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的一个秋日，紫光阁内正在召开一场事关国家安全的重要会议。会议桌前坐着多位国家重要领导人，周恩来总理正在进行关键性发言。突然，张爱萍将军站起身来，向周总理请求告假。原来，他还要赶赴一场外交部的重要活动。就在张爱萍准备离开会场时，周总理却叫住了他。在所有与会者的注视下，周总理要求检查张爱萍的衣袋，确保没有携带任何相关文件。这一幕让在场所有人都感到意外：张爱萍将军是位德高望重的老革命，更是核工程的重要负责人，为何周总理会如此谨慎？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
一、新中国的核武器之路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然而国际形势却并不平静，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杜鲁门政府多次暗示可能对中国使用核武器。1953年1月，美国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在第一次台海危机期间，再次公开威胁对我国使用核武器。
面对核威胁，1955年1月15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了发展核武器的问题。毛主席在会上指出：＂现在是原子武器的时代，如果我们不想办法搞，那就要受人欺负。＂
然而，研制核武器谈何容易。当时的中国，连一个完整的核物理实验室都没有。1955年，全国仅有两台小型回旋加速器，而研制原子弹至少需要十几台大型加速器。更严峻的是，全国能做核物理研究的科研人员不足200人。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决定实施＂两弹一星＂工程。1956年，国务院成立了以聂荣臻为主任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开始组织核武器研制工作。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要求军工部门集中力量，全力支持。
1957年10月15日，中苏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承诺向中国提供一份原子弹的样品和技术资料。这本应是一个重大突破，但好景不长。1959年6月20日，苏联单方面撕毁协定，不仅带走全部专家，还收回所有技术资料。
这一变故给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带来沉重打击。但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国民经济遭受重创，一些人主张暂停核武器研制。正是在这种困难时期，中央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继续坚持自力更生研制核武器。
为了筹集资金，国家采取了特殊措施。当时，我国每年的国防预算约70亿元，其中拿出3亿元专门用于核武器研制。这在当时是一笔巨额投入。为了节省经费，科研人员自己动手制作实验设备，有时甚至自己制作零件。
1960年，中国科学院在北京郊区建成一座实验性核反应堆。这是中国第一座完全自行设计、自行建造的核反应堆。同年，我国第一座大型回旋加速器在原子能研究所建成，为核武器研制奠定了重要基础。
1962年春，罗布泊核试验基地开始建设。这里远离人烟，气候恶劣，但正因如此更有利于保密。建设者们在荒漠中搭起帐篷，靠运水车送水维持生活，开始了艰苦的工程建设。
到1963年底，核试验基地的主体工程基本完工。包括发射塔、地下掩体、观测站等设施都已建成。这时的中国，已经初步具备了进行核试验的条件。
二、张爱萍与核工程的缘起
1961年初，一场关于是否继续研制核武器的争论在中央高层展开。在这个关键时刻，时任副总参谋长的张爱萍接到了一项特殊任务：全面调查我国发展核武器的可能性。
张爱萍接到任务后，立即组织了一个专门的调查组。调查组成员包括军事、科技、工业等多个领域的专家。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张爱萍带领调查组奔赴全国各地，深入核工业基地进行实地考察。
在兰州近郊的核工业基地，张爱萍发现科研人员正在进行铀同位素分离实验。当时的实验条件十分简陋，科研人员们用自制的设备进行实验，但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这让张爱萍看到了希望。
随后，调查组来到秦山核工程基地。这里的科研人员向张爱萍展示了他们自行设计的核反应堆模型。虽然还很粗糙，但已经显示出中国科技工作者的创新能力。张爱萍详细记录下这些成果，并与科研人员深入交谈，了解他们的技术难题。
在调查过程中，张爱萍特别关注人才培养问题。他发现，虽然核物理专业人才稀缺，但全国高校已经开始培养相关专业的学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院校已经建立了核物理专业，这些都是未来的人才储备。
1961年6月，在对全国核工业基地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调查后，张爱萍向中央提交了一份详实的报告。报告中不仅详细分析了当时我国发展核武器的基础条件，还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方案。
报告中，张爱萍提出了＂两条腿走路＂的建议：一方面继续进行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另一方面同步推进工程建设。这个建议得到了中央的重视。特别是他提出的分散建设、重点保护的思路，为后来核工程的布局提供了重要参考。
张爱萍的报告还特别强调了保密工作的重要性。他建议建立严格的保密制度，将核工程分散到不同地区，采用代号管理，严格控制知情范围。这些建议后来都被采纳，成为核工程管理的重要制度。
1962年初，基于张爱萍的调查报告，中央正式决定继续推进核武器研制工作。张爱萍被任命为核工程的重要负责人之一，开始全面参与核工程的组织管理工作。
在核工程建设过程中，张爱萍多次深入各个核工业基地，解决实际问题。在一次视察中，他发现某基地的防空设施不够完善，立即要求加强防护工事的建设。在另一次视察中，他发现科研人员住房困难，马上协调解决了住房问题。
通过这些实地调查和具体工作，张爱萍对我国核工业的发展情况有了全面深入的了解，这为他后来参与核工程的重大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他的工作为我国核武器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绝密工程中的关键时刻
1963年春，一支由20辆卡车组成的特殊车队，在夜色掩护下悄然离开兰州。车队装载的是首批核材料，目的地是位于新疆的罗布泊核试验基地。这次运输任务代号＂701工程＂，由张爱萍亲自督导。
为确保运输安全，车队采取了严密的保密措施。每辆运输车都经过特殊改装，安装了防辐射设备。司机都是经过严格筛选的老党员，且事先并不知道具体运输的是什么物品。整个车队沿途走走停停，昼伏夜出，走一段路就改变路线，以避免被跟踪。
这次运输途经青海、甘肃、新疆三省区，全程5000多公里。途中遇到多次险情：一次在翻越祁连山时，一辆运输车差点滑落悬崖；另一次在穿越戈壁时遇到沙尘暴，车队被迫停留三天。最终，在历时一个月后，核材料安全运抵目的地。
而在核试验基地的选址过程中，也经历了激烈的争论。1962年初，国防科委提出了三个候选地点：内蒙古的巴丹吉林沙漠、新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和罗布泊。经过多次实地考察和专家论证，最终选定了罗布泊。
这个选址过程中，专家组发现了一个重要问题：巴丹吉林沙漠虽然交通便利，但距离蒙古国太近；塔克拉玛干沙漠地形复杂，不利于观测。相比之下，罗布泊地处盆地，四周有山脉屏障，且人烟稀少，最适合进行核试验。
1963年下半年，国际间谍活动开始频繁。美国U-2侦察机多次在新疆上空盘旋，试图侦察核试验基地的情况。为了应对，核工程部门采取了一系列反侦察措施。
在张爱萍的建议下，在基地周边设置了大量伪装工事，修建假的设施和建筑物。重要设备都建在地下，地面上只留下一些普通的建筑。同时，所有重要活动都在夜间进行，白天基地看起来一片平静。
为了防止敌特分子渗透，基地采取了严格的人员管理制度。所有工作人员都必须佩戴专门的通行证，进出基地要经过三道关卡。就连送水的司机，也要经过严格审查才能进入。
在这段时期，还发生了一件特殊的事件。有一天，基地外围的哨兵发现了一个可疑的牧民，这个人声称是在寻找丢失的羊群。经过仔细盘查，发现这个＂牧民＂携带了微型照相机和无线电发报机。这个间谍很快被抓获，证实是境外情报机构派来的。
这些经历让核工程的管理人员更加重视保密工作。张爱萍在一次会议上强调：＂敌人的眼睛是雪亮的，我们必须做到滴水不漏。＂此后，基地的保密措施进一步加强，建立了全方位的安保体系。
四、周总理的特殊关注
1964年初，核武器研制工作进入最后关键阶段。周恩来总理多次召开专门会议，研究核试验的准备工作。在一次会议上，周总理提出了一个特殊要求：所有参与核工程的人员，无论职务高低，都要签署保密承诺书。
这个要求很快在各个核工业基地得到落实。保密承诺书的内容非常严格，不仅要求对工作内容严格保密，连家属也不能透露工作地点。有的科技人员甚至多年不能与家人相见，写信也要用代号。
周总理对核工程的具体细节都十分关注。在一次审查技术方案时，他发现某个环节存在安全隐患，立即要求修改方案。他还特别关注工作人员的生活保障问题，多次过问防护设施是否完善，医疗条件是否到位。
1964年5月，一个重要的技术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最后阶段的技术难题时，有两个方案发生争议。周总理临时调来各方面专家，连续工作三天三夜，最终确定了最佳方案。
为了确保信息安全，周总理制定了一套特殊的通信制度。核工程的所有通信都要经过专门的加密处理，重要文件必须由专人递送。即使是最高层的领导，也必须严格遵守这些规定。
在一次视察中，周总理发现某个基地的保密措施存在漏洞。工作人员在食堂谈论工作内容，被他及时制止。此后，他要求在所有涉密场所张贴＂保密＂标识，并在食堂等公共场所播放音乐，防止谈话内容被窃听。
对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周总理也保持高度警惕。1964年7月，得知美国卫星可能对核试验基地进行侦察，他立即下令加强伪装措施。重要设备都转移到地下掩体，地面上只保留一些普通建筑。
在核试验前的最后准备阶段，周总理特别注意防范国外媒体的关注。他要求严格控制所有外国记者的活动，对可能涉及核工程的新闻报道都要严格审查。同时，他还安排在其他地方制造一些＂烟幕＂，转移国际社会的注意力。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周总理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应急小组。这个小组的任务是处理可能出现的各种突发情况，包括技术故障、自然灾害等。小组成员24小时待命，随时准备处理各种紧急情况。
在整个核工程中，周总理始终强调两点：一是确保绝对安全，二是严守秘密。他经常说：＂宁可慢一点，也要稳一点。＂正是这种严谨的态度和细致的工作作风，为核工程的顺利进行提供了重要保障。
在这期间，周总理几乎每天都要处理大量与核工程有关的事务。即使在半夜，只要有重要情况报告，他都会立即处理。他的办公室里专门设立了一个核工程联络组，随时掌握各个环节的进展情况。
五、历史性时刻的见证
1964年10月16日凌晨，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一片寂静。观测站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最后的设备检查。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即将进行试验。
凌晨三点，各个观测站开始向指挥部报告准备情况。气象站报告当天风向适合进行试验，地震监测站确认地面状况正常，辐射监测设备也已经调试完毕。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为确保试验的准确性，在试验场周围设置了多个观测站。这些观测站分布在不同距离和方位，负责记录爆炸过程中的各项数据。每个观测站都配备了当时最先进的仪器设备，有些是科研人员自己研制的专用仪器。
上午7点，试验场周围30公里范围内的所有人员全部撤离。只有少数必要的技术人员留在防护掩体内。指挥部通过无线电系统向各观测站发出最后指令，要求严格按照预定程序操作。
上午9点，进入最后的倒计时阶段。所有的观测仪器开始启动记录，摄影机对准了试验场。在指挥部的大屏幕上，显示着各个观测站传来的实时数据。
3、2、1！在一声令下，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强烈的白光照亮了整个罗布泊上空，随后一个巨大的蘑菇云缓缓升起。观测站的仪器立即开始记录各项数据：爆炸当量、冲击波强度、辐射水平等等。
爆炸发生后，现场立即展开了一系列后续工作。放射性监测小组穿着防护服进入现场采集样本，地质队开始勘测爆炸对地形的影响，气象站持续监测空气中的辐射水平变化。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试验前，科研人员在试验场周围安排了多种生物指示物，包括植物和实验动物，用来研究核爆炸对生物的影响。这些数据对后来的防护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试验结束后，各个观测站开始汇总数据。每个观测站都记录了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需要经过仔细的分析和验证。科研人员们连续工作数天，终于完成了初步的数据分析报告。
在试验成功的当天下午，中央就收到了第一份详细报告。报告中包含了爆炸的基本参数、观测数据以及初步分析结果。这些数据证实，试验完全达到了预期目标。
这次试验的成功得益于严密的组织和周密的准备。从选址到实施，每个环节都经过反复论证和演练。特别是在最后的准备阶段，指挥部组织进行了多次模拟演练，确保每个工作人员都能准确执行自己的任务。
试验结束后，现场的安全防护工作仍在继续。监测人员在试验场周围设立了长期观测站，持续监测环境变化。同时，对试验产生的废弃物进行了妥善处理，确保不会对环境造成长期影响。
这次试验积累了大量宝贵的技术数据和实践经验。这些数据不仅证实了理论计算的正确性，也为后续的研究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科研人员们开始着手整理和分析这些数据，为进一步的研究做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