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雪季来临，东北旅游又“火了”。延边延吉，这座长白山下的边境城市，有着浓厚的朝鲜族风情，一度成为旅游“热门”。

然而，在游客看不到的地方，这座城市还有着它难以言说的另一面。

2024年秋天，一个坐落在东北边境村庄的老年食堂，在互联网上出了圈。流传的照片显示，众多白发苍苍的老人盘腿聚在一个屋子里，围着几个大桌子吃饭，喜庆得像参加婚宴。

不同的是，每顿逐渐提升至六菜一汤的餐标，只收每名老人2元钱。

六菜一汤的餐标，只收2元钱 / 南风窗记者朱秋雨 摄

这里是吉林省延边州和龙市。项目的推动者之一，出生在北京农村的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昭德基金主任李红霞回忆，2年前第一次到吉林调研时，她为衰老的边境村落感到震惊。有些村里，一半以上都是60岁老人——这还不是极端情况，极端情况下，一个村可以100%都是老人，连中年人都没有。

龙门村 / 南风窗记者朱秋雨 摄

衰老首先导致的是“放弃”。体力不支的老农放弃了种地，将地租给了种粮大户；孤独的老人放弃了出门，因为不想费劲地走在冰地里找人说话；留守的老人放弃了做营养大餐，转而每顿饭变成了凑合、对付。

如果不是李红霞团队的发现，这些默默发生的“放弃”将随着呼啸的大风被掩盖，2元食堂也就不会在东北边境村率先诞生。

但这同时是独属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故事。这个以朝鲜族为特色的自治州，占有吉林省1/4的土地，却很早拥有了比吉林省平均水平更高的老龄化率。2023年，近30%的人口都是60岁以上的人。

在这座人口日益衰退的城市里，老人成为了各种场景的主角。留在延边州的人，不得不面对着同一个现实：低生育率和老龄化已成趋势，人总要学会与衰老共处。

老去的村庄

从远处看，和龙市龙门村与一些人烟稀少的村庄没什么不同。过去30年间，这个藏在林地与丘陵间的村落，经历了年轻人口的不断外流，只剩下安静的稻田、黄牛和朝鲜族特色的歇山式瓦房。留守在村里的人越来越少，越来越老，三个屯渐渐合并成一个龙门村。

龙门村党支部书记张春雷，汉族人，1983年生，几乎是村里最年轻的人。

12月初，张春雷带我去村里的一个食堂吃饭。这个食堂从今年8月起，每周四、五、六的中午开饭，运营不足5月，但故事却可以从很久以前讲起。

张春雷的双颊露出阳光晒就的红晕，他说自己从小就早起帮家人干农活，尤其喜欢春天翻黑土的味道。现在，他总是开着一辆日系皮卡，拉着农作物在村里转悠。

2018年，在龙门村土生土长的张春雷发现，村里七八十岁的高龄老人越来越多，看着他长大的叔叔阿姨一下子全变成了老头老太。

村里的高龄老人数量增加 / 南风窗记者朱秋雨 摄

逐渐地，村庄有了独属于老年人的“烦恼”。比如，他经常收到电话，来电的那头表示自己搬不动柴火等重物，需要村委会或网格员的帮助。

从这时开始，张春雷下定决心，今后的重点任务只有两个：一是壮大村集体经济；二是让老年人老有所依。截至9月，龙门村1526位户籍人口，只有303位常住在村，其中60岁以上老人160多人，占比超过半数。

而开头提到的李红霞，在2022年到延边州边境村后，也下了一个决心，最终助力建起了一座老年食堂。

工作人员为居家老人打包餐食 / 新华社记者张楠 摄

李红霞遇见过一位失去伴侣的空巢老妇人，对方每天的食物一成不变。早餐就独自啃着女儿买的压缩饼干，午饭就吃延边的大煎饼。唯一可能的变化是院子里的蔬菜。老人在自家菜园里种着黄瓜和西红柿，这是她认为的好东西。

这不是特例。李红霞发现，边境村民普遍收入不高，又进入高度老龄化阶段，老人的饭桌却越来越简单。朝鲜族老人喜欢吃泡菜和酱汤，伴着酱和咸菜，一锅米饭可以对付好几天。

孤独被看见后，2023年11月，改变在稻田飘香的海兰江畔悄然发生。

多方关注和支持下，龙门村被选为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的试点村，开启了一周一次的老年食堂运营试点，资金由基金会提供。如何给老年人换着花样做菜，如何保证厨师的供应，并确保运营成本在预算范围内，都是这期间摸索出来的。

近一年的摸索期过后，到了2024年8月，老年食堂正式在龙门村“开业”，每周开餐三天。与人们心中的食堂概念不同，这里更像一次群众的聚餐——50余位老年人围在5个大圆桌前，热闹地分享着五菜一汤。

老人们热闹地分享着五菜一汤 / 南风窗记者朱秋雨 摄

负责做菜的、处理后勤的都是60岁以上的村里老人。我去的那一天，老年食堂做了番茄炒蛋、青椒炒鱿鱼、土豆鸡块、香干炒芹菜、豆腐明太鱼汤，全是热乎的、煮得软烂的口感。饭罢，女性老人会与伙伴团聚在太阳底下聊天，男人们则去打门球。还有一些老人，自愿留下来收拾碗筷。

当然，他们没忘掏出兜里的2元现金，用于支付午餐。

不可逆的老龄化

和张春雷的感受一样，衰老是一瞬间的事。人似乎还没反应过来，一下子就老了。城市也是这样。

在延边州，从小在这里生长的人都有印象，自1992年中韩建交以来，年轻人口外流的速度越来越快，尤其在农村地区。延边大学一篇论文曾指出，在延边，越靠近边境线，人口流失越严重。论文调研的109个边境民族村中，常住人口平均年龄为51.3岁。

与中原城市不同，延边的人口外流，首先源于朝鲜族自带的“优势”。我国延边州的大量朝鲜族人，与韩国语言相通，而地理距离上，两地飞行时间仅2小时许。过往30年来，随着韩国一步步放开对朝鲜族的务工签证，一波波中国青壮年向韩国走去。

这一人口流动模式，在国内也是独一无二的。张春雷等多名当地人都发现，近年来，因朝鲜族外出打工的人过多，当地的消费水平也被拉高了。原因是韩国工资普遍更高，朝鲜族崇尚及时行乐，回国也愿意消费。在延边州，中国朝鲜族人真正实践了“国外挣钱国内花”的模式。

中国朝鲜族人实行“国外挣钱国内花”的模式 / 新华社记者杨文斌 摄

年轻人大量外流，老龄化成为了当地无可回避的命题。据延边州老龄办综合处处长张宏淼所说，21世纪初，延边州60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比约为15%，刚好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达到联合国定义人口老龄化社会的标准。

但是，“超过杠后就再也没回去过”。这20年来，他回忆，“延边州人口老龄化的速度逐年加快，尤其是近两年更快，这与放不放开生育政策无关”。

他以朝鲜族为例，过往该少数民族不受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但多数家庭也只生一个小孩。2023年，延边州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高达29.6%。

人口流失还带来另一个副作用——地方财政大缩水。张宏淼介绍，与东北的许多城市一样，上世纪60年代，延边州经历过人口井喷，那是建设边疆的国有林业局带来的。当时，延边州有共计8个林业局，就业人口达五六十万，采用“企业办社会模式”——职工的户籍、教育、医疗等都由企业包办，而非地方政府承担。

延边州的树林 / 图源：图虫创意

进入21世纪，国企改革后，企业包办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多数东北国企陷入泥淖，参与建设的人们却纷纷老去。“他们这部分人口现在纳入地方财政规划，虽然表面是增加了人口，但增加的都是老年人。”张宏淼叹气。一批退休工人给地方带来了沉重的社保、医保支出，却没有相对应的税收增量。

诸多条件限制下，开办老年食堂在欠发达地区显得有些奢侈。2023年末，民政部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行动方案》（以下简称《行动方案》）以后，延边州多地才新设了老年食堂。

例如，张宏淼所在的州府延吉市，现已建成了18家公建民营民膳食堂。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上海早在2023年底，社区老年助餐服务场所已有1926个。

张宏淼坦言，这些老年食堂无一不面临着相同的难题——运营成本与收入不成正比。彼时我们正在延吉市中心的百货大楼采访，他举例，“这附近两个社区也建食堂，干了几个月，全关了”。

老年食堂面临着入不敷出的难题 / 新华社记者李然 摄

作为惠民项目，老年食堂对外收费低，但水电成本、厨师成本等支出却很高。目前，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都未对老年食堂运营提供后续的资金保障。

“单靠我们本地政府，确实很困难，”张宏淼说，“它的投入需要铺的摊子太大，而从财政支出角度来看，它也不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选择的困难

相较于地方政府的有心无力，李红霞在2023年末下发的《行动方案》中看到了希望。

过去，为边境村建设老年食堂是出自个人朴素的愿望，她却一直受困于多地食堂难以持续运营的症结，迟迟未开启项目。

民政部文件给了她清晰的思路。“其中提到，个人出一点，企业让一点，政府补一点，集体添一点，社会捐一点。”李红霞记得清楚，“如果我们汇聚大家的力量去做这件事情，资金就会变得有可持续性了。”

思路是打开了，但李红霞此前也没运营过食堂，有太多意想不到的障碍还等着她。比如，项目组咨询了北京一写字楼地下食堂的承包商，才发现建设一个符合监管条件、基础设施等标准的食堂有多难。“（标准流程）其实在村里都很难实现的”。

建设一个标准的食堂并不容易 / 图源：图虫创意

参差与落差也在具体的村落里发生——李红霞与延边州老龄办秘书处处长崔华等人走访了多个村落，发现每个村书记对老年食堂是否值得做，看法也有很大区别。

张宏淼也记得，调研时遇到好些“老提困难的村”，村干部称无法召集足够多的老人前来吃饭。

还有食堂的定价。李红霞团队做调研后发现，如果农村地区的老年食堂每顿超过5元，那么老年人付费吃饭的意愿将大大降低。而事实上，营养丰富的一顿饭，即使是成本价也较难低于5元。

于是，比投入资金更难的条件接连出现了：要想老年食堂长期运营，既要符合农村的现实状况，又要选择有足够多老人的村落，还要确保老人都能积极参与，公益与民生项目不能“好心办坏事”。

正在老人食堂用餐的老人们 / 南风窗记者朱秋雨 摄

答案通常在调研足够多的样本量后自然形成。李红霞多次实地考察后，对开设老年食堂的村庄设置了相应条件——村庄常住人口老龄化率需要超过50%，村里有30位以上老人能固定在老年食堂就餐。

与此同时，她发现，人是其中最大的变量。

选择在龙门村试点也正因如此。“如果其中的人没有强烈的意愿，我们这个项目是很难落地的，我们也不能强加人家说要给你建个食堂。因为这需要村里做很多工作，需要当地政府部门很重视和积极推动……”

与衰老共处

早已进入高度老龄化的延边州，的确有其对待老人与众不同的一面。翻开2021年修订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实施细则》，条例中有诸多省市都没有的细腻规定。

例如，第二十五条细致地写道，老年人再婚共同生活的，任何一方处分个人财产时，应当根据对方的经济状况，为对方保留一定份额，保障对方的基本生活。

再如，第二十九条写道，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单位等应重视发挥老年人的专长，为老年人参与经济社会活动创造条件，提供方便。

还有重要的第七条是，各级人民政府考察、使用领导干部，应当把敬老、养老、助老和发展老龄事业工作情况作为一项重要考核、用人条件指标。

延边州 / 图源：图虫创意

唯一的空间，只有在一些不那么花钱但同样重要的事上。1984年，延边州第一个州老龄协会成立，并很快实现市、县、乡（镇）、村（社区）四级老年人社会组织全覆盖。现在，在高德地图上搜索，延边州任意的企事业单位，例如卷烟厂、林业局，都建立了老年协会。

“延边州是全国各县市中唯一一个老年协会建制非常全的地方。”李红霞初到延边州时，也曾为这样的机制感到惊讶。

“这些老龄协会落得又扎实，所以我们去到每一个地方都能遇到当地老龄牵头人。”

至于为什么是延边州达成了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成果，出生在黑龙江的汉族人张宏淼告诉我，这既是因为从1980年代开始，当地领导对老龄工作较为重视，也与当地是朝鲜族地区有关。

从1980年代开始，当地对老龄工作较为重视 / 《芒种》剧照

朝鲜族素有爱老、敬老、助老的传统。同时，退休老人们更乐意颐养天年，而非为儿女的人生担忧。“朝鲜族是到60岁我该玩玩，有钱我就吃喝，这是他们认可的生活方式。”

这类观念，让朝鲜族老人倾向于在晚年过丰富的生活，对精神文化活动有很高的需求。这些需求让老年协会在各市、县、乡蓬勃发展。

也正因为张宏淼口中的民族“文化差异”，2010年前后，延边州开始在全州推广建设养老大院。模式是各村集体筹集资金，当地政府提供少量现金补贴，建设供老人活动、聚餐和休闲的场所。

有的村为老年人翻新了一个大院，没钱的村委会则进行原地改建，在日常办公地方分出部分场地。总之，截至2024年，延边州共建有1051个农村居家养老服务大院，实现了所有村落的“全覆盖”。

龙门村的养老大院 / 南风窗记者朱秋雨 摄

龙门村的养老大院就在村委会的旁边。一个是新铺的绿茵门球场地，长20米，宽15米；另一处是一座朝鲜族民居，是张春雷在2019年筹集村集体和各方补贴，花了35万重新装修的。

现在，它里面干净如新，设有无障碍厕所和厨房。四方形的一角还摆放着书架，夹带着各类中文和朝鲜语书，既有农业机械实用手册，也有中国旅游书籍，还有防癌书目。

高处的大白墙上，贴了好几张老人们的大合照。

照片里，她们穿着华彩的民族服饰参与文艺汇演，嘴角齐齐上扬，笑得很灿烂。

可持续的难题

再看一眼龙门村吧。

这个村落由过去的三个屯合并，人烟分布在上上下下的丘陵之间，因此乡道上很难见到人的痕迹。在冬天的延边，河面结冰，商铺闭店，稻田里只剩下金黄的秸秆，像在天地间铺了层羊绒地毯。

只有在龙门村养老大院周围，才有村里人从四面八方赶来。这里的朝鲜族老人爱打门球，农闲时一天能从上午9点打到下午3点。8月起，老年食堂每周开餐后，越来越多村里人开始往这边跑。空气里充溢着热热闹闹的快乐。

在落地实践后，龙门村的老年食堂逐渐给边境村公益助餐模式探索了一条新路。首先，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在腾讯公益启动的“边境老人的午餐”公益项目，将负担2万元的食堂装修及设备费用。接着，李红霞介绍，为了节约成本，边境村运营以村民为主，厨师也选择聘请村民而非外部运营商，以适应当地人的口味。基金会将对两名厨师提供每人1000元/月的补贴，餐费按老年人6元/顿的标准支付。此外，食堂日常燃油费、水电费按5000元/年补贴。

龙门村村民委员会 / 南风窗记者朱秋雨 摄

如果出现额外费用，则由村集体承担。无论如何，老人只需支付2元/顿即可吃饭。李红霞说，他们预计短期内在延边地区建立5所老年食堂（目前已建2座），未来还将在云南、广西边境地区推广。

不过，即使前路已经清晰可见，李红霞和张春雷还有各自的担心。张春雷告诉我，基金会对老年食堂的资金支持共计3年。“像我们东北人说的，‘要饭也不能要一辈子’。人家已经给你搭好这个平台了，以后要自己往下走。”

张春雷正对接公益机构、州政府等外部力量，研究着如何利用当地优势产业和旅游资源，进一步扩大村集体收入。将来，食堂的运营和维护，都须依靠村集体收入。

食堂的运营和维护以后都须依靠村集体收入 / 南风窗记者朱秋雨 摄

李红霞也算过一笔账，如果能通过外部社会的助力，帮一个村庄每年创收10万—15万元，基本就能解决村里老年食堂独立运营的问题。

只是，在这个年轻人口净流出的村庄，张春雷成为村委会成员中最年轻的人资源和办法都比较有限。他有时候也会担心：“我可能与外界接触得还不够，也可能会落伍，10年后也可能会老，有时候做的决策也不一定完全对。”

于是，他相信的一点是，乡村振兴首先是人才的振兴。张春雷在皮卡车上和我盘算，过去10年来，村里新出生的婴儿只有4人。而近两年来，愿意从外面回村的年轻人只有1个，他侄子，现在是黑土地上的“飞手”，专门为农民驾驶为稻田打药的无人机。

只有吸引更多年轻人回来，共同为村庄发展做一些事，村集体才会重现活力。这是老年食堂之外，张春雷考虑的另一件大事。

在延边州老龄办工作多年的张宏淼评价，政府之所以欢迎多方共建老年食堂，首先是因为“这是一种有意义的路径探索”，但“结果到底如何，确实需要很长时间的验证，由更高层面进行推动”。

正在养老大院里活动的老人们 / 南风窗记者朱秋雨 摄

无论如何，坐落在龙门村的养老大院，给了当地人新鲜的希望，这既是一种关于细碎的需求被照见的希望，也是一种与外部连接的希望。如张宏淼所说，在有限的空间里做出探索的努力依然重要。“毕竟，我们都有老的一天，如果我们现在做好了，将来也会受益。”

12月5日，和妻子一起准时来食堂吃饭的张国庆，挺着直直的腰板对我说，他今年已经75岁，在黑土地上种了60年水稻，从没离开过。

2020年，他突然得了帕金森，全身抽搐，也没法种地了。老婆也有高血压，靠吃药维持，两个女儿都出去工作了。他终于咬咬牙，把家里的四亩田地租了出去。

龙门村的土地 / 南风窗记者朱秋雨 摄

年至古稀，张国庆最在意的还是收入。他算了笔账，租地加上国家补贴，一年有2000元，他和老伴的农村养老金一个月各有120元，一年就是近3000元，加上他享有独生子女补贴和女儿偶尔的支持，两个人年收入共计近7000元。

“勉勉强强能过。”他笑呵呵地说，长脸露出了宽牙缝。

“我们要谢谢优待，一年生活一种困难。（村里）有食堂的话，我们基本能跟上生活队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