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的4月末，中国谍战史上最戏剧性的几幕巧合与意外，竟出现在同一个48小时之内。

24日，武汉汉口游艺场。

一位街头魔术师凭借着他那鬼魅般的手法，赢得了游客们的阵阵喝彩。表演结束后，他径直去往了歌舞场，直至傍晚时分才带出一位靓丽的女伴，醉醺醺地回到法租界的德明饭店休息。

25日，上海火车站。

西装革履的富家公子刚下火车，便轻车熟路地赶到情人的住所私会。邻居们对此见怪不怪，只是私下议论女子已是有夫之妇，如今却趁着丈夫出国留学傍上了大款，实在是世风日下。

25日，南京正元实业社。

因为正值周六，空荡的办公楼里只有一位秘书仍在加班。他细心地整理着一份刚收到的电报，却没想到收报机再次响了起来，紧接着便是第二封……直至第六封标注加急的电报。

三个不同的城市，三件看似毫不相干的事情，背后却牵扯着近代史上的一桩谍战大案。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滩，正是各方势力交汇的十里洋场。在这里，军统、中统、汪伪特工、地下党、青帮、各国租界势力盘根错节，争强斗狠，虽互有胜负，但始终维持在一个相对的平衡之中。

直至一人的到来，才让这里的天平开始倾斜。

这个人便是周恩来。

南昌起义后，周恩来辗转来到上海，负责主持中央日常事务。但伴随着形势日渐严峻，眼下的上海早已成为是非之地，大街小巷尽是明哨暗哨，捕风捉影式的大搜捕，革命悲观者的叛变。在这样的环境下坚持斗争，似乎失败只是时间问题。

为了逆转局面，周恩来决定开辟一条崭新的战线：

将原本闲置的特务工作科进行改组扩充，下设总务、情报、行动、交通四科，全面接管中央保卫工作，受自己直接领导，这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中央特科。

中央特科汇集了当时中国最顶尖的一批谍战精英，他们相互之间只称代号，拥有多重身份，通过伪装潜伏、侦听监视，环环相扣，紧密联系，组建出一张巨大的防御网，辐射至全国每一个重点城市。

而在这些人当中，就包括号称“特科双杰”的陈赓和顾顺章。

陈赓和顾顺章相识很早，1926年中央选派一批精英成员前往苏联培训时，两人就打过交道。但虽说在当时的特科齐名，且并肩作战多年，但陈顾二人的行事作风却反差极大。

陈赓出身湘军将门世家，黄埔一期毕业，东征救蒋立下奇功，20岁出头便名满天下。除了出色的军事素质和行动指挥能力外，陈赓为人机敏变通，沉稳有谋，更有着一张强大的人脉网，各行各界都要卖他面子。正因如此，周恩来才执意要将陈赓调来特科，由他主管情报。

而相比于履历光鲜的陈赓，顾顺章却是以另一个极端的代表。

他少年时流浪江湖，入过青帮，自幼好勇斗狠，研习武术，据传能赤手空拳制敌，擅长化妆易形盯梢脱逃，是当时上海滩一流的武林高手。顾顺章掌管的特科红队又俗称“打狗队”，队员人人身怀绝技，枪法百步穿杨，专门负责惩治叛徒。

在红队的功劳簿上，不乏何家兴、白鑫、黄第洪、戴冰石、陈慰年这些影响极坏的叛徒，也有像黄歧一样的中统军统顶尖密探。

在那个混乱的时代，顾顺章像是一名侠客，武艺高超，惩奸除恶。但他追寻的“义”，并非陈赓那种为国为民奋不顾身的大义，而是江湖中人以我为主的狭隘小义。

正因为起于青帮，顾顺章身上的江湖习气很重，他为人放荡不羁，好呼朋唤友，流连于花街柳巷。为了管教他，周恩来费尽心力，甚至直接安排聂荣臻进入特科，主要任务就是约束顾顺章的放荡行为。

然而顾顺章极为滑头，对于周恩来的劝告不仅阳奉阴违，对身边的聂荣臻更是花招频出，故意借任务之名将其支开，反正离自己越远越好。

作为多年的搭档，陈赓就曾恨铁不成钢地断言到：

“只要我们不死，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的那一天。”

不管当时陈赓说的是不是气话，但终究一语成箴。

1931年3月，顾顺章奉命护送陈昌浩等人前往鄂豫皖苏区。在回程经过武汉时，他独自脱离队伍，不仅入住高档酒店，还和当地的一名舞女纠缠不清，把全身的盘缠挥霍一空后，就跑到街头卖艺。

顾顺章早年走江湖时，对魔术把戏十分钟爱，苦练多年，再加上他特工出身，身手本就敏捷，身上的手艺完全不亚于专业的魔术师。

顾顺章不管不顾，和他同行的特工董健吾就看不下去，几次三番进行提醒：

第一、 顾顺章执意入住的明德饭店位于租界，老板杨庆山是武汉行营侦缉处长，呆在这种鱼龙混杂的场所风险极大，不如找个背景可靠的小户人家休息几天尽快离开。

第二、 特工最忌讳抛头露面，而顾顺章为了赚外快，不仅公然走上街头表演魔术，还和一家魔术馆签订了表演合同，海报贴得到处都是。

第三、 顾顺章身边那位名叫严丹莉的舞女，来历不清，背景无从考察，和这样的人朝夕相处，少有疏忽就会遭至祸患。

董健吾句句良言，可自恃经历过大风大浪的顾顺章，哪里听得进这些，好不容易脱离聂荣臻等人的管教，还不得在武汉好好消遣几天。眼见劝不动，董健吾不敢冒险，只能在任务结束后，借口“祖母病危”先行乘船返回上海。

而董建武怎么也不会想到，他前脚刚走，顾顺章后脚就出事了。

顾顺章伪装技术一流，扮成高鼻子、小胡子的西洋绅士模样，一般人是认不出的。但这些手段骗得过普通特务，却骗不过熟人。

代号“梅卿”的尤崇新，原是武汉地下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1931年1月被捕后旋即叛变。因为工作原因，尤崇新曾与顾顺章见过两面，对这位个矮、精干、变戏法技术高超的红队队长印象深刻。在当时的武汉，认识顾顺章的人并没有几个，而尤崇新偏偏就是其中之一。

其实连尤崇新自己都不会想到，他会在武汉的街头看到顾顺章。

很快，因为尤崇新的出卖，顾顺章被捕了。这位特科的传奇人物，“铲奸除恶”的红队队长，被直接押往武汉绥靖公署行营。但还没有经过严刑拷打，也没有威逼利诱，甚至连特务们都不敢相信，顾顺章的骨头如此之软。他叛变了，为表明身价，直接供出了武汉地下党20多个秘密联络站。

在审讯室里，顾顺章冷静得甚至有些可怕，他对眼前发生一切早有准备。常年身居高位，手握金钱和权力，让从小混迹江湖的顾顺章开始沉迷纸醉金迷的生活，同时也厌倦了高风险的特工生涯。

作为特科核心成员，顾顺章手握着不止一份绝密名单，这既是他被捕后的免死铁券，也是叛变投敌后能换取荣华富贵的筹码。或者也可以这么说，随着意志的逐渐消沉，曾经专门负责惩治叛徒的“打狗队”队长，其实早已心怀异志。

为了最大程度彰显自己的价值，面对前来审讯自己的武汉行营主任何成俊和中统特派员蔡孟坚，顾顺章只是送上了可以表明自己的身价见面礼：有关于武汉地下党的情报。但对于涉及上海、南京两地的情报，以及特科关键成员的信息，他坚持要亲自面见蒋介石才肯开口。

当然，顾顺章也有顾虑，他一再叮嘱何成俊：

“在到达南京之前，绝不要向外界透露出任何有关于我的信息。”

但顾顺章千算万算，还是低估人心。何成俊套不出更有价值的情报，只能寄希望于早日拿顾顺章本人去邀功请赏，哪里会去在乎一个阶下囚的警告。

很快，一连6封“报喜”的电文全部发往了南京中山东路5号。

南京中山东路5号，外面挂着的牌子是“正元实业社”，表面上看是一家小企业，实际却是特务机关“中统”的所在地。而当时掌管中统的“老板”，正是著名的浙江财阀徐新六之子，陈果夫、陈立夫的表兄弟徐恩曾。

只要电文送到徐恩曾的手中，中统针对特科的系列行动就将全面展开。但何成俊哪里晓得，徐恩曾有个习惯，那就是每个周六都要从南京跑到上海，和自己的情人王素卿私会，根本不会老老实实呆在办公室。

而最先接收到何成俊电报的人，正是徐恩曾的机要秘书钱壮飞。

钱壮飞何许人也？

特科的传奇人物，潜伏在敌人心脏部门的“一号特工”。

原本接收到第一封未解密的电报，钱壮飞并没有太在意，毕竟全国各地每天都有大量的电报发给徐恩曾，其中不乏一些零碎小事。但就在第一封电报接收的10分钟后，又有电报传来，发出地仍是武汉行营，标注的仍是“徐恩曾亲启”的绝密。

如此高的频率，封封都是绝密，这是前所未有的。钱壮飞很敏锐地察觉到武汉一定是出事了，便趁着左右无人，加速将其破译出来。

6封电报，封封内容触目惊心：

一、“黎明被捕，并已自首，即将押解南京。”

二、“黎明有消灭敌核心组织的重大计划，欲赴宁面呈蒋总司令”

三、“何长官殿请陈部长（陈立夫）速报蒋总司令，调军舰一艘即赴汉口，以便押解黎明赴宁”

四、“考虑到事关十万火急，汉口方面已征招商局客货轮一艘，即刻押黎明赴南京”

五、“调查科驻武汉特派员蔡孟坚将于明日飞抵南京，向均座禀报”

六、“切勿让均座以外的人知道，否则将上海地下党一网打尽的计划将会落空。”

手握着译电，钱壮飞不禁冷汗直冒，他知道“黎明”正是顾顺章的代号。如果电文内容属实，一旦顾顺章抵达南京，整个情报战线就将遭受灭顶之灾。

留给钱壮飞的时间已经不到48小时，危急关头，他做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以暴露自己为代价，第一时间将情报送出去。

当夜，钱壮飞让自己的女婿刘杞夫乘坐最晚的一班火车赶往上海，将顾顺章叛变的消息亲自转达李克农。同时压下这6封电文，避免徐恩曾提前知道顾顺章要来南京的消息，能拖一天是一天，哪怕只是几个小时。

随后，钱壮飞又亲自赶到位于南京丹凤街的“民智通讯社”，在一张办公桌上的地图上划了一刀，这是通知撤离的暗号。做完这一切，钱壮飞仍不放心，为了避免刘杞夫的情报不能及时送到特科，他决定亲自赶往上海。

按理说，能够坐到中统一把手的位置，徐恩曾也绝非泛泛之辈。他出身豪门，人脉广泛，与“四大家族”牵扯颇深。且为人老谋深算，左右逢源，还懂一些心理学，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甚至敢大胆启用像尤崇新这类“投诚”人士。

这样的人，往往是表明看起来没有威胁，实则城府心机一流。那么钱壮飞仅是靠着机缘凑巧，就能轻易从徐恩曾手中“盗走”了涉及顾顺章叛变的绝密情报？

其实能“搞定”徐恩曾，并非钱壮飞一人的功劳。在他的身后，是周恩来最为信赖的一个情报小组，也是特科的最后的一道保险—龙潭三杰。

在特科的潜伏系统中，钱壮飞、李克农、胡底三人既是生死之交，又同是一个情报小组，各自潜伏，相互联络。李克农以电务股股长的身份掌控着无线电报务，钱壮飞潜伏在徐恩曾身边担任机要秘书，胡底则在外围，渗透在华北的情报机关——长城通讯社。

就是凭着这样一个情报小组，周恩来成功实现了对敌人在天津、南京、上海三地情报机构的全面布控。特别是徐恩曾，在特科面前几乎已经成为一个“没有任何秘密”可言的人。

在工作时间，作为秘书的钱壮飞可以随时掌握徐恩曾的行踪。而在工作日之外，这个任务就交到了李克农手中。

1929年12月，李克农在周恩来的授意下，进入无线电管理局工作，同时也取得了当时作为局长的徐恩曾信任。后来徐恩曾勾搭上朋友之妻王素卿，被闲言碎语搅扰得不厌其烦，李克农便特地为这位上司提供了一处住所，就住在自己家的对面，安全又方便。

徐恩曾大受感动，却也就此落入了特科的“全面包围”之中。

钱壮飞第二步计划，就是从徐恩曾手中得到一份“专属”的密码本，这是打开整个中统情报网的钥匙。徐恩曾对密码本十分重视，一直放在贴身的内衣口袋里，其他任何人都没有看过。但他千防万防，还是输给了自己最大的弱点：好色。

一次徐恩曾赶着去上海私会情人，整理随身物品时刚好拿着电码本，一旁的钱壮飞瞅准时机，当即“好意”提醒道：

“上海是什么地方，你带着这个去怎么行？万一被有心人利用，出了事你承担不起呀！”

钱壮飞的话，一下点醒了徐恩曾。确实，去会见情人不可能带着随从护卫，路上万一疏忽导致电码本丢失，问题就严重了。情急之下，徐恩曾竟直接将密码锁进机要柜，亲自上锁贴封条后叮嘱钱壮飞：

“你好好替我看管一夜，明晨我来取。”

多年后的徐恩曾，一直后悔自己的这个决定，他曾无不感慨地说：

“钱壮飞这样一个埋头工作，忠诚老实，而且很有才能的青年人，他不多说话，也不多问他工作范围以外的任何问题，他熟练地执行着我的命令。我真不相信，这样一个模范工作人员是地下党。”

徐恩曾走后，身为秘书的钱壮飞很轻易就打开了机要柜，取出密码本迅疾拍照，然后放回密码本，不留丝毫破绽。

不过光有密码本还不够，徐恩曾还有心眼，他没有把所有机密都放在一处，一些关键密电信息依旧没有头绪，

直到后来钱壮飞留意到徐恩曾桌上总是放着的一本《曾文正公文集》，想着一位成天混迹官场情场的大特务，怎么会对最讲修身齐家的曾国藩感兴趣？果然，在这本书里，就藏着徐恩曾最后的一份破译密码。

正是这些钱壮飞常年潜伏的“收获”，在最后危机到来时，为特科挡住了致命的子弹。

就这样，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当顾顺章做着一步登天的美梦，当何成俊和蔡孟坚幻想着升官发财，当徐恩曾趁着假期与外室幽会的这数十个小时里，一场扣人心弦的“抢救”行动也正在同时进行着。

刘杞夫在第二天清晨抵达上海，将“天亮已走，母病危，速转院。”的口信带给李克农。“天亮”就是指黎明，也就是顾顺章，“已走”暗示已经叛变，“母病危，速转院”就是催促特科成员尽快转移。

当还在武汉的顾顺章得知“报喜”的电文已经发往南京后，只是无奈一笑，说道：

“抓不住周了。”

由于钱壮飞的情报及时送达，特科在最短时间里完成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大转移，周恩来、瞿秋白、邓颖超、邓小平、陈云、聂荣臻等核心成员因此幸免于难。

多年后，周恩来再次回忆起这跌宕起伏的一刻，直言：

“如果没有钱壮飞，我们早就不在人世了。”

然而，虽然在顾顺章事件中，特科的抢救行动非常及时，在每一个细节上都做到了争分夺秒。但毕竟顾顺章知道的情报太多了，且他本身就是顶尖特工，手眼通天，到达南京的他当即指认了即将被营救出狱的恽代英，又亲自带人抓捕了向忠发、蔡和森，苏联潜伏特工牛兰夫妇、“佐尔格”小组也随即暴露。

据不完全统计，因为顾顺章叛变而牺牲的地下党成员总数高达800余人。

但终究事事有轮回。仅仅5个月后，曾出卖顾顺章的尤崇新被特科红队缉拿，就地正法。1935年6月，失去利用价值的顾顺章，也将一条命丢在了苏州大狱。

1985年，一位即将退休的导演拍摄了一部电影。影片没有宏大的战争场景，没有高超的武术功夫，也没有凄婉的爱情故事。

然而，就是这样一部“毫无惊喜”的电影，让观众为之心潮澎湃，也为之感动落泪，并被载入中国电影史册。因为它的故事真实，情感热烈，充满传奇色彩，真实反映了那段隐蔽战线斗争的惊心动魄以及特科成员的赤胆忠心。

这位导演名叫钱江，他的父亲正是隐蔽战线的杰出代表——钱壮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