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79年十一月，在杜预、王濬、张华等人的反复劝谏下，司马炎终于下定了灭吴的决心。

按照羊祜生前谋划的战略，司马炎共调动了六路大军，七个都督区的兵力。

其中：

这套配置堪称豪华：七位主要的参战将领有四人假节，六人是都督区主帅。

其中司马伷都督徐州军事，假节。

王濬都督扬州军事，假节。

胡奋都督江北军事，假节。

杜预都督荆州军事，假节。

王濬和唐彬都是都督区主帅，但不假节。王濬监梁、益二州军事，还兼任益州刺史。

唐彬监巴东军事。

不是都督区主帅也不假节的只有王戎。王戎的官职是豫州刺史。

当时都督豫州诸军事的是汝南王司马亮，但司马亮并未参与伐吴。

六路大军共计二十余万人，只有王濬和唐彬这一路的兵力有明确记载为五万。

说明一下“假节”：

“假节钺”代表皇帝的出行，凡持节的使臣，就代表着皇帝亲临，象征皇帝与国家，可行使相应的权力。武将“假节钺（或假黄钺）”的话，他在战时状态就不必左请示、右汇报，可以直接斩杀自己军中触犯军令的将士。 在晋朝之前，假节、假节钺是同等的地位，只是礼仪不同。例如，假节的辛毗可以依据皇命而约束假节钺的司马懿。 从晋朝开始，“假节钺”成为级别最高的君王授权方式。拥有了“假节钺”的权力，不但可以随意斩杀触犯军令的士卒，还可以代替君主出征，并拥有斩杀节将的权力。

其余各路只能大致估计为：杜预：五万，王濬：五万,司马繇、胡奋、王戎：各约三万左右，可以看到，虽然参战将领都是高配，但在兵力上，司马炎并未孤注一掷。

毕竟十六年前的灭蜀之战，司马昭仅调用了关中、陇右两个都督区，四支军队，总兵力就达到了二十万左右。

如今晋国的实力远高于当初的魏国，七个都督区若倾巢出动，五六十万大军还是凑得出来的。

可见，司马炎留了很大的余力，万一战事不利，各都督区仍能就近派遣兵力增援或防备东吴反攻。

各统兵将领分属不同区域，虽然有重号和杂号，假节和不假节的区别，但级别整体上相差不大。

因此，司马炎决定指派一位官职高、资历老的重臣作为主帅，节制伐吴诸将，协调各军统一行动。

这个人就是太子太保、太尉、录尚书事、鲁郡公贾充。

司马炎加封贾充为大都督，假黄鉞，使持节，总统六军，并一次性赐给贾充一万名步兵、两千名骑兵及长史、司马、参军等一百多名属官。

但贾充一直坚决反对伐吴，于是便上表推辞，说：“当前西部和北部边境都不安定，粮食收成也不好，现在起兵灭吴恐怕不是时机。臣年老昏聩，无法担此重任。”

司马炎只回复了七个字：“君不行，吾便自出。”

你不去，我就亲自去。

贾充不得已，这才不情不愿地接受了诏书和节钺。

司马炎命冠军将军杨济做贾充的副手，两人一起赶赴襄阳屯驻。

司马昭在灭蜀时，为了防止某一位将领权势过重，设计了一套四路大军，五位将领彼此牵制，互不统属的南征架构：邓艾、钟会、诸葛绪、刘钦、卫瓘五人，都直接归司马昭指挥，没有上下统属关系。

这样能有效杜绝某位将领缺乏监督，兵权集于一身的情况，但也容易激化各统兵将领之间的矛盾，造成互相扯皮、争功，难以形成合力的弊端。

此次司马炎设计的灭吴架构与司马昭当年完全相反，司马炎不直接指挥任何一位将领，且参战将领之间是有上下统属关系的。

这是一套主辅明确的三级结构：

他们有权处置与灭吴作战相关的一切事务，但只是级别高，兵权并不重。

贾充没有自己的嫡系部队，直属兵力也太少，一万两千名步骑兵还都是司马炎从禁军中临时抽调的，对朝廷构不成任何威胁。

王濬和唐彬的船队路过荆州要接受杜预的节制，到达扬州境内要接受王濬的节制。

但沿途的杜预、胡奋、王戎等人，都要拨出一部分兵马交给王濬。

这样一来，王濬手中的兵力肯定会超过其余所有参战将领，成为当之无愧的主力。

他兵权重，但地位也最低，贾充、杜预和王濬都有权节制他。

而且司马炎还外放冯紞为汝南太守，让冯紞汝南郡的守军登上战船，跟随王濬进军。

冯紞不仅明确反对伐吴，还是贾充的死党。

特意把冯紞这样一位王濬的政敌派到王濬手下，司马炎防备、监视王濬的意图不言自明。

可见，司马炎吸取了司马昭当年灭蜀的教训，对各将领的职权和位次都做了明确的划分，以防止再出现争功、夺权，继而互相构陷的情况。

王濬手下的水军不仅数量多，战斗力也堪称无与伦比。

杜预就任荆州都督区主帅才只有一年多，王濬也是两年前陈骞被调回洛阳之后，才离任豫州刺史之职，转任扬州都督区主帅的。

他们在辖区内都根基尚浅，手下的兵将也大多是羊祜、陈骞这些前任留下的底子。

而王濬从巴郡太守、广汉太守到益州刺史，已经在蜀地经营了十余年。

光训练水军、打造战船就筹备了七年之久。

此前，巴郡的百姓苦于繁重的兵役和赋役，生了男孩都不愿意养，弃婴很多。

直到王濬到任后减轻役赋税，鼓励生育，才杜绝了这种抛弃男婴的恶习。

听闻王濬准备伐吴，巴郡百姓都争着送儿子去服兵役，还嘱咐道：“是王府君生养了你们，上了战场一定要尽力，不要怕死。”

公元280年正月，王濬率先从成都发兵，并在永安与唐彬会合后进入吴国建平郡境内。

大军迅速攻克巫县、丹阳等地，生擒丹阳监盛纪。

建平太守吾彦此前曾请求孙皓往建平郡增兵，但被孙皓拒绝。

吾彦只好自行铸造了很多条铁链横跨在江面上，又暗中把一丈多长的大铁椎放置在江中，以阻挡晋国的战船通过。

但这些情况王濬早已经打探清楚，所以在出征之前就准备好了应对之法。

他专门命人扎了几十个大木筏。

王濬挑选出水性好的士兵乘着木筏为船队开路。

木筏撞到铁椎就会被铁椎刺穿，然后带着铁椎一起顺流漂走。

每艘战船的船头上都有一个灌满麻油的火炬，火炬硕大无比，史载“长十余丈，大数十围”。

遇到铁链拦江，只需点燃火炬，不一会儿就能将铁链烧断。

就这样，王濬的船队一路畅通无阻地进抵建平郡的治所，也是东吴最靠西的沿江军镇——信陵城下。

吾彦据城坚守，誓死不降。

王濬亲自指挥众军强攻了几次仍无法破城，只好放弃信陵，继续向西陵进发。

西陵是东吴西路防线的核心重镇，城墙比信陵更加坚固，守军也更多。

但战前杜预已使用离间手段诱使孙皓将西陵督张政免职，改命镇军将军、武昌监留宪接任西陵督。

留宪匆忙上任，城防不熟，将士怨愤，军心动荡，这大大削弱了西陵的防御强度。

同年二月，王濬和唐彬攻陷西陵，斩杀吴征南将军成据、西陵督留宪、西陵监郑广和原前将军、武陵太守钟离牧的儿子水军督钟离徇。

西陵一破，荆州门户洞开，沿江各城镇更是人心惶惶，一片震恐。

王濬趁热打铁，极速东进。

西陵城破仅两日后，王濬和唐彬就连续攻克了宜都郡的治所夷道和荆门两座坚城，斩杀了陆抗的长子夷道监陆晏和虞翻的儿子宜都太守虞忠。

于此同时，杜预和胡奋分别率军到达江陵及公安城下。

胡奋全力攻城，杜预兵分三路：杜预自己带着主力大军围攻江陵；

命参军樊显、襄阳太守周奇等人沿江西上，逐一拔除东吴设在荆门和江陵之间的岗哨和营寨，以接应王濬；

命牙门将周旨、伍巢等人率八百名精兵趁夜渡过长江，袭扰乐乡城外的村镇，同时四处放火，摇旗鼓噪，大造声势，震慑城内的守军。

乐乡附近前来投降的士民超过了一万人。

乐乡督孙歆宗室出身，其祖父就是孙权的堂兄豫章太守孙贵。

孙歆大为惊骇，他想不通晋军怎么会突然出现在乐乡城外，于是给江陵督伍延的信中写道：“北方的各路兵马是飞过江来的！”

几日后，王濬到达乐乡。

孙歆出城迎战被杀得溃不成军，只得退回城内准备坚守。

周旨和伍巢早已埋伏在城外，见孙歆返回就尾随在后进了城，孙歆丝毫没有察觉。

结果刚一到家就被周旨和伍巢给俘虏了，而且两人还挟持着孙歆毫发无损地逃出了乐乡。

主帅被俘，城内吴军的士气更加低迷。

乐乡很快便被王濬和唐彬攻陷，吴平西将军施洪率众投降，陆抗的次子中夏督陆景被斩杀。

乐乡一丢，王濬的船队径直开到江陵城下，与杜预的大军形成合围之势。

胡奋也在唐彬的配合下于同时攻陷公安。

水陆道路皆已断绝的江陵成为孤城。

江陵督伍延还想以诈降之计伏杀杜预，但被杜预识破。

不久，杜预攻陷江陵，将伍延斩杀。

此时除信陵之外，东吴巴丘以西的沿江军镇已全部被晋军攻陷。

消息传到洛阳，司马炎非常高兴，当即下诏拜王濬为平东将军，假节都督梁州、益州诸军事，并在诏书中说：

“王濬和唐彬应继续东进，消灭巴丘的守军，然后与胡奋和王戎共同平定夏口和武昌，最后直至建业。杜预应该留在荆州负责安定荆南。如今隔绝了江水航道，荆州南部各郡县必能传檄而定，不会有大的战役了。

杜预应分出一万名士兵给王濬，七千名士兵给唐彬。攻陷夏口之后，胡奋也要分七千兵马给王濬。攻陷武昌之后，王戎再分六千人给唐彬。 另外命贾充和杨济移驻项城，就近指挥扬州的战事。”

接到诏令后，杜预召集王濬、唐彬、胡奋等将领在公安商议具体的进军方案。

会上有人说：“百年贼寇，很难一举攻灭。现在夏天快到了，雨水增多，瘟疫也可能爆发，不如先停下，等到冬天再进军。”

杜预回答：“眼下我军兵锋正劲，这就好像劈竹子，只要砍开前面几节，后面的就会迎着刀刃自然裂开，不用费力了。”

杜预一句话产生了两个成语—— 势如破竹和迎刃而解。

将领们都认为很有道理，此后再没人打退堂鼓了。

会后，王濬和唐彬沿水路南下进攻巴丘，胡奋沿陆路东进奔袭夏口，杜预则亲率其余众将奔赴衡阳。

途中陆续平定武陵、长沙等郡。

斩杀孙皓的表弟、武陵监军永平侯何邈。

东吴的荆南七郡：武陵郡、衡阳郡、长沙郡、湘东郡、零陵郡、桂阳郡和临贺郡全部望风而降。

此前，为了平定广州的郭马叛乱，孙皓拜滕修为镇南将军，领广州牧。

率军一万沿赣水——章水航道南下平叛。

但滕修被郭马的部将王族给拦在了始兴郡。

孙皓只得命交州牧陶璜的弟弟徐陵督陶，绕西路的湘水航道进入广州。

听闻晋军来攻，孙皓赶紧召滕修的水军回师救援。

此时，陶璜才刚到武昌。

得知晋国的战船已经开进荆州，陶璜不敢继续前进，就暂时停在了武昌观望。

同年三月，王濬和唐彬攻克巴丘。

开始与胡奋水陆并进，杀奔夏口而来。

陶璜就率军返回了建业。

孙皓立即召见陶璜询问他晋国的水军战船规模如何。

其实，陶璜根本就没亲眼见过晋军。

王濬的进军速度太快，陶璜连战报都没打探清楚，只好信口胡说晋国的战船都很小，只要有两万军队，再调几艘大船，就足以击败敌人了。

孙皓大喜，当即拨给了陶璜一些战船以及两万兵马，拜陶璜为镇南大将军，领荆州牧，假节钺，赶赴荆州迎战晋军。

陶璜本来准备第二天一早就出发。

结果，当天晚上，两万名兵士竟然跑得一干二净。

孙皓只得又临时加拜虞翻的另一个儿子侍中虞昺，持节，都督武昌已上诸军事。

但虞昺直接把诏书和符节封好给孙皓送了回来，表示拒绝就任。

皇帝下达的诏令还有拒收的；朝廷授予的符节还有退货的，这也算三国一大奇闻了。

当月，王濬、唐彬、胡奋三人合力攻陷夏口。

胡奋留驻夏口处理善后诸事，王濬和唐彬则迅速发兵进至武昌城下。

走到半路的王戎派参军刘乔和罗宪的侄子罗尚，做为前锋先期渡江协助王濬、唐彬攻城。

孙歆的哥哥武昌督孙述开城投降。

侍中虞为、江夏太守刘朗、将军杨雍，也紧随其后各自带着本部兵马投降。

当王戎率主力到达江水北岸时，牙门将孟泰便带领蕲春和县的守军前来献了降。

至此，荆州的战事宣告结束。

除了建平郡的信陵城还在坚守，包括宜都郡、南郡和江夏郡在内的整个荆州十一郡，已全部归属晋国。

东吴被生擒或斩杀的军镇都督、监军共十四人；牙门将、郡守达一百二十多人。

自王濬和唐彬从永安出发到攻占武昌，收复荆州全境才仅用了不到四个月。

这期间，晋国的水军虽然也攻陷了几座，包括夏口在内的东吴沿江军镇，但总体上并未遭遇大的抵抗，也没有发生伤亡足够惨烈的攻防战。

因此，史书中说：“濬自发蜀，兵不血刃，攻无坚城”。

即使是夏口、武昌这样的重镇也是“无相支抗”，根本就没有互相支援也没有什么强烈的抵抗。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一边倒的情况，首先在于孙皓的暴政。

孙皓亲近小人，随意杀大臣，疯狂盘剥百姓，致使朝政腐败，国民怨声载道。

东吴的将领们失望透顶，兵士们军心涣散，都不愿意为这样的暴君卖命。

比如，信陵的城防坚固程度，远在西陵、江陵、夏口、武昌这四座重镇之下；但吾彦守城意志极其坚决，王濬就未能破城。

但王濬攻克西陵、杜预攻克江陵却仅用了几天时间。

其次就是东吴在荆州的驻军过于分散，没有统一的指挥。

我们可以拿出此次晋军攻占荆州的系列战役，与七十多年前的赤壁之战相比。

这两次战役都发生在冬季。

之后，魏国进攻东吴的几次战役也大多选择在冬季，比如曹操两次亲征须口，曹不三次南征就都是冬天。

而东吴进攻曹魏却大多选择在夏秋两季，比如逍遥津之战张辽八百破十万就是八月份；孙权六次亲征合肥有五次是夏秋；诸葛恪举二十万大军围攻合肥也是夏天。

这是因为，夏秋是江淮流域的雨季，河流涨水利于通航。

东吴的水军进退自如，自然便于发挥优势。

而北方政权更喜欢的冬季则是长江的枯水期。

曹操曾在邮城、谯县等地大造战船，王濬也在益州建造连舫大船。

这些战船普遍个儿大但数量少。

相反，东吴的战船个头要小一些，但数量极多。

枯水期长江航道变窄，北方的陆军更容易渡江。

在水战时，大船也不容易被小船围歼。

因此，旱季北方能搭载更多兵士的大船优势明显；而雨季，东吴的“群狼战术”更容易发挥。

在战略上，曹操当年是从江陵出发水陆并进；晋军也是水陆两军配合，由步骑兵配合水军逐个拔除沿江据点，为战船行进开辟航道。

两战基本一致。

当年曹操的总兵力是二十余万。

周瑜有水军三万，刘琦一万，刘备一万。

但刘备只交给了周瑜八千，自己留下了两千用作战败后保命之用。

晋军的总兵力也是二十余万，但王浑和司马伷并未参与荆州的战役。

仅王濬、唐彬、杜预、胡奋和王戎的兵力相加，约为十五六万上下。

东吴的总兵力是二十三万，但大头都在孙皓的儿子们手里。

孙皓至少三次大封自己的儿子为王，并规定每个诸侯王都要配备三千名兵士。

直到晋灭吴的这一年，孙皓还有二十一个儿子在世，这就占去了六万三千人。

孙皓自己能调用的机动兵力，包括建业的禁军，至少不会低于五万。

再去掉扬州各军镇的驻军，包括东吴三州四十三个郡的守军，荆州沿江军镇的兵力相加，实际上至多不会超过六七万人，甚至更少。

别忘了孙皓自从继位就基本没往荆州派过兵，陆抗、吾彦等人都曾请求增添兵力，但一概被孙皓拒绝。

就这几万人分布在从信陵到武昌的沿江十几个军镇都督、水军都督手中，多的能有万人左右，少的也就几千而已。

单看兵力对比，此次晋国进攻荆州还没有当年的赤壁之战悬殊。

赤壁一战，周瑜和程普为左右督，官职相等，但程普的作用仅限于凭借自己的资历约束那班老将，是不负责指挥作战的。

按十年后吕蒙对孙权的话说就是“事决于瑜”，可见周瑜对手下的四万八千人拥有绝对的指挥权，一人为师，令行禁止，这才有了赤壁那场以少胜多的燃江之火，惊世之战。

进攻荆州一役，晋军虽然也兵分多路，但战前已经做好了详细的规划，各军目标清晰，职责明确，前方有杜预节制，居中有贾充协调，后方有司马炎统筹。

反观吴军才是真正的各自为战，一盘散沙，结果就是晋军能够集中优势兵力强攻一点，各个击破。

比如攻乐乡的是王濬、唐彬和杜预，攻江陵的是王濬和杜预，攻公安的是唐彬和胡奋，攻夏口的是王濬、唐彬和胡奋，攻武昌的是王濬、唐彬和王戎。

这些仅有数千至多一万驻军的东吴军镇，要独自面对晋国的近十万乃至十余万水陆大军，其悬殊的兵力差距令人窒息。

一旦晋军兵临城下，摆在东吴军镇都督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像吾彦一样报定殉国之志，必死之心据城坚守，要么索性开城投降。

出城交战无异于以卵击石，取胜的概率几乎不存在，乐乡督孙秀就是现成的例子。

因此，假如陆抗还在世，很难想象晋国会如此轻易地攻占荆州。

站在孙皓的角度考虑，拒绝给荆州各军镇增兵无疑是孙皓主观上的过失。

他不信任宗亲，也不信任外姓将领，反而把大量士卒交到儿子们手上做卫兵，岂非荒唐？

而不在荆州设置主帅则确实是无奈之举。

自陆凯和陆抗相继去世之后，荆州牧之职一直空置，优秀帅才的断层让孙皓物色不到合适的接班人选。

孙皓本想调交州牧陶璜担任武昌督，有意让陶璜主持荆州军政，结果却爆发了官吏百姓们自发请愿的事件。

陶璜不能动，一动交州就先乱了。

孙皓只能作罢，让不堪大用的孙述担任武昌督，平荆州事。

于是吾彦送来飘在江中的木片，孙皓选择视而不见，寄希望于晋国短期内不会来攻。

当听闻晋军已经东下时，没做任何预案的孙皓只剩了慌不择言的临时抱佛脚。

于是七天内无理由退货的虞昺，和一夜之间成了光杆司令的陶璜这两大奇葩双双登场，孙皓便只剩了在绝望中坐等亡国。

至此，荆州战事已了。

扬州战事，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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