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阔别十一年的父亲
1937年时我正在长沙周南女中上学，住校。同当 时的许多青年学生一样，我也满怀抗日激情，向往革 命圣地延安。那时我们已经接触到了《国际歌》,还在 宿舍里偷偷地学唱过。在收到母亲的信之前，我就曾 写信给家里，要求去延安。
1938年2月，我和四妹林琳二人离家踏上去西安 的旅程。从长沙到武汉一路都有八路军办事处关照。 我们先到长沙八路军办事处，见到徐老(徐特立①)。 然后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
① 徐特立(1877-1968),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第七、八届中央委 员。与吴玉章、谢觉哉、董必武、林伯渠并称我党“五老”。
在武汉见到许多人，其中 有周恩来副主席、邓颖超同志。一位名叫张玉清的女 同志带我们到她的房间，她有一个小女儿，让我们和 这个小孩玩。她自己则和另一位男同志跟一些要求去 延安的青年谈话，一个接一个地谈，实际是面试。
这 个场面我见过。他们提的问题都是我所不了解的，如 问到托洛茨基、陈独秀什么的。我心里直发怵，怕他 们也考我，但结果并没有考我。
次日，我们就登上了 一列去西安的军用火车。我们坐的是军用闷罐车，关上门就漆黑一片。同车的有钱之光①同志的子女和女 婿，李克农同志的未婚儿媳，徐老的秘书李克仁。押 车的是周恩来副主席的副官，后来当了福建军区司令 员的龙飞虎同志。李克仁年龄较大，当时大概是十九 岁，也比较懂事，其他人都是糊里糊涂的。龙副官极会侃，向我们大谈特谈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情况。一 路毫不寂寞。
① 钱之光(1900-1994),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四一二”事变后在上海 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后转入江西中央苏区，历任中央苏区国民经济委员会委员兼 外贸局长、商业大学校长，长征后任我西北办事处外贸总局局长，后在周恩来、 董必武领导下从事抗日统一战线工作，1945年任中共南方局(重庆局)委员， 1947年奉调赴香港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纺织工业部 副部长兼党组书记、工业部部长兼党组书记，中共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 十二大中顾委委员。
在从长沙北上的路途中，遭遇日本飞机多次轰炸。 刚到长沙那天，正待听徐老演讲，忽然日机来轰炸， 与会群众四散跑出。从长沙去武汉的火车上，又逢日 机轰炸，我们乘客纷纷从车窗跳出来，但又无处可躲。 最严重的一次是在郑州的火车站上，日机一天来过三 次。郑州的马路两旁已没有一幢完整的房屋，几乎都 是残垣断壁，但好在我们一路上安然无恙。
火车走了许多日子，2月下旬到达西安。那天，天 气晴朗，我们的心情都很好。我们三人——李克仁、 四妹和我从闷罐车跳出来，一路走去，毫无顾忌地向 行人问路，居然找到了西安七贤庄，八路军驻西安办 事处所在地，见到了父亲。
我和四妹同父亲别离了近十一年，分别时我还未 上小学，后来只是从二姐口中听到关于父亲的一些事， 如他是多么的因公忘私，不顾个人安危，不惧艰险， 操守廉明等。
大约长征期间，二姐辗转听到了父亲的 一些消息，说他在沼泽地中行军，极其困难，二姐因 此还暗中流泪。
1937年“七七”事变后，突然听说父 亲已来南京，与国民党谈判合作的事。二姐到处托人 打听，终于带着我和五妹秉元在陈潜家见到了父亲。 当时匆匆一晤，没说什么话。只见父亲已是满头白发， 但精神矍铄。
这次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再见到他时， 我对他不免感到陌生，心情既高兴又紧张。父亲详细 询问了家里的情况，说家里只要有饭吃就很不错了， 现在全国饥寒交迫的人不知多少，特别是沦陷区的人 民饱受日寇蹂躏，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
他想知道我 对国计民生究竟知道些什么,问我米多少钱一斤，布 多少钱一尺，我全不知道。他不禁为之叹息。又问我 会不会新文字(指在陕甘宁边区推行的拉丁文拼音字 母),我又不知道。他说我太落后，当即写了一张字母 表，要我学会字母拼音。
他特别嘱咐我们不要出门， 说是西安到处有国民党特务，我们办事处周围就遍布 特务。我却没有完全听他的话。龙副官邀李克仁上街， 我也跟了出去，看了一场莫名其妙的美国电影。
回来 后知道父亲正在找我们，我却不在。他倒也未责备我。 当时在西安办事处工作的熊天荆同志很照顾我们，带 我们出去玩，坐着办事处的一辆老爷车去电影院。路上抛锚很多次，到电影院后只看到了下半场，并且还 是我和李克仁看过的那部，仍然看得莫名其妙。
在办事处住了十多天，父亲有空便跟我谈话，总 的意思是，要我摆脱对家的眷恋。他还说到母亲，说 她是旧社会贤慧的女人。
住了一段日子，看到一批又一批的青年乘大卡车 去延安，我就很着急，常要求父亲赶快送我去延安。 父亲却总是要我们在西安多住些日子。直到有一天， 从延安来了十多个大人和小孩，其中大人有任弼时同 志夫妇、蔡畅同志、金维映同志、马明方同志等人①, 小孩是大宝(郭亮②之子)、小宝(张太雷之子)、转 转(蔡和森之女)。
父亲介绍我们认识，除了要我叫蔡 干妈之外，其他大人不论男女，一律叫伯伯、叔叔。如任伯伯、陈叔叔(陈宗英)、金伯伯等。我很不习惯 老家这种风俗——为示尊重，对于成年人不论男女一 律称“伯伯”、“叔叔”。
① 任弼时(1904-1950),我党革命时期中央核心领导人之一，其妻陈宗英 同志也是革命老干部。
金维映(1904-1941),原名爱卿，又名志成，1926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转移至上海，改名为金维映，1931-1933 年在中央苏区，先后担任中共于都县委、胜利县委书记，在反“围剿”斗争中成 绩卓著,后调中央组织部任组织科长兼中央军委武装动员部副部长，是红一方面 军长征中著名的三十位女战士之一，
到达陕北后仍任中央组织部组织科长，1937 年调抗日军政大学任女生大队长，1938年春调陕北公学任生活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同年去苏联学习，到苏联后的境遇，本书后文交待。
马明方(1905-1974),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任中共陕北特委代理书记，1934年当选首届陕北苏维 埃政府主席、陕北省委书记，1946年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任、西北财经委员会 主任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1953-1960年历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办公厅副秘书 长、财贸部长，中共八大中央委员，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等职。
② 郭亮(1901-1928),革命烈士。1920年参加新民学会，次年加入共产党， 随后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委员，参与领导粤汉铁路大罢工。1922年被选为全省共团 联合会副总干事。
1926年任中共五大中央委员，“马日事变”后任中共湖南省委代 理书记。1927年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1928年出任湘鄂赣特委书记，由于叛徒出 卖被捕，3月28日就义于长沙司门口。
不久后，父亲告诉我们说，要 送我们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学习。还要我们暂时保密。 我很诧异，和四妹谈，她说一定是送我们到俄国(当 时，在边区以外，都称苏联为俄国)。我却不像她那样 肯定，不敢相信会有这样的好运。和我们一道来西安 的同伴李克仁见我们迟迟不去延安，也一口咬定说我 们会去苏联。
果真，没过几天，父亲就来我们房里说 了我们将要去的目的地果真是苏联。他要我们学好将 来建设中国的本领，并帮我们收拾行李。他说，一些 衣物也不必都带走。我有一个空墨盒，里面装着我曾 经上过的几所学校的校徽和纪念章，虽然毫无用处， 但我觉得好玩，便拿了放在了行李里边。父亲没看见。 不料这些东西后来却给我惹来了麻烦，这是后话。
转道新疆去苏联
我们出发了，坐的是卡车。这车本来是装载苏联 援助中国政府抗战物资的，返苏时是空车，就让我们 坐了。父亲关好车栅栏，和我们依依惜别。
此行苏联卡车很多，是长长的一个车队。开始时， 我们搭车的大人孩子都坐在一辆车的车厢里。几天后， 我们就分散开，坐在十多辆车的司机旁边。这样就不致坐得腰腿发麻。
去迪化(今乌鲁木齐)的路上，我 们的车子白天行驶在黄土路上，晚上就住在接待这些 卡车司机的接待站。司机都是苏联人，休息时他们吃 东西，也发给我们一些饼干。
司机的纪律很严格。一 次，我们这群孩子在接待站屋里高唱《国际歌》,隔壁 司机都立正致敬。路上还出了一个插曲。有一天，路 很不好走，前面一辆卡车竟翻了车，倒在路边。陈正 人①同志恰好乘坐那辆车，不幸受了伤。但他看到那 辆车的司机掏出手枪要自杀时，他不顾自己的伤痛， 拉住了那位司机，因而挽救了司机的生命。
我们从西安一同出发的有十几个人，以任弼时同 志为首，还有他的妻子陈宗英、蔡畅、金维映、马明 方、卢冬生(红二方面军的)②、方志纯(方志敏同志 的堂弟)③、大宝、小宝、转转、四妹和我，还有陈正 人同志夫妇，以及博古同志一岁多的儿子阿宝和他的 奶妈、奶公。
① 陈正人(1907-1972),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即转为中国 共产党党员，后在红二方面军工作，1937年转到延安，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 部长。抗战胜利后任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主任。
1952建国后江西省首任省委书 记。后调中央，主持建工部工作。“文革”中受尽迫害，1972年心脏病突发，逝世 于北京。
② 卢冬生(1908-1945),革命将领。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任党 中央湘鄂西苏区交通员。1929年起历任我军连、营、团、师长、师政委。抗日战 争中任八路军120师358旅旅长。同刘亚楼同志一道去苏联学习。1945年任东北松 江军区副司令员，同年不幸被行抢的苏军士兵枪杀。
③ 方志纯(1905-1993),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红军时期是江西苏区赣 东北根据地创建人之一。后赴苏学习，新中国建国后一直是中共江西省委省政府 主要领导人。“文革”遭受迫害。后任中顾委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中 共十四大主席团特约代表。
一路颠颠簸簸到了兰州。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 我们见到谢老(谢觉哉)①和王定国②同志。谢老讲 了一些四方面军西路军的情况。他说不少战士因挨冻 过于严重，脚腿都被截去。我不禁悚然，初次体会到 在严峻的斗争中革命者要付出多么大的牺牲。
① 谢觉哉(1883-1971),早年即投身于中国革命运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建国后任最高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是前面提到过的中共著名 “五老”之一。
② 王定国(1913-),谢觉哉夫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长征， 曾任陕甘宁边区机关党支部书记，最高法院办公室副主任、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 兼秘书长。
在兰州， 我们坐上苏联的运输机飞抵哈密，然后又坐卡车西去。 这时的路已不是黄土路，而是一望无际的沙漠戈壁。 本来以为既是沙漠，地上就尽是沙子，哪知脚下却是 鹅卵般大的石头。头上烈日照射，越走越热。
到了吐 鲁番，大家都脱得只剩下单衣。这里的风土人情和内 地迥异。满街维吾尔人摆着地摊，卖着瓜果。我们随 着苏联司机受到吐鲁番县长的招待，住进县里的一排 石窑洞招待所。吃的是手抓饭——不是羊肉的，而是 水果的，是用杏子、葡萄、哈密瓜和米煮的。
晚上住 在石窑洞里，休整了一两天。大家洗衣擦澡，蔡干妈 还为小宝在毛衣上抓虱子。接着，又启程赴迪化。路 上极为颠簸，我本来就晕车，这时晕得更厉害了。
最 后到了迪化。算起来，从西安出发到此地，路上走了 二十多天，这时已是三四月份了。
那时盘踞在新疆的是军阀盛世才。当时他在许多方面要依赖苏联，于是设了苏联领事馆。最初他也和 中国共产党搞统一战线，还要求中国共产党帮他建立 机械化部队。当时我党派了一批青年军队干部赶往迪 化，建立了“新兵营”。①
这既是应盛世才之请，也因 为我们自己也需要培养机械化兵种方面的人才。盛世 才还设了招待所，以备中共过往人员住宿。我们这一 行十多人便住进了招待所。因为是以盛世才的名义款 待，所以伙食很好。
当时在新疆的我党领导人是邓 发②,大概他和弼时同志商议后，决定为我们同去的这 批孩子安排政治学习。教员是老红军彭加伦同志。
我 们这群孩子都很顽皮，真正认真上课的只有年龄最大 的我一人。我当时的心情是这样的：一路上听一些老 同志说我们去苏联是享爸爸的福，当时我虽幼稚，却 自尊心颇强，于是下决心发狠学习，想及早成为一个 能独立工作的名副其实的革命者。
任弼时同志身体不好，到迪化就病了。他是一位 和蔼可亲的长辈，很关心我们，教导我们应该学俄文。 我就到他的病榻前，请他教授俄文。他写了字母表，并教我如何发音，还时时特别说明俄文字母中的 “P” 是发卷舌音的。我就整天练，大家听了都觉得好笑， 我也不管，直到练会为止。弼时同志是我的第一任俄 文老师。
① “新兵营”又称“学员总队”,始建于1937年。当时新疆军阀盛世才与蒋 介石不和，讨好苏联，同我党达成抗日统一战线协议。
“新兵营”组建时约有300 人，全部由我西路军余部抽调，任务是培训机械化部队人才。枪支弹药、军服、 给养及训练用的汽车、装甲车、坦克、火炮由苏联提供，教官来自苏联和盛世才 部队，但领导权由我党掌握，不受盛世才和苏军指挥。
对于我军来说，“新兵营” 负有培养未来机械化部队人才的使命。
② 邓发(1906-1946),10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夏任中央局委员、 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保卫局局长，长征后任陕北粮食 部长。1937年抗战爆发后任新疆办事处主任，1939年任延安中央党校校长，1946 年4月8日与王若飞、秦邦宪、叶挺在由重庆返回延安途中飞机失事牺牲。
当时的迪化，市容不整，没有一条像样的街道， 下起雨来，街上三尺泥浆没及膝盖。天晴了，到郊外 走走，映入眼帘的竟是桃红柳绿，水田如镜，颇似江 南风光。唐朝诗人的“春风不度玉门关”,看来不尽属 实。
当地的少数民族很多，对汉人不怎么理睬。我们 被嘱不得走近他们的住处，不能靠近井栏，不能坐在 井台上。但在他们的节日里，有些人家的院子里搭台 唱戏，载歌载舞，倒允许汉人进去观看。我们觉得很 有意思，很吸引人，只是语言不通，无法交流。
在招待所里，经常有人或从延安过来，准备中转 去苏联；或从苏联回来，等待组织上安排工作。我们 除了上课、练俄语之外，还学缝纫。我和四妹林琳都 为自己做了一件布料的连衣裙。组织上还特意为我们 每人缝制了一套西服。
日子过得很快。任弼时同志夫妇先去了莫斯科， 其他人则等待共产国际的批准，然后赴苏。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五月中、下旬，我们中有十 个人被通知整装待发。其实也没有什么行李可带的， 我和妹妹把从家里带出来的所有的衣服都缴了公，我 自己只留了件毛衣。
我们这一行人有：蔡畅、金维映、马明方、卢冬生、方志纯、大宝、小宝、转转(或称娟娟)、四妹和 我。还有一位苏联人，是邓发同志的司机，他护送我 们去莫斯科。
临行前，邓发同志一再嘱咐我们，抵达 莫斯科后，即便没人接也不要紧，只要说共产国际， 自会有人领我们到目的地。
我们出发了，仍坐着苏联卡车。心中满怀憧憬和 兴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