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后期，自感无望的国民党便将台湾岛视为自己的退路，便开始大力经营。

解放台湾一直是中华儿女的愿望，但有一点奇怪的是，明明在大陆的时候国民党被解放军的红色情报网络渗透的很厉害，后来国民党败退之后，这件事反而如此艰难；其实，这背后与一个人密切相关，他便是蔡孝乾。

从过往经历看蔡孝乾

摊开蔡孝乾的早期历史也能看出，蔡孝乾的资历确实不浅。

他出生在台湾省台中市附近的彰化县，要往早期的历史来说，他的家族还是当年郑成功带去台湾省的三百福建家族其中之一，祖上肯定没想到，若干年后家中竟然出现了这么一个叛徒。

在蔡孝乾6岁的时候，日本当局统治者正在大力推崇日语教育，这也导致了蔡孝乾从小就学日语，不过，随着他渐渐长大，他发现了日寇是如何蚕食中国，也渐渐觉醒了一些意识。

他那时做了一件很“小众”的事情：来到大陆读书。

虽说这其中确实有大陆学费低廉、申请容易的原因，不过那会蔡孝乾的思想可以算得上进步；在1925年，他在于右任担任校长的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就读，也在任弼时、瞿秋白等人的熏陶下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

在学校念书的时候，他还和另外两位台湾省青年在大厦大学试图建立“台湾学生联合会”，不过国民党反动政府一直在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这个想法最终没能成功。

1926年蔡孝乾返回台湾省，在这里开始宣传中国革命，那时他“站的很高”，也极容易被国民党当局看到。

最初被逮捕的时候，他是被日本当局逮捕的，一共经历了9个月的牢狱生涯，此后他还是选择回到大陆地区继续从事光明运动。

1934年1月末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省瑞金县召开，蔡孝乾的身份是主席团成员之一，此时的他已经是具有很高的影响力了。

而当时台湾省的共产党员中，蔡孝乾更是唯一一个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的。

那些日子，他接触了很多高级领导人，比如毛主席、周总理、项英、刘伯承等，那时的蔡孝乾在各方面的表现都极为优秀，无论是查田、扩红、财经、劳动等都能面面俱到，他不仅能参与其中，更是写出了很多珍贵的一手资料。

过草地是中央红军长征路上最为艰苦的阶段，红军干部牺牲了很多。

在此过程中，蔡孝乾始终追随着大部队走完了长征之路并抵达陕北。

可以说，这段经历就是他的政治资本，若是没有如此壮举，他在日后自然不能被委以重任；后来，他还回忆了追随叶剑英在长征路上的情况，并重点回忆了长征前最为惨烈的湘江战役：“伤员一抬一抬地被送到后面去，到这个时候为止，红五师已经有一个师参谋长、两个团长、一个团政委接连阵亡了；另外还有两个团长和一个团政委受了伤，连、营级别的干部伤亡更多。”

1937年的时候，美国友人史沫特莱抵达了山西阳泉火车站的八路军总部，在这里还见到了蔡孝乾。

她在《中国在反击》一文中还详细记述了见到蔡孝乾时的情况：我在政治部下属的敌工部遇到了一个工作人员正在研究日本人的文件，这个部门的人员都会讲日语，有的还是日本的留学生，其中就有蔡孝乾，他和同事负责处理一切缴获的日方文件、日记以及其他的资料，同时也负责管理敌军俘虏和对敌的宣传工作。

在史沫特莱在那的时候，蔡孝乾还给她了一份八路军政治部致日本官兵的宣言。

就在那两天，还有个给日本人当翻译官的汉奸被逮捕，史沫特莱还清楚地记得：当时蔡孝乾的脸上怒气冲冲，满脸都是对这个无气节汉奸的鄙夷。

那段时间，蔡孝乾一直奋斗在抗日战场上，其他同志对他还是很客气和敬重的。

离开抗日战场，还是与八路军内部“保存干部”的考虑有关，因为前线的危险系数实在太高，再加上日寇动辄会采取各种袭击方式，像蔡孝乾这样具有很明显特殊性的干部更是少见，更得注意他的安全。

就这样，蔡孝乾被组织调回了延安，此后漆克昌接替了他的职务。

在延安的蔡孝乾也没有闲着，只要有重要的工作，他还是会去做。

1941年秋天延安召开了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蔡孝乾以台湾省代表的身份参加，并当选为主席团成员，他还根据自己的经历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近千字的小文，对这里的情况进行了简要概述。

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那一个月，蔡孝乾等共产党人潜返回台湾省，没人想到，这样一位过去极为优秀的干部竟然走上了叛变之路。

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少将

从解放军党组织这边看，蔡孝乾一直都领导着台湾省工委，还将组织渗透到国民党政府的各机关当中，做了很多孤立国民党统治的工作，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

多年来总结的游击战经验也被他运用到自己的情报网络之中，他利用起台湾地区人民的反蒋情绪，在各地都建立起武装组织，准备发动起义来夺取政权，从而达到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最终目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若是蔡孝乾成功了，那么他必然是中华民族的一大功臣。

然而，他的结尾确实默默无闻，同时也被贴上了叛徒的标签。

最初，蔡孝乾确实按照组织的要求去做了，国民党当局破获中共地下党要从《光明报》开始说起。

《光明报》从1948年秋天开始秘密发行，一共出了21期。

国民党当局的特务组织最初在基隆中学看到了这份报纸，然后又发现了在某公司任职的王明德将这份报纸寄给了自己的女友，秉着“宁可错杀，不可放过”的想法，特务直接逮捕了王明德。

王明德并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人，他也没能经住国民党的“拷问”，最终供述出自己的组织关系隶属于省工委以下的成功中学支部。

后来特务们又陆陆续续抓了一些人，发现他们散落在各个地方，如台大法学院支部、基隆中学支部、基隆市工委支部等等。

在基隆市工委支部被国民党特务找到的时候，他们通过“串珠子”的方式调查到《光明报》原属台共省工委，而这个省工委的最高负责人就是蔡孝乾。

做了这么多年情报工作，蔡孝乾还是有些自保能力的，直到另一个重要人物张志忠被捕。

张志忠被特务发现同样是因为基隆市工委支部被破，且台北市前大同中学的女教员季云与蔡孝乾有组织的上的关系，季云同样是张志忠的妻子；查到这些后，张志忠就在1949年除夕夜被抓获了。

根据叛徒提供的线索，张志忠的真实身份才被国民党当局特务确定，他们顺藤摸瓜，也发现张志忠的上司就是蔡孝乾。

到了这个时候，特务都忍不住瞪大眼睛：原来抓到了这么重要的一个人。

就是因为有人叛变，导致在台湾省执行任务的党组织其他人相继被捕，当然抓捕蔡孝乾是最为艰难的一个过程，除了叛徒提供的信息外，国民党特务还找了些其他办法，最终在蔡孝乾逃脱3个月后抓到了他。

审讯蔡孝乾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国民党也用了能想到的一切办法，蔡孝乾也投敌了。

这次，他提供的情报已经将中共在台湾地区的机关被“连根拔起”，有1800人因为他的叛变被捕。

蒋介石听闻这件事后极为高兴，他当即允诺加封蔡孝乾为“少将”军衔。

由于蔡孝乾叛变投敌，还有一些没被逮捕的干部仍然在做着隐蔽工作，他们眼见形势严峻，在做事的时候也更加隐蔽，不仅保存了干部、储蓄了力量，还同样想尽办法将这些情况汇报给中央。

叛徒的下场，从来都是悲惨的。

蔡孝乾等3个叛徒在保密局工作，可毛人凤却坚持不让他们在保密局内部办公，在外办公的时候还得有人监视，监视的目的有两个：其一是担心蔡孝乾将一些情况走漏风声；其二就是担心中共会派人将这些叛徒给处决。

那段时间，蔡孝乾他们已经感觉到自己脸上非常无光，他们自己也很清楚蒋介石是不肯真正收纳他们。

在被警卫时时刻刻盯梢的时候，蔡孝乾抗议过：“我们都明明已经投降了，为什么还要这么对待我们？”

负责监视的特务无论怎么辩解都无法得到蔡孝乾的认可，在蔡孝乾等人的“威胁”之下，明着监控的警卫被安置到暗处；不仅如此，蔡孝乾的门口还多了两条德国大狼狗，那两条大狼狗每月吃肉耗费的花销都能抵得上一位少校的薪水。

走向了被人唾弃的下场，蔡孝乾只能尽量“表忠心”从蒋介石这里获得好处。

在1956年，他还任职于国民党当局的“国防部情报局”，后来升任为“副局长”；从1968年开始，他还写了很多关于过去革命时期的回忆，这些文章都被刊登在国民党当局的《中共研究》之中，分别在台湾地区、香港等地发行。

1982年，蔡孝乾病逝于台北，终年74岁。

其实，在蔡孝乾被捕前后，也有一批真正为革命宁死不屈的战士，其中比较突出的有吴石。

吴石在被逮捕后，于1950年6月10日英勇就义，他在牺牲前曾遥望大陆，说：“台湾大陆都是一家人，这是血脉民心，几十年后，我会回到故里的。”

此外，他还写下了一首绝笔诗。

根据周总理的建议，吴石在1973年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此外还有一位名叫朱枫的中共党员也在此次事件中英勇牺牲，她在就义时穿着一件淡绿色碎花旗袍，在子弹射来之前，她更是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敌人打了她7枪，那年的她也不过45岁。

此事件在当时轰动了整个台湾岛；1951年夏天，上海市政府向朱枫家属颁发了《革命烈士光荣证书》，她的骨灰一直到2010年12月才回到了大陆。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