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集团早期以孙中山先生为核心和首脑。

1925年3月孙先生病逝以后，国民党集团没有了明确的核心和党魁，处于或分权、或集体领导、或相互竞争博弈的阶段。

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蒋介石等四人都有可能竞争一把手。

经过两年的博弈和分化重组，也由于形势的发展演变，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成为南京国民党政权的一把手。

不过这时存在以武汉为中心、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政权与蒋政权对峙和竞争。

但自“七·一五”政变开始，武汉的汪集团也分共、清党，并背叛革命、杀党员和工农群众，大革命失败。

随着1928年2月3～7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和1928年9月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在南京的召开，国民党集团首脑人物的权力和地位排名等也确定下来，即蒋介石第一，汪精卫第二。

1936年5月，胡汉民突然病逝，更加凸显了蒋汪一二把手的地位。

但到1938年12月，汪精卫等叛变投敌降日后，国民党政权内就没有了明确清晰的二把手，直到1948年4月李宗仁当选国民党政权副总统，国民党政权内才算再次有了比较明确清晰的二把手。

从汪精卫出走到李宗仁出任副总统的九年多时间里，国民党政权内“二把手”的角色一直形象不彰，因此就需要研究、考证。鉴于学界尚无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故我们这里将对此问题予以探讨。

一、判断一个政权二把手的角度和方法

由于这一时期国民党政权二把手身份的隐晦性，要对其进行考证，须从多个角度入手。而作为考证的前提，就必须明确这一时期国民党政权的性质。

1924年1月23日孙中山先生在《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将国民党政权建设国家的程序分为三个阶段，即：军政时期、训政时期与宪政时期。本文所考察的时间段即是训政时期。

然而，这一时期，从国民党政权的主要活动来看，基本涵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九年多。两场全国范围的剧烈战争，大量消耗了国民党政权的人力、物力，导致其丧失大片统治区域，威胁到国民党政权存在之根本，使得这一时期的军政活动实际上是国民党政权所有活动的重心。

从领导机构来看，全面抗战爆发以来，以蒋为委员长的军事委员会，不仅掌握了军事方面的控制权，还承担了政府所有的行政职能。1937年9月17日，国民党中常会第51次会议正式决议：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使陆海空军最高统帅权，并授权该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为中国战时政府之最高统领，拥有全中国行政、立法甚至司法权[1]。于是，军事委员会成为了战时中国实际政治中心，以至于外界有人将其认作“第二政府”。

从最高领导人来看，国民党政权一把手蒋介石长期担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改组前为国防最高会议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绝对掌控着国民党的军政大权；即便是二把手汪精卫，在出走降日前亦以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为主要职务之一，至少名义上在军政事务中据有一席之地。

至于1948年成功竞选副总统，成为新的国民党政权二把手的李宗仁，本身就是桂系首脑，拥有雄厚的军政资本，同时在撤销前的军事委员会中亦名列委员。

同时，关于这一时期国民党政权的性质，蒋介石自己也十分清楚，并在日记中加以阐述。他写道，世界上有三种政府：一种是用党控制军队和政府，如苏联；另一类型是以军事控制党和政府，像战时日本；最后一类是政府凌驾于军人和政党之上，如英美。但他写道，在与共产党的斗争中，他必须使用军法统治国家，他不能向世界披露这一点，免致受民主国家误会。此外，他还提到，民主宪政和议会选举跟军事行动无法配合[2]。

综上，这一时期的国民党政权虽存“训政”之名，而实际上，依然没能摆脱“军政”的本质。既然“军政”才是这一时期国民党政权最真实的本质属性，那么在考察这一时期国民党政权二把手之时，军事权力便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指标。参照这九年多的时间段，无论是出逃之前的汪精卫，还是1948年以后的李宗仁，国民党政权的二把手都担任显赫的军事职务，具备一定的军事权力。那么，在战争最为白热化的这九年多期间，国民党政权的二把手纵使身份没有那么明确，也断无缺席军务之理。据此，孔祥熙、林森、陈果夫、陈立夫、孙科等在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党内或操实权，或富资历人望，或居高位，但与军事权力无涉的人物便可排除在外。

为了探寻一个政权某一时期真正的二把手，一个最直接的方法是聚焦于该时期该政权最高领导机构上，从最高领导机构的核心成员中去找寻“二把手”的身影。因此，宜以1946年5月31日军事委员会裁撤为时间之分野，将汪精卫出降投敌到李宗仁当选副总统这段时间内国民党政权二把手的变更过程分不同阶段来进行初步讨论。

二、1938—1944年：何应钦为国民党政权的二把手

在1938年12月汪精卫出走降日之前，国民政府于是年1月进行了军事委员会的改组，比较重要的变动，一是取消副委员长、常务委员制，原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阎锡山、冯玉祥，原常务委员李宗仁，均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二是参谋总长的事权大大提高，与此同时何应钦接替原参谋总长程潜，出任该职。

参谋总长一职“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之幕僚长，指导军事委员会所属各部、院、会、厅，襄助委员长处理军事委员会日常工作”[3]，因此可以说这个职务便是军事委员会内部的“二把手”。

既然此一时期军事委员会为国民政府实质上的最高军政领导机关，由此推断参谋总长一职为国民党政权“二把手”之职务，似乎也无不可。

当然，如此仓促定论稍嫌武断。不过，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在此一时期的国民党政权内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职位，而从1938年1月军事委员会改组直到1946年5月31日军事委员会裁撤期间一直担任参谋总长的何应钦，无疑是这一时期国民党政权二把手最有力的竞争者之一。

更别提大致在同一时期，他还综理军政、统管军需，在战时兼任中国权力极大的军政部长一职。

当我们不武断地以“参谋总长”一职为二把手的唯一参考标准，将探究的目光适度放宽时，晋系首脑阎锡山、西北军领袖冯玉祥、桂系一号人物李宗仁、副参谋总长兼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程潜[4]、行政院副院长张群，都可以纳入考虑的范围。

在这些人中，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三人都是各自派系的首领，手握重兵，雄踞一方，在政治以及军事上都曾与蒋介石分庭抗礼，截至1938年12月以前，曾两度逼蒋下野，俱怀有角逐最高权力的实力和野心……但是，也正因如此，恰恰决定了在1938年12月到1948年4月这段时期里，他们不可能是国民党政权二把手。因为这一时期正是蒋介石个人权力极度膨胀的时期，“二把手”究竟为谁，受他个人意愿的影响非常之大。派系之争历来是国民党难以治疗的痼疾，深受其扰又猜忌心重的蒋介石不可能扶持一个其他派系的“二把手”来威胁自己的权势。从军事委员会改组过程中的职务变动，我们也可以很明显地察觉到蒋介石的这一取向。

他在极大地扩充军事委员会权力的同时，裁撤了副委员长这一职务，或许就是防备阎锡山、冯玉祥借改组的东风，以军事委员会中的二号职务，攫取国民党政权的“二号权力”。“1938年1月17日公布的《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决定，参谋总长、副参谋总长、军令部、军政部、军训部、政治部四部长以及军事参议院院长为军事委员会当然委员”[3]；人员如此泛滥，致使李、阎、冯三人所出任的军事委员会委员一职不仅在实权上，而且在地位上比之副委员长、常务委员也是远远不如。

事实上，在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派系一家独大的情况下，非中央派系的首脑们想要攫取逼近于蒋的权力，只能通过抵触蒋、挑战蒋的权威来实现。在1948年中华民国行宪后第一次国民大会副总统选举中，李宗仁正是无视蒋介石的反对，坚持参选；继而经过四轮投票，艰苦博弈，不屈不挠地战胜了蒋介石全力支持的孙科，才当选中华民国第一任副总统。据黄埔军校四期生，时驻北平的“天子门生”刘诚说，竞选之际，蒋介石欲迫使李宗仁弃选，竟愤然在黄埔系与CC系重要干部出席的秘会中声称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是他心口的一把尖刀，而“各位如真能效忠领袖，就应该将领袖心中这把刀子拔去”[5]。

并且，当李宗仁竞选成功后，蒋介石仍不依不饶，李在就职典礼上着军常服，蒋则着长袍马褂，“相形之下，颇欠庄严”[5]895，故意使其难堪。

因此，在整个军事委员会中，还有资格与何应钦竞争国民党政权二把手之位的，便只有程潜和张群两人。其中程潜原本是改组之前的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而在改组之后，何应钦荣升参谋总长，本来是参谋总长的程潜却仅在军事委员会中拥有一个委员的资格。这一升一降恰好发生在军事委员会这一组织权力急速扩张，成为战时中国军政最高领导机构的时期。因此，这一变故本身，就足以说明何应钦与程潜两人在实际权位上的轻重问题。

这一时期，在国民政府诸同僚中，张群是最有可能与何应钦竞争二把手的人物。1938年12月汪精卫出降投日之时，张群同时担任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和行政院副院长两大职位；稍后国防最高会议改组为国防最高委员会时，张群又出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然而，从军事权力上来讲，无论是军事委员会秘书长，还是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都更接近顾问、幕僚、智囊一类的角色，并无指挥、统帅之权，在职权上不如参谋总长，何况何应钦还身兼把持军政大权的军政部长一职。再将两人此前的履历做一对比：何应钦组织、筹划过国民政府自成立以来的多次关键性大型战役，1935年4月便已受任国军一级上将[6]；而张群虽同为军校出身，却并无统兵作战经历，连国军将领都算不上，他的活动主要集中于行政、经济领域。

因此，单论军权，张群远远无法与何应钦相比。行政上，张群不仅以行政院副院长一职力压何应钦一头，同时还统领着以行政官员为主体的政学系，又于1941年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兼成都行辕主任[7]。至于何应钦，军事委员会虽然取得了所有的政府行政职能，参谋总长在职司上又“襄助委员长指导军委会所设各部、会、厅并处理一切业务”，但蒋介石并没有让何应钦“襄助”行政的意思，其只能处理一些职司之内与军事相涉的行政工作，因此他在行政权上又远远无法与张群相比。

资历方面，两人都是在留学东京振武学堂期间加入的同盟会，之后都参加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张于1917年入广州军政府，任大元帅府参军；何于1924年南下，任大本营参谋处军事参议，并协助筹办黄埔军校。两人俱是国民党政权元老耆宿，相差无几。

个人势力上，张群是政学系核心人物，至于何应钦，虽然是国民党严峻的党派之争中的一股清流，从不拉帮结派，不过他曾任黄埔军校总教官，与黄埔成员均有同事或师生之谊，为人又恭谨谦和，深孚众望，在黄埔嫡系中的地位仅次于蒋介石，以致国民党中历来有“蒋何”之称[8]。

政学系成员虽遍及党政财文各个领域，多为高官，不过该组织较为松散，成员各有其志，并无明确纲领目标。该组织充当了蒋介石联合各个派系重要人物的黏合剂，于张群个人威望上支持有限。而黄埔系则是蒋介石中央派系里的骨干力量，蒋介石赖之以执掌军权，进而控制党权、政权，最终达到个人权力的巅峰。因此论及个人势力，在黄埔系中稳居第二把交椅的何应钦略胜一筹。

综上，将张群与何应钦两人对比，何在军事权力、个人势力上胜过张，张在行政权力上胜过何，资历方面两人则相差无几。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军事委员会的改组，使国民党政权更加深刻地军政化，军政权力大大扩张，为军界人物提供了更广阔的政治舞台，把身为参谋总长、军政部长的何应钦的威望、权势、地位更加凸现出来。

因此，虽然同样受到蒋的青睐，但相比于张群，何应钦才是个人影响力和实力都足以辐射整个国民党政权的强势人物，亦即1938年汪精卫出逃后国民党政权真正的二把手。

事实上，当我们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汪精卫出逃后谁是国民党政权二把手这个问题时，往上追溯根源，便会发现此前国民党政权同样存在一个二把手汪精卫缺席的关键时期，即1936年12月12日发生西安事变时。西安事变发生的当晚，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紧急联席会议，会议加推何应钦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并明确授予何应钦军队指挥调动权。何应钦身兼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与军政部长二职，拥有军队指挥调动权，俨然已成为当时南京国民政府权力核心。

之后，力主武力讨伐的何应钦，更是与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代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和以宋美龄为代表的和平解决派针锋相对，最终何力排众议，使政府通过武力讨伐的决议，并于12月16日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受授讨逆军总司令之职[6]306。这是他核心权力的一次具体运用和再度扩张。由此可见，早在1936年，何应钦在国民党政权内的影响力便仅次于蒋、汪二人，只是一般情况下，蒋汪二人的权力斗争已近白炽，明哲保身、谨慎小心的何应钦自然无意张扬，引火烧身；而当蒋汪缺席，国民政府需要一个权力中枢稳固形势时，这个隐形的“三把手”便顺势而出，站在了明面上。

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主张武力讨伐的何应钦并未受到蒋介石的诘难。尚在西安期间，蒋介石便在日记中评价了何应钦主张武力讨伐之举，“余闻此语，知中央戡乱定变，主持有人，不啻客中闻家庭平安之吉报也”[9]。

回到南京后，蒋介石更让何应钦在庆祝大会上代替自己致辞，以肯定、表彰他主战以救，成功营救自己的同时，维护了自己和国家的尊严。其实，按照蒋介石在西安与中共、张杨所做约定，当他回归南京后应当“先将何应钦、张群、张嘉璈……赶走”[10]，蒋介石大可据此顺水推舟，免去何应钦军政部长的职务，但他并未这么做。非但如此，何应钦在西安事变中获得了更大的权力，虽然军队指挥权和讨逆总司令之职由于蒋介石的回归和事变的和平解决而解除，不过在此期间他被增补的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职位却保留下来。由此可见何应钦的权力并未因西安事变的影响而动摇下滑，甚至还有所上升；在两年后的军事委员会改组中，他又以参谋总长一职更进一步。当汪精卫出走降日后，原二把手权位真空，何应钦这隐形的“三把手”自然就应运而生，成为国民党政权新的二把手。

三、1944—1946年：宋子文为国民党政权的二把手

自1938年汪精卫出走之后，何应钦以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和军政部部长两大核心职务，长期稳坐国民党政权二把手的位子。然而，到了1944年11月，素来位高权重的何应钦却陡然遭逢他军政生涯的一次重大挫折———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他的军政部长一职竟为陈诚接替。军政部长虽不及参谋总长地位显赫，但掌控全国军队人事编制、军需粮草，颇具实权。更何况，该职自1930年以来便一直为何应钦所把持，经过14年持续不断的苦心经营，可以说早已成为他个人权力的根基与命脉。因此，此后的何应钦是否仍然是国民党政权当之无愧的二把手，显然是一个必须予以重新探讨的问题。

在何应钦主持军政部期间，对他批评尤烈，被蒋介石钦点为新任军政部长的陈诚，是何应钦在军界最为强力的竞争对手，也是他此次失利中最大的受益者，应该首先纳入考察的对象。

在担任军政部长之前，陈诚历任军政部常务次长、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政治部部长、湖北省政府主席等职，并于1943年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在任职期间他虽屡次请辞，蒋介石却坚决不许，并剖以“我派你往远征军，乃是要希望你立业成名”的良苦用心[11]378。最终陈诚虽因胃疾复发而获准辞职，但蒋仍令其保有远征军司令长官的头衔，而代替他入缅指挥作战的卫立煌只得远征军代理司令长官之衔，足见栽培厚爱之意。

同时，陈诚归国疗养康复之后，旋即出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冀察战区总司令，总揽所辖范围党政军大权。何应钦卸任军政部长之际，蒋介石曾令他保举三名接任人选，何应钦推荐顾祝同、刘峙、薛岳三人。对于何应钦的推举蒋搁置不谈，待到他催问时，才批示：“辞修如何？”[12]287由此可见，对于新任军政部长的人选，蒋介石心中早已确定除陈诚之外别无二人，征求何应钦的意见，不过是给这位元老宿将一个台阶下，同时借此机会探一探他是否能够揣摩、迎合自己的心意。

这一时期，从军事来看，频频奔赴各大最重要战线指挥作战的陈诚无疑是国军将领中最闪耀的明星；从政治来看，他历任政治部部长、湖北省政府主席，充实的政治履历也是何应钦所不具备的；在围绕军政部长一职展开的正面交锋中，他又确凿无疑地击败了何应钦，展露了头角，得到最高领袖蒋介石之偏爱，与何应钦的失势形成鲜明对比。

那么，1944年11月，取代何应钦成为军政部长的陈诚，同样会是取代他成为国民党政权新的二把手吗？

首先必须注意到的一点是，何应钦在卸任军政部长不久，即于1944年12月走马上任同盟国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从军政部长到陆军总司令，对于何应钦职位的这一变动，历来的看法是明升暗降。由于蒋介石对军队指挥权的独揽独断，陆军总司令有名无实，故此职级虽在军政部长之上，而实权却是远远不及。

不过，“明升暗降”，总归是占了个“升”字，并非一味贬谪，说明蒋介石对何应钦仍存器重、任用之心，只是为了给自己的心腹爱将陈诚的晋升铺路。权衡之下，不得不让何应钦做出牺牲，同时又以陆总职位给予他一定的补偿安抚。

从何、陈二人的职位比较来看，何应钦是参谋总长兼陆军总司令，陈诚是军政部长兼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冀察战区总司令。参谋总长“指导军事委员会所属各部、院、会、厅”，军政部位居其列；无论第一战区还是冀察战区，又都统归于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部辖制。

故此，这一时期的陈诚，虽然头角峥嵘，但羽翼未丰，无论从哪方面来讲，都是何应钦名义上的下级，与何应钦竞争国民党政权二把手之说，尚无从谈起。对陈诚，蒋介石确存栽培之意，然而想要取代何应钦，还需时日做进一步的栽培。

那么，排除了陈诚这个最直接，最鲜明的挑战者，我们是否就可断言，1944年，从军政部长到陆军总司令，纵使明升暗降，何应钦依然是国民党政权名副其实的二把手呢？

也不尽然。由军政部长“明升暗降”陆军总司令的何应钦，毫无疑问依然是国民党军界的二把手。

但提及整个国民党政权———当我们将目光稍微放宽，不狭隘地仅仅停留在军界，就会发现，大概与陈诚接替何应钦执掌军政部长同时，国民政府中发生了一次更高级别的人事变动，外交部部长宋子文于1944年12月再次兼代行政院长，并于1945年6月由代转正，正式担任行政院长。

如前所述，1938—1948年的国民党政权是一个军政特征非常明显的政权，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时候跳出军事委员会，到整个国民政府中寻找政权二把手的可能人选呢？

概因1945年前后，即1944—1946年，在这个国民党政权二把手潜藏不明的近十年中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间段。这一时期，国内、国际形势都发生根本性转折变化，以致对国民党政权领导阶层的二把手提出了完全迥异于其他时间的要求和挑战。

截至何应钦辞去军政部长、宋子文即将就任代行政院长的1944年11月，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尚未落下帷幕，然而战局已定：意大利早在1943年7月就把墨索里尼赶下台，9月就战败向盟国投降。

在欧洲战场，盟军开始大规模反攻，诺曼底登陆成功开辟第二战场；苏军收复全部失地，进入德国境内1，也即进入对德国及其仆从国的大反攻阶段。太平洋战场，美军连续取得菲律宾海海战、莱特湾海战等一系列决定性胜利，进而空袭日本本土，逼得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引咎辞职。

表面上看，国内的抗战形势虽依然不容乐观，然而反法西斯盟邦的捷报频传使得日本大势已去，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胜利只在早晚。这一时期的中国政府，其军政属性正在逐渐淡化，战争已经不再是唯一的考虑目标，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高层已经开始考虑战后的一系列问题，比如战俘接收、地区局势、战后经济重建，以及蒋介石视为心腹大患的问题。

在1944年3月20日的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周上，提出的当年中国外交工作的中心任务是：研究战后外交方案、计划战后海外贸易等[13]28。足以说明国民政府对这场战争已经有了充分的自信，因而将目光投注到战后而非当前。也正因如此，战局的缓解使蒋介石可以愈发从容地调整陈诚与何应钦的升降，排除老将，为自己更加宠信的手下安排晋升之路，而不必担心重大的人事变动导致人心思异、对战局产生不利影响进而危及国家存亡。这一时期，即使只是暂时的——毕竟在蒋介石构建的战后蓝图中，重启国共内战是一步他不可不落的棋———国民党政府已经开始尝试着向一个和平的、建设型、管理型政府转变。

虽然这个和平的政府最迫切的目标是为下一场全面战争做准备，但这并不影响其对恢复和建设的渴望，因为只有一个元气愈发充足的政权才能使即将到来的战争愈发顺利———毋庸置疑，对共产党的敌意甚至在相当程度上加剧了国民政府对战后经济快速有效重建的渴望。

然而，也恰好在这一时期，蒋介石在行政、财经领域最倚仗的助手，实际主持行政工作的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在蒋介石最为需要他之际，却由于其妻宋霭龄侵吞美金公债案、国军在豫湘桂战役中接连惨败导致国府声威日坠，自身难全。与之相对，宋子文则以外交部长身份，折冲于外，纵横捭阖于欧美列国之间，争取国际援助、重建中国形象，功绩斐然，饱受好评。宋、孔二人，长期以来一直是蒋介石在行政财经领域的左膀右臂，如今正逢亟需助力之时，左膀既去，岂有复闲置右臂，束手无为之理？

1944年11月20日，蒋介石下令免去孔祥熙的财政部长职位；12月4日，时自任行政院院长的蒋介石以“事务繁冗，不能兼理院务”[13]290为由，令外交部部长宋子文迁代行政院院长，直接绕过当时仍任行政院副院长的孔祥熙；1945年5月国民党六大全会，宋子文继续当选中央执委及中央常务委员；在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上通过决议：行政院兼院长蒋介石、副院长孔祥熙辞职获准，选任宋子文为行政院院长，翁文灏为副院长。

在此之前，宋子文已分别于1930年、1932年两次执掌行政院，但都以代行政院院长身份视事。事实上，行政院院长一职自1938年以来，除孔祥熙于1938—1939年短暂担任外，一直都为蒋介石亲自把持，如今再度授予他人，不可不说是寄予厚望、委以重任。比之举国欢庆下野的孔祥熙，外界对宋子文也是颇为看好。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评价道：“宋氏受任中国行政院院长，负责极属重大，渠乃对世界事务有深刻认识，并对人类需要具有深切同情了解之人……”[14]

正式就任行政院院长，毫无疑问是宋子文个人政治生涯的巅峰。那么，此一时期的他与何应钦，究竟谁才是国民党政权真正的二把手呢？

前面已经叙述过参谋总长的具体职能，对陆军总司令的“虚君地位”亦曾稍做说明，要弄明白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对行政院院长一职的职权加以探究。

“根据国民政府的体制，‘行政院为国民政府最高行政机关’，行政院院长因而居于行政中枢领导之关键位置”[15]284。不过，由于蒋介石大权独揽，国民党政权的“人治”色彩很浓。“在整个政府中，行政院院长的威权常因院长由何人担任，而有差别。”[16]毋庸置疑，当蒋介石自己兼任行政院院长时，其“行政中枢领导之关键位置”可谓实至名归，而当此职位被他假手于人时，其职权依旧受他个人意志的限制，任职者因与他的亲疏关系不同而权力波动极大。

那么，宋子文在任时，行政院院长一职的实际职权究竟如何呢？

论亲疏关系，宋是蒋的舅哥，蒋是宋的妹婿。宋子文虽然由于个性骄傲强势、富有主见，与蒋介石偶有冲突，但总体而言，仍旧是同气连枝，互为倚仗。论实际能力，宋乃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广东革命政府时期便筹建中央银行并受任行长，历任财政、外交部长，于财政、金融、经济、外交方面极具才干，屡结硕果。这些才干能力都是蒋介石十分缺乏，而对于一个政府来说又至关重要的，故此无论蒋的权力欲如何炙烈，在相应方面都不得不选用专才，大胆放权。

1944年，方才出任代院长，尚未转正之时，宋子文即踌躇满志，非常自信地告诉友人，“我在政府中的地位已经彻底巩固，我现在较前拥有更多的权力”[15]285。1947年，宋子文执政失利，引发经济危机、社会动荡，党内党外均对其大加挞伐，蒋介石在自己的日记中写到：“此乃余任之太专，让其独断负责不加过问。”[17]由此可见，无论宋子文自己，还是作为政权最高领袖的蒋介石，都给宋子文任职时期的行政院院长以充分职权，纵使不如蒋介石亲临，也相差无几。

事实上，宋子文能够在党政军权长期被蒋介石一人独揽的国民党政权中“独断专权”，充分展现自己“行政中枢领导之关键位置”，除了同蒋的姻亲关系以及个人的突出能力外，与时代旋律短暂的改弦更张也密不可分。

正是因为和平已然在望，国民党政权的军事属性稍稍淡去，行政属性稍微恢复之机，进而为宋子文这类非军事型人才提供了大展拳脚的机会。战后政府主要工作重心拟向经济重建的转移，无形中更加契合了他的才干，使他成为政权中担负这一主要任务的不二人选。与之相对，在整个抗战时期为蒋介石殚精竭虑的何应钦，于曙光来临之际，竟微露鸟尽弓藏之态，不得不让人唏嘘。

将何、宋两人做一正式对比，从1944年12月到1946年6月这一时期，宋子文任行政院院长，何应钦任参谋总长兼陆军总司令。行政院院长在正常的国民政府体制架构中，本来就是政权二把手的强力竞争人选，长期由蒋介石把持，间或授予非亲即故之人，从这一点来看，也足见其重要性。只不过由于蒋介石长期大权独揽，致使这一职位旁落于人时往往有名无实。如前所述，宋子文在任时，该职可谓名副其实，连蒋介石都自责“任之太专”。至于何应钦，虽身兼参谋总长、陆军总司令，却有名无实。

失去了苦心经营十余年的军政部，又不像陈诚等长期亲赴前线的将领一样有实际的指挥权和紧密团结在自己周围的军队派系，何应钦虽身居高位，却已呈现出正被逐渐架空之势。值得一提的是，在导致何应钦丢掉军政部长的过程中，宋子文也起到了间接推动作用。因为罗斯福总统向蒋介石发出的关于撤销何应钦军政部长职务的要求，正是通过宋转达的。

另外，在抗战胜利后初期，正值宋子文赴苏联谈判，行政院无瑕处理敌占区接收工作，国府遂将之授予军方，统归陆军总司令部监督指挥，成立了以何应钦为主任的接收委员会。

宋子文归国之后，大刀阔斧地一通改革后又将这份权力夺回行政院手中。敌占区接收工作的油水极为丰厚，明明已获国府授权、占据先声的何应钦竟然不与之争，似乎也折射出两人权势的消长。

此外，从国民党政权的对立者———中国共产党方面来看，中共向来认为由蒋介石领导的所谓“国民”政府，其实是被以其为首的四大家族长期把持、藉以渔利的官僚资本政权。“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宋氏家族的排名仅次于蒋氏家族，位列第二。

由此可见，作为权倾朝野的宋氏家族唯一的男性代言人，宋子文的权柄不仅在政府内部、国际舞台受到认可，而且也得到了敌对方的承认。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由于抗战的形势变化，1944—1946年期间，国民党政权的主要目标已从抗战对敌向稳定重建转变。在这一过程中，比起略显颓势的军界二把手何应钦，顺势而起的行政院院长宋子文才是更适应时代浪潮的国民党政权真正的二把手。

四、1946—1948：陈诚为国民党政权的二把手

到了1946年，就任之初意气风发的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已被一团乱麻的国内经济弄得焦头烂额。而就在这时，另一件大事发生了。当年6月，停战令有效期刚过，国民党以30万军队围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经历了脆弱短暂的和平之后，整个中国再次陷入战争的阴云当中。

时势造英雄。宋子文巧合地赶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过渡夹缝间，顺应时政的需求担当了一次过渡时期的二把手。过渡时期结束后，国民党政权的属性再次向军事倾斜，他手中的权力是否也会因此而“过渡”出去呢？

宋子文原本长于财经、外交，至于蒋介石十分敏感且极力独断的政治、军事问题，尤其是对共政治、军事问题，或许是他从三十年代主张“积极抗日”与蒋冲突得到了教训，宋子文很少插手。青年党领袖李璜曾经提到，“宋子文始终不愿谈论政治问题。在任何宴会上，谈到政局问题时，他总是一言不发。当问及他的看法时，他的回答总是说他将遵照委员长的意见行事”[18]。

在“二战”结束前后的和平重建空气中，财经、外交是行政工作的主流，因此宋子文的职能行使尚无太大挂碍。但是到了国共内战全面爆发之时，政治、军事已经是整个国民党政权的核心，而作为行政院院长的宋子文对之仍不置一词，使得行政院的职能在实际行使中受到极大损害。

政治、军事宋子文不敢理会，一贯擅长的外交工作尤其在争取外援方面，在美国因国民党重启战端遂中止军事援助后亦无太大用武之地，唯有一心扑在财经上，专注于金融开放政策。所谓“行政领导中枢”，此时已经转变为蒋介石军事集团的“粮草官”。至此，再将宋子文视作国民党政权二把手已经不合适。

那么，新时期的国民党政权二把手会是谁呢？

提及这个问题，首先应该想到的人选，必然是宋子文之前的原政权二把手何应钦。先前受到逐渐趋向和平的趋势之影响，他的军政部部长被蒋介石剥夺，虽再兼陆军总司令，但权力已被架空，徒有两大显赫职衔，实权却大不如前。全面战争的再次降临，会是这把似乎将要被弃置的“良弓”的东山再起之机吗？

毕竟，即便失去了军政部长这个职位，他依然是堂而皇之的国民党军界二把手，如同宋子文在和平年代大展身手一样，严酷的战争正是他这样的武人重拭锋芒的好时机。

不过，就在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前夕，国民党政权内部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国民政府于1946年5月31日宣布中国即将实行宪政，军事委员会随之撤销，其所有职能改归国防部。

军事委员会撤销后，何应钦参谋总长之职自然解除；由于作为军事委员会附属部会的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亦一并撤销，何应钦陆军总司令之职亦一并解除。然而，在承担了原军事委员会职能的国防部中，何应钦并没有得到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第一任国防部部长由白崇禧出任，而似乎应归属于他的参谋总长一职，则竟为陈诚所得。

于是，一夕之间，何应钦身上只留下一个联合国安理会军事参谋代表团团长的名头。

当国共内战全面爆发之际，昔日政权的二把手、反共主力干将非但没能东山再起，反倒是被一降再降，与这场宏大的战事丝毫无涉，只能赴美履任一个毫无实权的代表团团长。

那么，在这个时候，接替他军界第二把交椅，甚至向国民党政权二把手发起冲击的又是谁呢？

新成立的国防部是中华民国军事及国防的最高主管机关。从职权来讲，国防部长白崇禧执掌着这个最高军事机关，那么他有可能是国民党政权新的二把手吗？

其实不然，考证国民党政权二把手的身份，军事权力固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参考因素，但并非唯一指标；即便以军事权力论，白崇禧此时在国民党政权内也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二把手。

派系之争在国民党内部根深蒂固，派系之见也一直深植于蒋介石心中，任命白崇禧为国防部长，是他的权谋之术，亦是他用于分化拉拢桂系的筹码。国防部真正的大权，实际上掌握在他的心腹爱将、替代何应钦出任参谋总长的陈诚手里。《国防部组织纲要》第五条规定：“国防部置部长一人，特任，其职掌如左：一、审定参谋总长所提关于国防需要之军事预算及人员物资之计划，提请行政院决定，并监督其执行。二、审议总动员有关事项。”[19]235第七条规定：“国防部置参谋总长一人，特任，掌理军事之一切计划准备及监督实施，并有关国防之各种建议。

但关于军令事宜，秉承国民政府主席之命令；关于军政事宜经国防部长提请行政院审定之。”[19]235根据这两条规定我们可以发现，首先，国防部长只有审定监督之权，而参谋总长才是负责制定、监督、实施一切军事计划之人；

其次，国防部长的审定监督之权只针对军政事宜，而参谋总长的权力则包揽了军政、军令，而且在军令方面绕过国防部长，直接对国府主席蒋介石负责。事实上，在国民政府实际军事运作中，蒋介石正是通过自己的亲信陈诚掌控国防部，进而掌控着国民政府的最高军事权力；而陈诚作为蒋介石掌管全国军队的代言人，在军事领域的权威仅次于蒋介石；至于白崇禧占据的不过是一个名义上最高长官的虚位而已。据时任国防部部长办公室的图书科长何作柏回忆，当时的陈诚“经常举行的作战会议由他亲自主持，部长不得参加；发布命令用国府主席和参谋总长的名义，没有国防部长的名分；就是有些比较重要的公文，也不给部长核阅；只是遇到不得不给国防部长知道而又无关紧要的文档，他才批示‘着送交白部长核阅’或‘白部长阅’等字样。

在当时的官场中，这样的公文批示是上级对下级的语气，含有命令的意思。正规的有礼貌的写法，应该是‘呈白部长核示’或‘呈白部长钧阅’”[20]。

由此可见，比起国防部长白崇禧，“接替”了何应钦参谋总长职务的陈诚似乎更有资格被认为是这一时期国民党政权的二把手。并且，不仅仅是参谋总长，前文已经提到，在1944年11月接替何应钦成为军政部长的，也正是陈诚。

总之，似乎早在军事委员会裁撤之前，蒋介石已经开始老谋深算地将这位前二把手曾经拥有过的所有权力，一步一步交接到陈诚手上。那么，以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契机，彻底接过何应钦大权的陈诚，能否同时接过何应钦巅峰时期的地位，成为国民党政权二把手呢？答案是肯定的。

在国民党内部，陈诚向来有“小委员长”之称。从职务来看，这一时期他兼任国防部参谋总长、海军总司令、中央军事机构改组委员会主任委员，并于1947年再兼国民政府东北行辕主任。从权力来看，他“掌握全国军事大权，可以直接秉承国民政府主席命令，统帅陆海空三军”[21]223，是战后国民政府军队整编总负责人，是1946到1948年期间国民政府军事总指挥。并且，与何应钦在抗日战争期间大多坐镇后方开会筹划，只满足于充当蒋介石的“传声筒”而被质疑没有实权不同，他频频亲临前线，督战指挥，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力。

与此同时，他的权力并不局限于军事领域，他曾任政治部长，并于1940—1944年长期担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在1945年末他以代表身份参加制宪国大，主持会议，并于会议期间，与陈立夫两人共同拟定了国民政府改组后国民党籍国府委员候选人名单；任东北行辕主任后，以铁腕手段整军，集东北党政军权于一身。至于他的个人影响力，从国民党政权内部来看，在黄埔系内他的资历和名气稍逊于何应钦，但他统领着中央军支柱之一的土木系，这是他个人势力的坚固基石，这一点是从不培植个人势力、完全笼罩在蒋介石阴影之下的何应钦所无可比拟的。同时，自1935年峨眉军官训练团以来，陈诚长期在国民党政权各类训练团中担任教育长、团长、副团长等职，主导国民党军官、干部乃至基层人员的训练工作，为他在整个政权内积攒了不少人望和政治资本。从国内来看，新华社于1948年12月25日公布的内战战犯名单中，因东北战场失利，当时已经失势的陈诚仍赫然居于第三的位置，仅次于国民党政权魁首蒋介石和大选后上位的李宗仁。从国际来看，早在1941年，他就以“重庆城的保卫者”身份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史迪威认为陈诚是中国诸将军中的一位“最强有力和最令人感兴趣的”人物[22]452；美国方面估计“在蒋介石的儿子具备条件之前，他会被看成临时继承人”[22]452-453。

五、陈诚何以能取代何应钦的二把手地位

那么，陈诚何以能取代何应钦，抹杀其再起的希望，在1946年5月31日军事委员会撤销之后成为国民党政权新的二把手呢？

首先，两人与蒋介石的私人关系是一个基本因素。陈与蒋虽偶有矛盾，但多由于意见分歧或陈办事不力，如第四次围剿苏区大失败后，陈无颜谒蒋，蒋亦不召陈；或1943年陈因觉无法胜任，力辞远征军司令长官，蒋严厉批评甚至嘲讽。无论如何，两人关系从未如蒋何关系在桂系逼宫等事件中一般，陷入根本性的信任危机。陈诚在国民党内部一向以对蒋介石忠心耿耿著称，不仅在多种场合宣示自己的忠心，号召大家效忠领袖，甚至于刻意模仿蒋介石的言行举止。

在《服从领袖的真谛》中，他讲到“如果大家愿意牺牲个人的一切，来求国家和民族的独立，自由平等，则唯有一心一德服从领袖，即一切属于领袖，一切听命于领袖”[21]133。蒋亦对陈青睐有加，一路提携重用，甚至将宋美龄的干女谭曼怡配给他为妻。谭曼怡是谭延闿的女儿，谭延闿是蒋介石的至交，是蒋介石与宋美龄婚姻的介绍人。

他在临终之时，特意将女儿谭曼怡的婚事嘱托给蒋介石，而蒋将谭曼怡托付给陈诚，由此可见他对陈之厚爱器重。对于陈诚，蒋介石曾有“中正不可一日无辞修”之语[21]92。1940年时，蒋介石曾言“军事第一”，“第六战区”第一，而此时担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的正是陈诚[23]。当陈诚力辞远征军司令长官时，蒋手谕之“现在除向你三跪九叩首之外，再无其他礼节可以表示敬意”[11]475，此固辛辣讽刺至极，但若非极为亲近垂爱之人，断不至于择此大失身份之语。而对于何应钦，蒋介石虽然一度重用，但一直怀有戒心。在1949年南京解放前不久，张君励曾向蒋介石进言，希望蒋能改变以往放职不放权、给名不给实的作风，将军事指挥权真正交给何应钦，不料蒋介石却冷冰冰地对张君励说：“你不识敬之的为人”[12]235。

国民政府已陷危亡，而蒋介石兀自不肯放权与何，由此可见他对何应钦戒心之深。因此，他并不希望国民党政权二把手的权力长期把持在何应钦手中，而是试图寻找、培养一个同样能堪重任，但更加忠于自己的心腹来接替何应钦的位置，这个人就是陈诚。

那么，既然蒋介石并不完全信任何应钦，在1938—1944年间，他为何又放任何应钦成为国民党政权的二把手，甚至于1944年夺取他军政部长职位后，仍要给予其陆军总司令的头衔，令其仍暂时稳居军界二把手的位子，以示安抚呢？

这是因为此时乃是全面抗战时期，全面战争的严峻形势客观上要求政权内部的稳定性。何应钦在国民党内，在中央系中都威望甚隆，在这个时候完全褫夺他的权力并不是明智之举，导致国民党内部人心惶惶，置本已风雨飘零的政权于更加危倾之境地。与此同时，在这一时期资历较浅的陈诚尚处于一个不断成长的阶段，对于蒋介石来说，能够在军政界人望资历俱佳，揽大权居高位而不招致非议，同时又确富军政才干，足以辅佐他戡定战时乱局的人物，除何应钦外也并无第二人选。并且，何应钦有“日本通巨头”之称[24]，与日军高级将领颇有私谊，全面抗战之前又在北平军分会、冀察绥靖公署主导对日交涉多年，对日本国情军事了解程度和与日交涉经验在国民党内能与他比肩者一时无两，这些突出的个人能力在当时对日作战的环境下非常亟需。即使抗日战争结束之后的一段时间，这位“日本通”的才干也颇有用武之地。

比如，他主导处理战后对日事务，以宽大处理为饵，与冈村宁次密切合作，垄断受降权，使国民政府在应向中国投降的130万日军中，受降达124万人，接收了大量的日军战争资源和占领区域[12]200。这或许也是蒋介石不急于在抗战结束后立即让陈诚上位，而是等到军事委员会改组才顺借东风的原因之一。

最后，何应钦个人的品性是蒋介石能容忍、任用他的前提条件。何应钦为人老成持重，谨慎小心。蒋介石深知何应钦纵有野心，却不会轻易、盲目地向自己发起挑衅。隐忍深藏的他只有在诸如“桂系逼宫”“西安事变”这种自己遭遇重大挫折、权势衰弱的时刻才敢微露端倪。汪精卫出走之后，蒋介石个人权力极度膨胀，使得何应钦纵有异心，也难生异举，故此蒋介石可以大胆任用他。

不过，陈诚之所以能取代何应钦，蒋介石的心意是主因，却并非唯一因素。时局的需要让何应钦得到蒋介石的倚仗，长期担任国民党政权或者军界二把手，然而时局的变化也使得他失去蒋介石的支持，失去了二把手的地位。

抗日战争之时，处理对日事宜是国民政府的首要问题，故此“日本通”何应钦得以大展身手。1946年中国战区受降事宜大体完成后，日本国际地位、对华影响力彻底衰退；与此同时，国共内战在即，对国民政府来说，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日益上升。

何应钦在中国远征军指挥权、统帅权等问题上与史迪威交恶，他主持军政部时严重的贪腐现象让美国方面十分不满。与之相对，陈诚却得到美国方面的高度评价。早在1944年，对何应钦非常不满的史迪威就“准备请求撤销何应钦的军政部长和参谋总长的职位，由陈诚和白崇禧分别接任”[12]191。随着中美关系重要性的不断凸显，美方意见给国民党政权的压力不断增强，何应钦与陈诚的地位也受此影响有所起落。

最终，来自国际势力的意见，与国民政府内部蒋介石心中对陈何二人的取舍意向恰好暗合；再加上随着时间的推移、时局的更替，陈诚在蒋悉心的栽培下羽翼渐丰，何应钦的才干却已不复从前之于蒋介石和整个国民党政权不可或缺。在多方因素的综合影响之下，陈诚遂彻底接过何应钦手中的所有大权，成为1946—1948国民党政权新的二把手。这种权势地位的转移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缓慢发展的过程。1944年11月军政部长一职的交替，即是陈诚向何应钦发起挑战的先声，而两年后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国防部的人事变动，则最终使两人之间的这场竞争一锤定音。

至此，经过整理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自1938年汪精卫出走降日，到1948年李宗仁当选民国副总统，在这十年左右的时间内，国民党政权的二把手从各方面来考察分别是何应钦（1938—1944）、宋子文（1944—1946）、陈诚（1946—1948）。通过考察这十年间国民党政权二把手的变动，我们可以发现，无论二把手的人选如何更替，始终出自蒋介石的旨意，皆在他一人掌控之中。直至1948年第一届国民大会召开，李宗仁无视蒋介石的不满坚持参选并最终当选中华民国行宪后首任副总统，才终于打破蒋介石长期以来对国民党政权二把手任命权的垄断。不过，李宗仁这位新上位的首任副总统的权势，和他所代表的国民党政权的气运一样，并未能持续长久。1949年10月，新中国宣告成立，刚刚登上副总统宝座不过一年有余的李宗仁不仅没能实现他在就职演说上所宣称的“削平内乱”的理想[25]，反而不得不仓皇出逃寻求自保，于11月20日“托言就医经由桂林经南宁飞赴香港”[26]。

两周之后，又借口胃疾复发，须出国治疗，乘包机远遁美国。

至于全面溃败的国民党政权，则最终不得不退守台湾及附近的几个小岛，由一个全国性政权沦为一个风雨飘摇的地方政权。

故此，李宗仁之后，国民党政权困守台湾之后的二把手问题，不再在本文考察的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