们对于自己青春的记忆是永恒的，只要你善意主动地跟他交流，就可以进入他的生活。

莫利15岁当兵，我看到《时代周刊》上有他的封面照片，于是我们从那张照片聊起，说到他如何从印度辗转到香港，从第一次遭遇战聊到九龙的陷落，最后才讲起在战俘营的经历。

丹尼斯·莫利的讲述

这也是我作为聊天对象的优势。我这个年纪已经经历过很多事，而且我对历史一直很感兴趣，同时英文交流还算不错，这些帮到我很多。

可我不会讲日语，所以当我想要采访日本军事史学会长黑泽文贵教授和“里斯本丸”船长经田茂的儿女时，还是靠两位日本女性学者的帮忙。她们不但帮我们和船长儿女沟通，还努力说服了日本国防部和外交部图书馆，让我们拍摄了很多当时的文件资料。

与莫利的女儿一样，经田茂的儿女从没听说过里斯本丸，“他从来不提船的事，我们完全不知情”。

我给他们看了经田茂在香港法庭受审时的笔录，他的孩子略显局促地告诉我，日本是一个很难提出反对意见的国家，他们的父亲只能选择服从长官的命令。

最让我难受的是跟黑泽教授的对话。有时候我也不忍心，但我不得不讲出我的观点去挑战他。简单说，他只是一个研究历史的学者，会有一些本能地保护自己国家形象的反应，我可以理解，但我仍然要去质疑。电影中，我剪掉了大量我们之间的沉默，我们存在一些很尖锐的时刻，但在电影的呈现上，我应该是一个记录者，而不是审判者。

他们现在还没有看到这部电影，我也没有想好该用什么方法让他们看到。因为我们没有机会去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东京电影节也没有回复我们。

方励（左）与黑泽教授（右）

在众多的采访中，中国渔民显得更加朴实。

林阿根老人还记得当时划着渔船去救人的情景，一艘船坐不下，他们来来回回划了很多趟。在早先凤凰卫视的采访中，还有一位渔民说，他的父亲曾在自己13岁时丧生在大海中，所以他15岁那年，看到有人落水，想也没想就跑了过去。

有人问：“怕不怕。”渔民说：“不怕的，大家都是人。”

方励（右）与林阿根老人（中）

你看《里斯本丸沉没》，前面看到的是战争的故事，后面则是人的故事。人的故事又分成两类，盟军战俘与他们的家人的故事，还有我们渔民们去救人的故事，第一个数字是1816，第二个数字是255，这同样是电影中两者篇幅的比例，但渔民的部分同样很重要。

未完待续

我陷在这部电影里的时间已经太长了，它肯定是我做过所有电影中最重要的一部。

等下个月，我总算有时间去看看我的孩子们，之后我会腾出时间和精力去做别的电影。我以前说自己“白天做科技，晚上做电影”，结果这段时间白天晚上都在做电影。

我对“里斯本丸”的兴趣，一开始来自一艘沉船。我从小就是个贪玩好动的孩子，有门不进要跳窗。但也是因为贪玩，人的接触面积就会变大，发现的有趣的事情就多了，永远没机会躺平。科技就是我的大玩具，帮我找到了“里斯本丸”。

而在进入到“里斯本丸”这段历史之后，我对历史的敏感和好奇让我越陷越深。

小时候，我只是对一切充满好奇心，慢慢长大了，我知道自己这辈子只活三万天，我的时空观变了。我每天想我们所处的这个星球与世界，那是多少亿年的尺度，但我就只活这三万天。我不是学考古的，但我走到任何一个历史古迹中都很容易被触动，对历史长河中发生的突然命中我的事，我很渴望能与它们同呼吸共节奏。

战俘后人与自己的亲人告别

我今年71岁，在我过往的人生中，如果只盯着自己走过的某一个台阶，特别无聊，但当我看到整条大路，自己处于哪个位置，就突然可以感受到自己的意义和使命。

为了拍摄《里斯本丸沉没》，我卖掉了自己的房产，现在一直租房子住，但我也被大家的反馈彻底融化了。一个朋友告诉我，他同事带着儿子去看电影，孩子刚上初中，正处于青春期的叛逆状态，但还没等电影看完，他突然挪到爸爸身边，拥抱了自己的父亲。我想，还有什么能比做这样的电影回报更大吗？

在网友的帮助下，我们帮约翰的家人找到了他的妻子梁秀金，女孩后来一直住在厦门，尽管这个善良的女孩已经在1997年去世，但她的亲人希望能与约翰的家人见面，邀请他们来厦门看看女孩曾经生活过的痕迹。

在我的有生之年，还希望能寻找到马航370。这个想法已经构思了两三年，与电影无关，而是关于怎么用技术去搜索，现在缺的只是资金。

我希望喜欢《里斯本丸沉没》这部电影的机构愿意来参与搜寻马航370。这不需要保密，我愿意告诉任何人。如果你们愿意来参加，我们去组队！

（摘编自微信公众号十点人物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