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谭华 来源：《炎黄春秋杂志社》
导语：1949年1月14日，东北野战军仅用29小时就攻克了号称“东方马奇诺防线”的天津城防。正面战场摧枯拉朽的速战速胜，离不开没有硝烟的第二战场及时准确地获取敌情。正如指挥天津战役的刘亚楼所说：“天津是解放军和地下党共同打下来的，在天津战役开始前，我们拿到一张详细的敌人城防图，对各条街道在什么位置，敌人在哪，碉堡在哪，天津周围的情况等，了如指掌，这样仗就好打了，地下党对天津战役的贡献是很大的。”
与“北平方式”的“战”与“和”两手并举不同，解放天津因守敌拒不投降而使“战”成为唯一选择。大战在即，情报工作的成败成为影响战役结局的重要因素，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暗战由此上演。
统筹指导，投棋布子
1948年5月，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中央局合并为华北局。随后，冀中、渤海、北岳、太行等区委城工部领导的天津市内党组织和在天津的“南系”“北系”的党组织，由华北局城工委统一部署和领导；各区委城工部在天津市内的地下党组织隶属关系不变，仍然实施多头单线领导。这样一来，天津的城市工作既实现了领导层的集中统一，有助于情报工作的统筹指导，又延续了多点分散的基层架构，有利于最大限度地拓展情报工作触角。
天津解放前夕，华北城工委领导天津地下党不断加强情报力量布建，启动了与国民党上层有关系的地下人员作为情报内线，同时派遣一批地下党员打入国民党军政各部门。“在市外的人员凡是有条件进市工作的大部分都派了进来，加上原来在市里的，还有一些出去一个短时期又重新派进来的，人数不少，大大加强了迎接天津解放的力量。”[1]同时，党在外围还团结和影响了大批进步群众。国民党实际上已陷入四面楚歌。
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当时在天津《大公报》当记者，是民主青年联盟成员。组织上派她去接近天津国民党上层，一开始“她不愿去，因为她对他们讨厌，不愿去周旋”[2]。但为了地下工作需要，她服从组织安排，以“大小姐”的身份，经常出入陈长捷的天津守备司令部了解情况。在她的帮助下，地下党员周福成（周毅之）打入华北“剿总”办的《平民日报》任驻津特派记者，后升任驻津特派员，“可以进出警备司令部，参加一些军事会议。他利用这个身份，到冀东采访，去了解国民党前线的军事部署情况，搞到一些情报交给组织”[3]。
1948年3月，党的外围组织天津记者协会成立，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利用采访国民党军政要员和部门之机搜集敌情社情。当时在天津的《大公报》《益世报》《民国日报》3大报社里，都有共产党员和民青成员。《大公报》有地下工作者李定、胡邦定、傅冬菊、李光贻等人，《益世报》有地下党员段镇坤，后来又在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发展了一个5人地下小组，还在《新生晚报》《新星报》《中华日报》《工人日报》等报社内建立了地下小组。“记协”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采取个别联系的方式，发展了32名成员[4]。
1948年8月，受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派遣，地下党员王亚川通过他的忘年交、天津警备旅第三团团长戴国林，打入天津警备司令部特务营，当上了警卫连连长，负责“保护”陈长捷。同一时期，地下党员方纪文打入国民党天津市市长杜建时为宣扬个人政绩而办的《天津市周刊》做记者，进而当上了杜建时的新闻秘书。大学毕业进入天津市工务局工程处的麦璇琨被发展为地下党员，而毕业于北大工学院土木系的张克诚，通过亲戚关系打入天津市工务局建筑科任技术员。他们谁都没有想到，自己会在未来天津解放中发挥重要作用而名载史册。
天津战役前夕，华北局城工委书记刘仁在解放区召见南开大学地下党员曾常宁，要求她在劝说父亲曾延毅（傅作义保定军校同学、结义兄弟，原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副军长）出面说服傅作义接受和平解放北平的同时，通过父亲在军界的关系搜集敌军事情报。为防止曾常宁的解放区之行暴露，刘仁与她见面时特意做了掩人耳目的安排：让她从上到下蒙上一件皮大衣，这样路上谁也看不出她是谁，她也只能从大衣缝里看到一点儿路。曾常宁回忆说：“这是考虑我还要回敌占区工作的缘故，虽然到了家，也还不能公开露面。”[5]
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
1948年7月，国民党政府发出“清除间谍，安定后方”的政令，密令各地对大、中学校进步学生实施大逮捕。8月19日下午，《大公报》一个外号“狗腿子”的记者（军统分子）气喘喘地跑进报社办公室骂骂咧咧地说：“今晚要逮八路。”《大公报》地下小组成员李定听后很焦急，想立即把这一情报传递出去，但又怕此时外出会引起怀疑，就悄悄告诉了傅冬菊，让她立即通知同志们转移。傅冬菊故作自然地离开报社，为了防止被“尾巴”跟踪，径直来到傅作义的天津办事处，给她爱人周毅之打了电话，周毅之很快通知南开大学的战友们在傍晚前都疏散了[6]。
1948年10月，华北城工委对平津地下党发出《关于紧急任务的指示》，要求平津地下党组织作好配合解放的必要准备，强调：“尤其要作好调查研究，搜集各种资料。”遵照这一指示，至1949年1月，天津地下党把搜集敌情资料作为工作重点，要求市内有关党员和民青成员，对国民党机关、特务机构、主要企业、公司、商店、学校、政治团体、文化团体等，通过各种关系弄清情况并写成调研材料；撰写所能了解到的国民党政权、军事首脑以及经济、文化、教育各界的知名人物的小传，内容包括他们的姓名、籍贯、年龄、职务、工作简历、政治思想表现、对国共两党的态度等[7]。学运室将这些调研材料汇总后，在解放、接管天津过程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曾常宁从解放区领受任务回到天津后，在做父亲曾延毅工作的同时，通过各种关系掌握天津守军的人事、组织、军事部署及城防等方面的情况。她利用父亲的老关系、国民党塘沽专员崔亚雄到家中借住的机会，先后抄录了崔亚雄携带的《咸水沽兵力驻扎表》《军粮城兵力驻扎表》和《塘沽城防图》，交上级党组织转送解放区有关部门。
冀东天津工作委员会所属地下党员通过各种渠道获取敌市区布防情况并绘制成图，图中标明了重要工厂、仓库、学校、医院，对国民党市政府、警察局、警备司令部作了特殊标记，对北站、老龙头火车站附近的道路、建筑、阻碍进攻的防御工事作了说明，对繁华商业区的罗斯福路（今和平路）、滨江道也作了标记。为使攻城部队准确、详尽地了解图中内容，冀东天津工委书记于文亲自将图送到平津前线指挥部，进一步对图中重要道路、河流、桥梁的宽度及结构作了说明，并特别介绍了渤海大楼、利华大楼、中原公司大楼、摩尔根大楼4个市内制高点的情况。此外，地下工作者郑纬世和徐恩照绘制了标有塘大区敌军碉堡、工事、火力点、制高点、地形道路的新港略图，并附有塘沽车站附近敌军防御工事图、新河至塘沽一线适合渡过海河的地点。地下工作者吕朗、曹嘉桢也搜集到塘大区敌守军防御，标注在塘大地形图上报送到解放区。
1949年元旦，正当人民解放军完成对天津的包围准备发起战役之时，国民党守军突然调整了城防兵力部署。刘仁当即指示天津地下党，要求摸清敌人重新部署的详情。隐蔽在《大公报》的地下工作者李光诒领受了这一任务，他的外甥李贻亮在国民党守军后勤部工作，负责向各部供应弹药、军械、粮食、被装等给养。经李光诒做工作，李贻亮表示愿为我党效力，他利用新年劳军、登记造册发送慰问品的机会，摸清了敌人调整后的兵力布防情况。
隐蔽在陈长捷身边的警卫连连长王亚川遵照上级指示，获取了天津警备旅的布防、火力配备、防区范围和重要人员名单等。
接连获取城防图，掌握制胜法码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在天津先后两次大兴土木，修筑了环绕天津城的永久性城防工事。第一次是1947年3月至12月，军人出身的国民党天津市市长杜建时亲自主持。工程开工后，此前打入市工务局工程处的地下党员麦璇琨被委任为该工程第八段工程员（现场总监工），起初他不愿“助纣为虐”。其入党介绍人廉士敏得知后，坚决地对他说：“要干！”[8]于是他服从组织安排，接受了工程任务。
1948年7月，刘仁指示天津市政工委书记王文源，要求尽快搞到敌城防图。王文源把任务交给了麦璇琨。麦璇琨只是天津城防工程10个工段中第八工段的总监工，并不掌握城防整体情况。为摸清其它9个工段情况，他以向同行学习为名，四处参观，借来各工段图纸“参考”，最终绘制出一份完整的城防图。为了确保所绘城防图准确详尽，麦璇琨采取了5个步骤。第一步，选择一张比例适当的天津市街区图作为“基本图”，将主要市内街道、铁路、河流、堤埝、桥梁等描在一张透明的描图纸上。第二步，将城防线的准确位置按比例套在描好的图上。第三步，将各个碉堡的准确位置标在城防线上。第四步，画上城防线的土方横断面图，包括壕沟的上口、下底、深度、两帮坡度和堤埝的高度、顶宽、内外坡度以及人行道、交通壕的详细尺寸。第五步，画上不同类型碉堡的立面图（标明高度及枪眼位置）、平面图（标明形状、大小及出入口）和断面图（标明结构、砖墙厚度和高度、砂浆、混凝土和钢筋的配比）[9]。因家里绘图条件受限，麦璇琨每天中午利用同事们午休时间，在办公室对面的绘图室完成上述步骤。有一天，他正聚精会神地绘图，一位监工推门而入，看了看麦璇琨画的图，郑重其事地说：“是不是学张松献地图？”麦璇琨心里一惊，随即镇定自若地说了一句“你别跟我开玩笑啦！”那位监工事后没有告密，麦璇琨有惊无险地闯过一关，他此后再也不敢大意，不断变换画图的时间和地点，终于完成了任务。
王文源收到城防图后，马上交给国民党天津市地政局测量队绘图员、地下党员刘铁淳对图纸作隐匿处理，刘铁淳当即找到由他单线领导的地下党员、大众照相馆经理康俊山连夜拍照。康俊山将城防图分为4块，缩拍成8寸照片，经化学处理隐去图像，裱糊在一对老年夫妇的两张12寸大照片背面，转给交通员赵岩送往解放区。赵岩晚年回忆说：“我一看是两张老年夫妇的单人照片，就有把握了，我说这个好送，好应付。”“我就说我是在天津做买卖的，照片上的两个老人已经故去了，我是到城市里放大这两张相片，带回老家祭祀用的。”[10]1977年初，在一次老地下党员座谈会上，王文源对大家说：“老赵可是立过大功的。”赵岩那时才知道他当年送的那两张照片就是天津城防图。麦璇琨也一直不知道他绘制的城防图下落何处，直到1991年5位老人聚会时，他才第一次得知，自己当年绘制的那份城防图在解放天津的时候“管用了”[11]。
陈长捷就任天津警备司令后，于1948年6月主持启动了天津城防工事增扩建工程。他判定解放军主攻方向将在西北角和天津西站方向，重点在西营门外建成了外围据点。经过增扩建的城防工事，被国民党守军吹嘘为“天津的马奇诺防线”“让天津穿上了盔甲”[12]。
为尽快获取敌增扩建工程详情，天津工委企业委员会书记王文化指示隐蔽在天津市政府工程局建筑科的地下党员张克诚摸清城防工事的最新变化情况。张克诚当时负责验收城防工事围子里运送人员和给养的城防公路，不掌握环城碉堡图。但他发现办公桌对面一位姓常的工程师负责验收碉堡，此人直接受局长调遣，查看工事时行踪诡秘，每天看手中图纸后都会锁起来。但机会总会青睐有准备的人。一天下班前，常工程师正看图纸，局长忽然派人找他，他来不及把图纸锁起来，就随手放在书架上匆忙离去了。张克诚等到办公室人都下班走了，把图纸放进公务包拿回家中复制。
“这是一张天津市城防工事布置图。图上把整个城防碉堡包括明堡、暗堡、地堡、外堡、内堡，描绘得很清楚。”[13]由于图纸很大，张克诚当晚未能完成全图复制。他内心很矛盾，不送回地图，极可能被敌人发现；送回去，估计再也没有机会得到这份完整图纸了。考虑再三，张克诚决定冒险把图纸留在家中。他第二天从容上班，见常工程师正在办公室到处翻找，就问找什么，常支吾不答，可见并未怀疑到张克诚。第二天晚上张克诚又描绘了一夜，才完成了整图绘制，第三天上班时将原图“完璧归赵”[14]。
为防止图纸与实际情况有出入，张克诚以检查城防公路为名，到现场核查，掌握到更详尽、具体的情况后，便在复制图纸的基础上，又自制一份城防工事图，将各种碉堡用不同符号标出，各种碉堡的大小、高度、层次、射孔位置绘制成示意图，并按照原图的有关说明，将每座碉堡的设计兵员人数、火力配备、辎重存放位置等注明。这是1948年下半年陈长捷刚刚增建的城防工事，是最新、最完整的城防图[15]。随后，张克诚把绘好的图纸揉皱了，藏在棉被里带出去交给了上级。
张克诚绘制城防工事图的同时，还安排由他单线领导的地下人员、表弟李天祥绘制了一幅天津城区机关、工厂、学校、医院、车站、码头、仓库分布图，用不同颜色的笔在图上标注，并可到实地一一核对。直到20世纪80年代，李天祥阅读了时任天津工委企业委员会书记王文化的回忆文章，才知道表哥张克诚当时是天津工委下属的天津市政银行委员会委员。
同一时期，打入到陈长捷身边任警卫连连长的地下党员王亚川，也利用“保护”陈长捷的职务之便，获取到敌《军事部署防守图》。打入杜建时身边任新闻秘书的地下党员方纪文，在出席杜建时召集的全市处以上干部会议时，乘乱获取了一张天津城防平面图，缝入座椅垫交给了上级。地下党员张树德等人也通过在国民党政府里的关系搞到城防图，包括天津卡子口的防御工事、队番号、兵种、人数、部署地、雷区情况等。
天津战役发起数月前，李克农领导的中情部多次致电华北社会部和天津情报组织，要求搜集有关情报。1948年12月和1949年1月，中情部陆续收到《天津城区防御图》《天津城防计划》等，内容包括明暗碉堡位置、敌守军番号、兵力、武器、指挥官情况等。平津前线指挥部研究了这些情报认为，攻城很有把握[16]。
天津战役期间，天津市民常说，解放军炮弹有眼睛，只打国民党，不打老百姓[17]。陈长捷被俘后哀叹：“共产党调查研究工作的细致达到神化莫测的地步。”[18]
刘亚楼回忆说：“华北党组织特别是天津地下党的同志，供给了详尽的天津敌情资料，连每一座碉堡的位置、形状、守备兵力都有具体交代。这就使我军迅速掌握了情况，因而下决心，订作战计划、部署兵力，都有了确实可靠的基础。”[19]
注释：
[1][2][3][5][6][8][9][14][19]中共天津市党委史料征集委员会：《天津解放纪实》，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203、204页，第263页，第248页，第273页，第263页，第298页，第302页，第305页，第38页。
[4][7][12]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天津历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版，第390页，第400页，第399页。
[10][11][15][17]张颖主编《刀锋上的行走》，天津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28页，第27页，第36页，第25页。
[1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页。
[16]开诚：《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年版，第297页。
[18]游国立：《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118页。
【作者：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专家 来源：《炎黄春秋杂志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