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3年的晋中大地上，一起离奇的县长遇害案令八路军总部震惊。襄垣县县长徐国华在一次下乡途中遭遇枪击身亡，其秘书李金明被指控为内奸并招供勾结特务实施谋杀，一场声势浩大的＂反特＂运动随即在襄垣县展开，先后有70多名基层干部被列为＂内奸＂。然而，八路军野战政治部锄奸部部长杨奇清对这起案件的真实性产生了强烈怀疑。凭借过人的洞察力和严谨的办案作风，这位被后人誉为＂一代神探＂的传奇人物最终揭开了这个惊人的谜底：所谓的＂内奸谋杀＂竟是一起因打猎而意外发生的误杀事件，而这场声势浩大的＂反特＂运动则完全是一场冤假错案。这个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真实案例，不仅展现了一位优秀侦查员的专业素养，更为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乱世破案显英雄本色真章
1943年的华北大地，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难的阶段。在山西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八路军正在与日寇进行着殊死的较量，而在这片战火纷飞的土地上，一个传奇人物正在用他的智慧与胆识谱写着属于那个时代的侦探传奇。
他就是杨奇清，这个出生在湖南平江县的年轻人，此时已经在革命队伍中浸润了十多个年头。从参加红军到跟随毛主席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再到担任红三军团保卫局执行部长、红十五军团保卫局局长，他的履历闪耀着一个革命者的光芒。
在这个特殊的年代里，32岁的杨奇清已经成为了八路军野战政治部锄奸部的部长。每天，他都要处理大量的情报和案件，甄别真伪，保护革命根据地的安全。
而在襄垣县这片革命热土上，一位名叫徐国华的县长正带领着当地百姓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这位出身农家的县长，为人耿直豪爽，深得民心。
徐国华的工作离不开他的智囊团队，其中就包括了一位年轻的知识分子李金明。这位从山西本地招募来的秘书，虽然文采不错，但为人处世却显得有些特立独行。
在县政府机关，还有一位特殊的人物——徐县长的侄子小徐。这个年轻的警卫员，是徐县长亲自带上革命道路的，对叔父有着深厚的感情。
县政府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公安局长刘局长，这位关东大汉身材魁梧，性格火爆，办案雷厉风行。在当地，他以神枪手著称，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干将。
就在这样一个普通的初夏，位于晋中市左权县城南45公里的麻田镇上麻田村，八路军总部机关正在紧张地运转着。没有人知道，一个足以改变多人命运的案件即将在这里拉开序幕。
这些普普通通的革命工作者，构成了这个时代最真实的群像。他们或是出身农家，或是知识分子，或是老红军，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革命事业添砖加瓦。
在这个风云变幻的年代，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书写着历史。而对于杨奇清来说，1943年的这个夏天，将会成为他传奇人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大案频发引波澜暗藏玄机
1943年6月的一天，襄垣县城西营镇附近的山坡上响起了两声枪响。在这个抗日战争如火如荼的时期，枪声对于当地百姓来说并不陌生，但这两声枪响却彻底改变了襄垣县的命运。
当地民兵闻声赶到现场，看到的是一幕令人震惊的场景：襄垣县县长徐国华倒在血泊中，头部中弹，已经停止了呼吸。在尸体旁边，年轻的警卫员小徐蹲在地上失声痛哭。
面对民兵们的询问，小徐声泪俱下地讲述了事情的经过：他和县长下乡检查工作，路过这片山坡时，树林里突然窜出特务，朝县长连开两枪。子弹击中了县长的头部，特务随即逃离现场。
民兵们立即在周围展开地毯式搜索，但除了在树林边发现几片野鸡羽毛外，再无任何可疑迹象。这个发现看似无关紧要，却在日后成为了破案的关键线索。
案件很快惊动了襄垣县公安局刘局长。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公安干部，刘局长意识到这不是一起简单的谋杀案。县长的行踪向来保密，特务却能在如此偏僻的地方设伏，这其中必有蹊跷。
刘局长展开调查，目标直指县长身边的工作人员。经过分析，他认定县长的秘书李金明最为可疑：这个年轻的知识分子平日里常常与县长发生争执，而且对工作也不够积极。
在刘局长的强力审讯下，李金明很快就＂承认＂了自己是内奸的事实。他交代自己受特务指使，泄露了县长的行踪，导致了这场谋杀。更令人震惊的是，李金明还供出了一串＂同党＂的名单。
案件开始呈现出滚雪球般的态势。公安局根据李金明的供词，先后抓捕了四十多名＂内奸＂。这些人中有基层干部，有普通职员，甚至还有一些在抗日战争中立过功的战士。
案情的发展引起了八路军总部的高度重视。当杨奇清接到这份报告时，他立刻察觉到不对劲：一个县级机关竟然潜伏了如此多的内奸，这完全不符合常理。
杨奇清立即向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作了汇报。罗瑞卿同样对案情表示怀疑，他当即命令杨奇清赶赴襄垣县，亲自查明真相。
这位曾跟随毛主席长征、屡破大案的锄奸部长没有丝毫耽搁。他骑上战马，立即动身前往襄垣县。此时的他还不知道，等待他的将是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真相。
当杨奇清抵达襄垣县时，一场更大规模的＂反特＂运动正在进行。从最初的四十多人，被抓捕的＂内奸＂人数已经增加到了七十多人。整个襄垣县笼罩在一片肃杀的气氛中。
神探入局查真相重现实境
杨奇清抵达襄垣县的第一站就是县公安局档案室，他要亲自查看这起案件的全部卷宗。摆在他面前的是几个装得满满的柜子，光是这次＂内奸案＂的相关材料就有几十份之多。
翻开这些案卷，一个严重的问题立刻映入眼帘：除了基本信息略有不同外，所有犯罪事实的描述都出奇的相似。大部分案卷都只有寥寥数语：＂据同党李金明招供，受敌特指使，充当内应＂。
更令人生疑的是，这些厚厚的案卷中，竟然找不到一份完整的审讯记录。在这些所谓的＂罪犯供认＂中，只有少数几份按有犯人的指纹，而这些指纹给人一种用力过猛的感觉。
杨奇清将重点放在了＂首犯＂李金明的卷宗上。李金明的＂口供＂只有短短一行字：＂县长下乡是我走漏消息，引来特务枪杀的＂。这份口供上的指印深深凿进了纸张，显然不是正常按压的结果。
他又仔细查看了验尸报告，上面写着：＂头部中弹，穿孔足有中指大，据检验，子弹头似是加拿大手枪子弹头＂。这个细节引起了杨奇清的注意：国民党特务常用的是勃朗宁手枪，而加拿大手枪反倒是八路军常用的装备。
第二天一早，杨奇清带领着公安局长刘局长、验伤医生老王和警卫员小徐来到了案发现场。这是一处地形险要的山沟，两边是陡峭的山崖，前方有一片树草茂密的低洼地。
作为经验丰富的侦查员，杨奇清很快就发现了这里的问题：这个位置虽然是打伏击的好地方，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特务不太可能专门跑到这种偏僻的地方设伏。倒是这里的地形，非常适合打猎。
为了还原案发现场，杨奇清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射击实验。他让医生老王扮演县长，让小徐指认当时的具体位置。小徐的表现很不自然，站位时犹豫不决，额头不住冒汗。
就在射击实验进行时，一只野鸡从树林中飞过。杨奇清随手一枪，准确地击中了那只野鸡。这一幕让杨奇清想起了案发现场发现的野鸡羽毛，他开始明白事情的真相了。
杨奇清向小徐借来了他的配枪，这是一把加拿大撸子手枪。经过清点子弹，发现小徐5月份领到的7发子弹，除去今天打靶用的2发，实际剩下的数量与他声称的并不相符。
面对杨奇清的层层追问，加上射击实验暴露出的种种破绽，小徐终于崩溃了。他跪倒在地，哭诉着说出了真相：那天他和县长经过此地时，看见野鸡飞起，他贪玩开枪打猎，不料第一枪惊动了县长的坐骑，在他仓促开第二枪时，意外击中了县长的头部。
案件至此水落石出：没有什么特务伏击，更没有什么内奸勾结。这竟是一起因打猎引发的意外事件，而一个年轻警卫员的谎言，却演变成了一场波及七十多人的冤案。
雨过天晴正法归众人获救
案情真相大白后，刘局长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作为一名资深的公安干部，他亲手制造了一起波及七十多人的冤案，这个打击对他来说无疑是巨大的。
真相的揭露在襄垣县掀起了轩然大波。县委和县政府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对所有被关押的＂内奸＂进行重新甄别。那些被刑讯逼供而承认＂罪行＂的同志们，终于等到了重见天日的时刻。
从监狱里走出来的李金明，身上还留着刑讯的伤痕。这位年轻的知识分子在狱中经历了非人的折磨，但他最终等到了公道。其他被牵连的同志们也陆续获释，他们中有多年的老党员，有奋战在抗日前线的战士，有默默工作的基层干部。
对于这起案件的处理，杨奇清展现出了一个共产党人的胸襟和智慧。他没有急于追究刘局长的责任，而是与他进行了一次长谈。杨奇清指出，办案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决不能凭主观臆断和想当然。
刘局长主动向组织上请求处分，并表示要亲自向每一位被冤枉的同志道歉。这个魁梧的关东汉子，放下了往日的威风，扛起了自己的责任。他带着工作组，挨家挨户地走访被平反的同志，诚恳地承认错误。
至于那个引发这场风波的小徐，组织上考虑到他年轻，又是出于对叔父的死亡恐慌而说谎，最终给予了从轻处理。但这个教训，让他终生难忘。
这起案件在八路军系统内部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它暴露出了在特殊时期，一些基层单位存在的主观办案、刑讯逼供等不良作风。罗瑞卿主任专门就此事召开会议，要求各级公安部门吸取教训。
杨奇清的办案方法也成为了典型案例。他注重实地勘察，重视物证，善于抓住细节，从不轻信口供，这些都成为了后来八路军公安系统的工作准则。当地群众称他为＂杨青天＂，这个称号不仅是对他破案能力的肯定，更是对他主持正义的认可。
襄垣县的干部群众从这件事中也得到了深刻的教训。一场由谎言引发的冤案，差点摧毁了来之不易的抗日政权。从此以后，县里在办理案件时都格外谨慎，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这个发生在1943年的案件，成为了革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教训。它告诉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依法办案，不能为了追求破案率而做出违背事实的判断。即便在最艰难的战争年代，法治和正义的准则也不容践踏。
这就是＂一代神探＂杨奇清的传奇故事之一。在他的一生中，还破获过许多惊天大案，但这起看似普通的误杀案，却最能体现他的办案智慧和为民情怀。多年后，人们谈起这个故事，依然感慨万千。
杨奇清后来说过，破获这起案件最重要的不是技巧，而是始终保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在革命战争年代，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人民警察。这个故事，也成为了中国人民警察史上的一个经典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