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前的真实中国民生之“住”!

历史园园丁说史 2024-09-12 09:34:37

文章引自网络

泾县农村的住房情况一般较为宽裕。尤其茂林、黄田、溪头、陈村、厚岸、包合等地,历史上文风兴甚,经济发达,读书识字乃至经商做官人较多,盖起大片大片的厅堂楼舍。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地主富农资本家被打倒,田地被瓜分,房屋也被瓜分,贫苦农民都分到住房,居住较为宽敞。黄田村空房很多,谁来住都可以,根本不用租金。住长了,也就变成他的房了。

“洋船屋”这组大宅院,占地4200平米,建筑面积3700平米,“土改”时除留给原房子主人四间房、一间堂屋和一间灶屋以外,其余分给了七、八户农民。就是说每户大约分得近500平米空间,其中建筑面积就达400多平米。足足抵得上如今一幢别墅,有过之而无不及。城镇居民的住房就紧张多了。机关干部一律由单位或系统安排住房。单身汉数人一间是很正常的事情。1961年我在城关小学当教师,住的是四人一间的民房和两人一间的披厦。次年到文教局,与人同住一间。1962年到潘村中学,住在大门口厢房内,约6平米。房内只容得下一张床、两张课桌和一条方凳。1963年到文化馆,三人同住一间大约十多平米的房间。以屏风隔成内外两个空间,王静山住里间(他先来),我与潘德平住外间;二人各一张单人床,床下面各一只破箱子。1967年结婚的时候,文化馆给我半间房,好在是独立空间,约八、九平米。除一张双人床以外,岳母给了我们一张六仙桌和两张椅子。自己又买了个煤油炉,似乎有点象个样子了。后来,文化馆建了一路平房,每人一间(有房者不安排),约十五、六平米。那时候我的孩子已经出生。“文革”中一度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终于在文化局领导的关照下,批给我二千五百元(后来突破了一点),在大会堂一块空闲地上盖了两间极其简陋的平房和半间厨房。待买得起房,真正改善居住条件,则已是改革开放之后--已经不是本文记述的范围了。

已婚的人可以分得一间房。如果有家属(配偶、父母、子女)随住,房间会大一点,尚可腾出小块地方作厨房。都没有“卫生间”,一律上公共厕所(那时候没有“卫生间”“洗手间”这样的词汇,直呼“厕所”“茅房”)。我常去县委会葛兆铣、吴宗庆等人家。他们住的是老式民居,四周皆木板,缝隙多大。户与户之间一点都不隔音,睡梦中翻个身隔壁人家都能听得真切。城关小学也多为这种民居。我的同学H某在那里当教师时,与一位女教师合住一间--中间以木板隔断,分别走两个门进出,相安无事。房顶上只搭了一方竹帘,实际上是通的,用他的话说:一根针落在地上都听得见。那女教师有个相好,情投意合,一度间如胶似漆,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一天夜里,相好的进了她的房,H某睡在这边床上一动不敢动,大气都不敢出,用被子将脑袋捂得严严实实……

街道居民的住房有两种情况:

一是祖上有房,而房子又不多,仅够一家人居住。故此居住状况必不太好,旧民房,狭窄,潮湿,阴暗,一家人十个八个挤在一起。这种私有房产是不允许多的,一旦多了,权力者就要把你的房子无偿劫走--谓之“没收”。“土改”时这样做了,“土改”以后在城市里还搞过所谓“私改”--私营工商业改造,“没收”多余房产。

我的朋友曹远芳,他父亲五十年代在南街开书店,有一些房子,后来“私改”时就把他家房子“没收”了。

二是无房户,租住“房管所”公房。也是民居,也是阴暗潮湿,也是狭窄闭塞;又陡又仄的楼梯;有的仅一斗天窗,采一线光亮而已。一家三代蜗居在一个十几平米的房间,吃喝拉撒无所不包。老老小小全部上里弄巷道内的公共厕所。各家各户自备一马桶,或一痰盂,平日装屎盛尿,满了则拎去厕所倒掉。因此每日清晨必为公厕最热闹的时候,男女老少你攒我挤。趿着鞋子者,拎着裤子者;吭哧吭哧痰咳不爽而气喘吁吁者,唏溜唏溜抽劣质香烟而言语不清者;扶老携幼,大呼小叫……为市井一观。

各家各户多无单独厨房,而是一大间里集中了若干炉灶,较为均匀地遍布各个角落;与之配套的常有水缸,碗橱,柴禾,及锅碗盆勺。早先烧柴禾,尔后烧煤球,使用煤气则已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

三户五户,乃至十户八户人家挤在一个空间煮饭烧菜,叮叮当当,磕磕碰碰,既嘈杂又热闹。你家吃什么好的,我家吃什么孬的,一览无遗。如果大家相处通达和谐,也可以互相帮助互通有无。烧了好吃的,大家分点尝尝,通融人情,增进友谊。今天借你一升米,改日必堆满一升还你;细声细语,一团和气。如果“阶级斗争”之弦绷紧了,那是不敢多言多语的,不声不响把饭菜烧好,赶紧端进自家房间。

没有自来水。各家备一担水桶,到西门口大河挑水。也有人以挑水送水为职业,十分辛苦。

夏天,泾县奇热。每年总有那末一段日子,夜里热得不能睡。于是将凉床竹椅搬到外面乃至街边路旁,似坐似靠似睡。折腾半夜待微微合眼,东方即发白了。那时候没有空调,用得起电风扇的人家都是少数。

冬天奇冷,常常冷到零下七、八度。于是深秋时节即去附近农村弄些稻草,反复晒干,梳理干净,厚厚地铺于床上,再铺上垫絮、床单。老伴说她上大学之前从未睡过垫絮和床单,只铺稻草,稻草上铺张草席,上面盖床棉被。草席一旦破损常划伤皮肤。我说“那不冷?”--“开始是冷,睡睡也就不觉得冷了。”

老伴家住四川,少数民族地区,看来比我们泾县还要穷苦。冬天洗澡是一难题。全城仅一南门澡堂,又老又旧又小,远不能满足百姓需求。“饮服公司”下大力气,终于新办一堂浴室,在荷花塘畔。仍然十分拥挤。尤其大年三十前几天,澡客盈门,排队等候,洗上一个澡得花几个小时。女同胞更难,根本无处洗;多半是在家支起“澡帐”,大盆沐浴--房间里生一盆炭火。有一次不慎一氧化碳中毒,幸亏救治及时,才没有造成恶果。

我的同学Z某,在一次聚会时谈及她侄子无房结婚,想买“经济适用房”又找不到人,结论是“还是六七十年代好”。我不服,与之争辩。六七十年代,她也是弱者。她家成分虽然不坏,但母亲是“一贯道”,“反动道会门”,属于“坏分子”,“地富反坏右”名列老四。她前半生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自不必说,就是衣食住行也颇为艰难。改革开放以后,她有了自己的“房改房”,三室一厅一厨一卫,一个人住绰绰有余。儿子当教师,有两套住房。六七十年代,她能有这般日子?为人要实事求是,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

其实,Z某不是邪恶,不是无知,而是大脑意外“短路”;造成所储存的资料缺失,“程序紊乱”。晓之以理,拒绝遗忘,是可以恢复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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