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9月30日，76岁的唐绍仪被军统特务暗杀后紧急送往上海广慈医院抢救，但终因伤重不治而亡。

消息传来，舆论一片哗然。唐绍仪与日方曾有暧昧不明的态度这不假，但在缺乏足够证据的情况下便匆匆以雷霆暗杀手段处决这样一位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于公于私总归是有欠妥当的。

更何况，唐绍仪是民国的首任内阁总理，与刚刚结束任期的美国第31任总统胡佛有着生死之交，无论从哪一方面讲，似乎都不应该以这样的结局来收场。

但老蒋“宁肯错杀一千，也绝不放过一个”的风格历来被社会公众所知悉，加之在抗战相持阶段以汪精卫为首的“投降派”频频对日示好，唐绍仪这位汪伪同乡的一言一行自然让他保持一种高度警惕。

自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以来，日本方面始终未曾停止对在华利益维护人的“傀儡”挑选工作。在先后经历了曹锟、吴佩孚等人的联络碰壁后，以特务培养工作著称的日本陆军中将土肥原贤二着手开始了对唐绍仪的拉拢行动。

1938年3月，土肥原贤二牵头成立了负责筹建在华伪政权的组织机构“对华特别委员会”并在上海成立办事机关，首要工作就是将上海沦陷后依旧“置身险境”的唐绍仪拉拢出山，负责上海的舆论安抚和协同治理工作。

无法证实当时的唐绍仪是怎样回应对方的这一要求，但当他与土肥原会面的消息传至老蒋耳中之时，令对方倍感压力和威胁。

但老蒋并未因此笃定对唐绍仪的杀心，他先是派员游说唐绍仪离开日占区上海，可以选择他最热衷的驻外使节岗位去施展光辉。即使得到对方回绝后，他仍是建议唐绍仪留在上海的租界地域，勿要轻易离开，至于所需生活开支，均由国民政府承担。

与此同时，来自广州抗敌后援会的公开信和旅费两万元如约而至，信中以“善保晚节”为名，提醒唐绍仪尽快南归；上海市民、各界名流也纷纷联名致信唐绍仪希求他与国民同荣辱、共进退。

这样大是大非的历史转折关口，容不得任何有良知的中国人丝毫犹豫动摇。换句话说，逆水行动，不进则退。

但唐绍仪的置之不理和左右逢源态度显然偏离了社会舆论的主流方向。

好比今天的我们面对领导提出的表态发言指示，一边是欲言又止的模棱两可态度，一边是底气不足的支支吾吾，最终结果不是调离岗位就是彻底被炒鱿鱼。问题关键不在于你做错了什么，而是这种发言状态本身就是一种对坚决表态的蔑视和亵渎。

唐绍仪亦是如此，该坚决的时候表示沉默，该表态的时候模棱两可，这就不得不为自己的残酷结局而买单了。

当年9月30日，老蒋指示军统的戴笠以雷霆手段处决唐绍仪。随后，有着军统“四大金刚”之称的赵理君成了暗杀行动的具体执行人。

领命后的赵理君一度为采取何种方式除掉唐绍仪而犯了难，一来唐家大门紧闭，整日门可罗雀，内部又有众多保镖护卫人员，即便进得去大门，也难以安然离场；二来唐绍仪寓所位于租界区域，周围24小时有各国巡警不停歇巡逻，一旦里面有所风吹草动，巡捕们很快便会闻风赶来。

不过，既然能名列“四大金刚”，赵理君也确有过人之处。在他的多方打探下，侦知了晚年的唐绍仪对古董爱不释手这一习惯喜好。随后，以进献宋代瓷瓶的名义，赵理君与助手二人顺利将汽车开进了唐宅内。

此后的过程如行云流水般进行。赵理君进门后先是趁下人不备将茶几上的几盒火柴揣进口袋，而后借唐绍仪打发管家外出购买火柴间隙，一边将唐绍仪目光紧紧吸引在花瓶上，一边暗示助手以藏于身上的刃斧终结了这位老人的生命。

事成之后，二人不慌不忙的抱起花瓶向外阔步走去，边走边发出“唐老莫送”、“请留步”之类的寒暄话语，最终安然身退。

一件震惊全国的暗杀事件，似乎除了“证据不足”引起人们的些许微词外，并没有让老蒋感到太大压力。唐绍仪之死不足惜，而赵理君之功亦不足居。

但赵理君没有料到的是，5年以后他会为自己的冲动行为而付出生命的代价。

这样一来，原本水火不容的中统势必要借此狠狠的打压赵理君上司“戴老板”，而赵理君本人则毋庸置疑的充当了两大阵营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虽是如此，但出于对自己倚重之人的袒护和不舍，戴笠也只是象征性的以“关禁闭”方式暂时渡过紧张压抑的舆论风口，并积极争取将其释放的机会。

恰在此时，赵理君一封带有“求助”意味的信函被递到了老蒋手中。除了陈述事实为自己辩驳外，他历数了此前参与暗杀杨杏佛、监视宋庆龄和处决唐绍仪的“辉煌”过往。殊不知，这正是老蒋下定最终决心除之而后快的关键。

对老蒋这般心胸狭隘、睚眦必报的人而言，自己的“黑历史”是无论如何不可能承认的，哪怕醉死也不能认二两酒钱，而赵理君将这些陈年往事一一扒出，虽出于自保目的，但无疑是对他自诩“正统领袖”的最大威胁，即便这是封私人信件，也无法让他心平气和的等闲视之。

最终，受韦孝儒案影响的“主犯”赵理君只有面对一个残酷现实的结局：弃子。

5年前当他顺利完成刺杀唐绍仪的任务之时，未知是否想到自己最终也会面临一种兔死狐悲般的命运，一生干尽苟且事，最终难逃弃子运。

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大概就是唐绍仪与赵理君的殊途同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