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来帮忙# 我国大案要案的侦破率已达到历史高水平，命案侦破率达99.94%，并通过科技化、信息化及合成作战机制实现了发案量逐步下降。然而，以入室盗窃、抢夺、“盗窃三车”等为代表的多发性侵财“小案”占刑事立案总数的70%以上，侦破率较低，且案发量持续增长，成为影响社会治安秩序和群众安全感的主要问题。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安全需求与当前犯罪打击治理不及时、不充分、不均衡之间的矛盾，已成为当前侦查与治理犯罪的主要矛盾。特别是“小案”积压造成群众损失无法挽回，削弱对执法机关的信任，助长犯罪蔓延，进一步恶化治安环境，也为重大刑事案件埋下隐患，亟须化解这一难题。 法律法规对“小案”并无统一定义，不同主体对此有不同的称呼与解释。“小案”最早出现在公安部领导的讲话及公安实务中，作为与严重暴力刑事案件相对的称谓。检察系统中常将“小案”称为轻罪案件，如第四检察部又称轻微刑事犯罪检察部。目前，对“小案”的概念主要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上，“小案”指除大案、要案等严重刑事案件之外的轻微刑事案件，包括某些治安案件，通常涉及刑期在三年以下的拘役、管制、罚金或行政处罚等；狭义上，“小案”特指相对于严重暴力犯罪的多发性侵财性犯罪，如盗窃、“盗窃三车”（汽车、摩托车、电瓶车）、扒窃、抢夺、诈骗、抢劫等，刑期一般在三年以下。 虽然我国大案要案的侦破率极高，但多发性侵财“小案”发案量居高不下，造成严重财产损失，直接影响群众安全感。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犯罪形式日趋专业化、跨区域化，手段更为隐蔽且呈现产业链趋势，如“盗窃—销赃—转移—重装—出售”等模式。技术化信息化的发展同时提升了犯罪分子的反侦查能力，他们通过学习法律知识和作案手段规避侦查，甚至在监狱中互相传授作案经验。另外，青少年犯罪主体比例上升，犯罪低龄化问题日益突出，主要源于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家庭管教不足及教育体系对法律素养的轻视。同时，重点人员如累犯、吸毒人员在“小案”中比例较高，重复犯罪率显著。 “小案”侦查面临诸多困境，如侦查态度不端正、立案不规范、侦查手段落后、追赃追逃困难，以及社会重点人员管控难等问题。由于公安机关长期重视大案、命案侦破，而对“小案”的投入不足，侦查工作往往流于形式，破案率低，仅约15%，群众的财产损失难以挽回，安全感和满意度受挫。基层警力和资源配置不足，硬件设施陈旧，现场勘查质量低，证据提取困难，加之犯罪分子反侦查能力提升，利用现代化手段迅速销赃，进一步增加侦破和追赃的难度。同时，对惯犯、累犯等社会重点高危人员的动态管控不足，户籍与居住地分离、管理责任落实不力，使犯罪风险难以有效消除。 公安机关对“小案”重视不足，普遍认为“小案”投入人力物力多但收益低，侦查态度消极。基层警力与资源配置失衡，县级公安承担了80%的多发性侵财类案件侦查任务，却因警力不足和设备落后难以应对，而上级机关警力资源集中，却不直接参与具体侦查工作，形成“头重脚轻”的问题。硬件设施方面，侦查设备老化、监控系统分散管理、技术设备落后等问题严重制约了案件侦破效率。侦查机制缺乏跨区域协作与信息共享，各地犯罪情报信息壁垒和分散管理阻碍了整体作战效率。侦查制度不规范，如受案立案不及时、现场勘查草率、取证质量低、追赃追逃机制不健全，直接影响了案件的侦破与赃物追回。 针对“小案”侦查的困境，需从理念更新、资源优化、机制健全等方面综合施策。树立正确的“小案”侦查理念，明确“小案”事关民生福祉，注重信息化和科技化手段，提高侦查效率，强化警民信任。优化资源配置，增加经费投入和警力支持，组建专业侦查队伍，完善硬件设备和科技含量，为基层侦查提供坚实保障。推动多警种合成作战机制，加强重点人员动态管控，利用情报信息实现精准打击，并创新技战法，如建设智能化平台与完善视频监控系统。健全侦查制度，包括严格立案标准、规范取证程序、统一公检法证据认定标准，并制定科学考核机制，将“小案”治理纳入绩效评估，全面提升侦查效能。 “小案”案件频发且高发，已占全国总刑事案件的一大半以上，尤其是电信诈骗增长迅猛，这些案件既影响社会治安，也可能引发新型案件，但整体侦破率较低。原因在于“小案”具有发案量大、流窜性强等特点，同时受侦查资源不足、基层警力短缺、侦查机制不完善等主客观因素制约。对此，公安部提出“既要破大案，又要管小案”的理念，强调在保障大案侦破的同时，提升对小案的快破、早破、多破能力，最大程度保护群众利益。降低“小案”案发量、破解侦查困境、提升侦查能力既能回应公众诉求，也是民意主导警务与构建和谐警民关系的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