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24日，南开大学发出讣告：

古典文学研究专家、诗人叶嘉莹因病去世，享年100岁。

在叶嘉莹的身上，曾被冠以多个名号，诸如南开大学讲席教授、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以及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等等。

有人称她为“诗词的女儿”，也有人赞她是中国最后一位“穿裙子的士”，叶嘉莹的百年人生和诗词成就，足够被人尊称为一句“先生”，是超越了性别界定所带来的敬重。

叶嘉莹生于动荡，长于战乱，一生都在四处漂泊，辗转数地，直到晚年才回国定居，得以安稳，她经历过生离，也面对过死别，更亲眼见证和体会到了新中国的诞生与发展。

叶嘉莹17岁丧母，24岁步入婚姻殿堂，满心以为自己收获了爱情，实则却是满目悲凉，一地鸡毛。

中年时期的她和丈夫感情破裂，在承受情伤痛苦的同时，又遭到了丧女的打击，她的苦难从时代的起伏逐渐转移到了个人身上。

“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

而这正是叶嘉莹一生的写照，时代的动荡加上家庭的折磨，无一不让她痛苦万分，但她最终又能从这份沉重的痛苦中挣脱出来，借用诗词的力量振作人心，传播文化，何其旷达？

在动荡中成长

1924年，叶嘉莹出生在北京一个传统书香世家，本姓叶赫那拉，喜欢看清宫剧的朋友们相信对这个姓氏不会感到陌生，叶赫那拉是清朝时期的大姓，其中有两个人物鼎鼎有名：

一个是纳兰性德，另一个则是慈禧。

随着清政府的推翻，中华民国的建立，满族姓氏也就发生了简化，叶赫那拉那就简化成了“叶”。

叶嘉莹祖父是光绪时期的进士，父亲则是北大英文系的高材生，一家子文化人，其伯父也是学识渊博，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后来还专门钻研中医。

叶家以诗书传家，家中无论男女都是从小接受过文化教育的饱读之士，尽管叶嘉莹出生时已经处在了一个动荡时期，一个新旧文化交替的时期，但叶家仍是一个被汉文化同化的大家庭，一直信奉儒家思想。

“无论是我伯父、父亲，还是伯母、母亲，甚至于连佣人之间，大家讲话都是心平气和的，家里永远都很安静。”

在这样的家风熏陶下，叶嘉莹看的最多的，就是一家人吟诵诗词，谈论古诗，比起关注时局，叶家显然更关心文化的传承。

因此她很早就开始启蒙，三四岁时跟着长辈牙牙学语，六七岁时诵读《论语》，到11岁时，就开始跟着伯父学作诗了。

1935年，叶嘉莹考入北京市立女二中，两年后七七事变，全面抗战打响了号角，此时的叶嘉莹才13岁。

对当时的叶嘉莹来说，战争的残酷已经摆在了她的面前，父亲跟着公司迁移，却就此失去了音讯，她和母亲只能相依为命，在伯父的教导下长大。

1941年，17岁的叶嘉莹考入北京辅仁大学国文系，也就是在这一年，母亲到天津做手术开刀感染，在回北京的途中去世了，这对尚且年幼的她来说，无异于一个晴天霹雳。

瞻依犹是旧容颜，唤母千回总不还。

凄绝临棺无一语，漫将修短破天悭。

悲痛万分的叶嘉莹写了《哭母诗》聊以抒怀，却始终走不出丧母之痛，但父亲下落不明，母亲撒手人寰，尚且年幼的叶嘉莹担起了长姐如母的重担，一边上学，一边照顾着家里的两个弟弟，生活有多艰难自不必言。

生活虽苦，但叶嘉莹的精神世界极为饱满，大学第二年她得到了顾随的赏识，除周汝昌外，叶嘉莹也是他最得意的弟子之一。

战乱动荡的年代里，叶嘉莹和父母生离死别，这是她不幸的地方；但于乱世之中，她还能徜徉在知识的海洋里，领略古典诗词文化的魅力，这又是她幸运的地方。

1945年，叶嘉莹顺利毕业，并由此开始了她的教育生涯，先后收到了三所中学的招聘，在讲台上一站就是70年。

工作期间，经过中学时代的老师介绍，叶嘉莹认识了赵东荪，对方对她一见钟情，穷追不舍，甚至愿意为了她往返于秦皇岛和北京，导致最后丢了工作，这让叶嘉莹深感自责。

本质上来讲，叶嘉莹其实并没有爱上赵东荪，比起爱情，她更觉得自己有愧于他的深情厚爱，累他丢了工作后，她更觉得自责惭愧。

于是当赵东荪提出结婚时，叶嘉莹答应了，这个决定当时还不出是对是错，但从几十年后的今天来看，叶嘉莹真是大错特错，以至于造成了未来十几年的痛苦悲哀。

1948年，叶嘉莹和赵东荪结婚，没多久国民党军队就在战场上节节败退，而在此间任职的赵东荪也不得不奉命调往台湾，叶嘉莹也只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随着丈夫一起移居到了台湾。

那时的叶嘉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在台湾的那些年，会成为她一生中的至暗时刻。

在婚姻中涅槃

来到台湾后，叶嘉莹在朋友的介绍下到彰化女中任教，一年后他们生下了大女儿赵言言，此时的生活说不上繁荣，但至少平安顺遂，赵东荪也还是个正常人。

然而平静的生活很快就被打破了，19949年12月，赵东荪被怀疑为“匪谍”，继而被投入大狱，作为妻子的叶嘉莹也受到了连累，不仅被关押了起来，就连工作也丢了。

不久后叶嘉莹得到了获释，赵东荪却仍然深陷牢笼，叶嘉莹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女儿，只好寄居在亲戚家的走廊打地铺，那种寄人篱下的难堪可想而知。

后来她在堂兄的介绍下，去了台南的一所私立女中任教，白天她要上班，晚上又要照顾女儿，那段时间简直让人心力交瘁，疲惫不堪。

1953年，赵东荪总算被放了出来，夫妻团聚没多久，他们就有有了第二个女儿赵言慧，本以为能松口气的叶嘉莹，却迎来了更为惨烈的折磨。

1954年，经许世瑛、戴君仁介绍，叶嘉莹进入台湾大学任教，次年被聘为专任教授，又在淡江大学、辅仁大学兼职讲授诗选、词选、曲选等课程，可谓身兼多职。

被关押三年的赵东荪，再不复之前的温柔体贴，反而性情大变，成了一个暴躁、凶狠、情绪极其不稳定的家暴男，稍微不高兴就对叶嘉莹拳打脚踢，最后连工作都干不长，这就导致一家几口人的生计全都落到了她一个人的身上。

那时的叶嘉莹，仍然受到了旧式教育的影响，加上和父亲重逢，有还有2个女儿，所以她一直没想过离婚这件事，哪怕在痛苦的时候，想到了死亡都没想过彻底分开，这何尝不是另一种悲剧呢？

众生造众业，各有一机抽。

王安石的这句诗，给了叶嘉莹当头一棒，也让她在这段痛苦婚姻中焕发了生机，诗词赋予了她另一种磅礴的生命力量，也让叶嘉莹意识到：

婚姻其实只是人生中的一部分，当你的眼光足够长远，世界足够丰富之时，它的占比只会越来越小，最终不值一提。

失败的婚姻成了叶嘉莹事业上的磨刀石，她不再郁郁不得志，不再将精力倾注在这段不堪的感情当中，反而全身心投入到了古典诗词的研究和教学中。

教书育人、诗词研究、文化传承，成了叶嘉莹全部的感情寄托和精神向往。

她在台湾待了十几年，做过中学老师，也当过大学教授，她的诗词课始终深受广大学生的喜爱，席慕蓉更是她的头号粉丝。

1966年，叶嘉莹应邀前往美国讲学，期间丈夫和两个女儿都跟着一起去了，或许台湾是赵东荪的失意之地，这一次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让他产生了离开的念头。

“我先生因为被关了那么多年，幸而放出来了，他离开了海军，没有找到工作。他不想在台湾待了，看到我有机会出去，就坚持让我把孩子先带出去，他也就能出去了。”

1969年，叶嘉莹举家移民到了加拿大温哥华，半年后成为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生活逐渐安定下来，此时的她已经45岁了，不再期待婚姻的和睦，反倒和赵东荪和平相处了。

人到中年，再谈感情都是虚幻的，叶嘉莹除了专心学术，最大的憧憬就是一家人平安无事，奈何就连这点愿望都没能实现。

1976年，大女儿赵言言与女婿遭遇车祸，双双罹难。

从来天壤有深悲，满腹酸辛说向谁。

痛哭吾儿躬自悼，一生劳瘁竟何为？

35年前，叶嘉莹送走了母亲，35年后，她竟白发人送黑发人，眼看着女儿和女婿的离去，怎能不痛？

世事无常，人有悲欢，叶嘉莹遭遇了太多的生离死别。

1978年，叶嘉莹在报纸上看到中国学校需要教师，她立马就写了一封申请信，希望能回国教书，并且不需要任何酬劳，自费差旅。

1979年，申请得到批准，叶嘉莹可以利用假期时间回国讲学，在这之后，她便多次辗转于天津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数十所高校，直到2002年获得在华长期居留证。

对叶嘉莹来说，诗人、教授、诗词研究者的这些名号，其实都是浮云，只有教书才是她一生的追求所在。

“我这一生没谈过恋爱，结婚不是我的选择，去台湾也不是我的选择，留在加拿大温哥华不是我选的，这是命运。只有回国来教书，是我唯一的、我一生一世的自己的选择。”

在名利中超脱

2008年，与叶嘉莹纠葛半生的丈夫赵东荪去世，一旦一个人死了，再大的错误都会被释怀，毕竟就连叶嘉莹自己都说：

一握临歧恩怨泯，海天明月净尘埃。

对她而言，赵东荪早就不是她人生的首选了，教书和诗词才是她的重中之重。

2013年，临近90岁的叶嘉莹再也适应不了异国奔波的辛苦了，于是她正式回国定居。

2015年，叶嘉莹正式定居南开园，并创办了中华诗教与古典文化研究所，次年，她荣获“影响世界华人大奖终身成就奖”，被公认为是在海外传授中国古典文学时间最长、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华裔女学者。

但这些身外之名对叶嘉莹来说，从来都是不重要的，名和利都不是她所向往的。

早在1993年，她就捐出了一半的退休金设立“驼庵奖学金”和“永言学术基金”，用来纪念恩师和女儿，同时鼓励所有好学的年轻人。

从2016年起，叶嘉莹又陆续变卖了两处房产，加上自己的稿费、版权费以及财产，全都捐赠了出去，累计捐赠3568万元，在南开大学设立“迦陵基金”，用以推广诗词教育。

晚年的叶嘉莹生活简朴，大女儿早逝，小女儿在加拿大生活，她送走了父母、女儿乃至丈夫，最终又在一片祥和中送走了自己。

叶嘉莹从出生到死亡，刚好是一个世纪，她见证了一个百年的岁月变迁，也历经了世事沧桑，更送走了许多亲朋故旧。

在她的百年人生中，唯有诗词始终相伴左右，给了她坚持下去的勇气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