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有一群特殊的人，他们被称之为“包衣”。包衣顾名思义就是皇家的奴才，但这并不说明包衣的地位就有多低下，相反，包衣在当时的社会还具有一定的优越性。

在了解包衣之前，我们必须先了解满清文化。在满洲，“奴才”这两字，源于满清特有的八旗制度，这是一种在八旗组织内部的奴隶人身领属制度，它确立了满族的主仆关系，维护了其贵族阶级的绝对权威。

包衣是满文booi 的音译，boo 是满语“家”的意思，i是虚词“的”的意思，合起来即为“家的”的意思。

包衣本身是一个形容词，但在满洲与清朝的文献中，包衣代表的是一个身份。

在满族的社会中，包衣除了可视作家人的一部分阿哈(aha)，包衣阿哈中男的叫作“包衣捏儿麻”(booi niyalm a)，女的叫作“包衣赫赫”(booi hehe)。

在清朝入关前，满文的档案中有写作包衣(booi)、包衣人(booi niyalma) 与包衣阿哈(booi aha)几种，而在八旗制度与清代的皇室机构内务府里也分别可见到包衣牛录(booi niru)、包衣按班(booi amban)等字样。

由此可推知，满洲人在使用包衣这个名词时，有分笼统性的使用与专指性使用两个层面。而在实际意义上，一方面，包衣是满族氏族社会里的家奴，另一方面，包衣是清朝统治阶层里的臣子。

关于包衣的来源，在入关之前主要分为几种，有的是战争俘获，有的是罪犯子孙，有的是分拨，有的是占取，入关之后又有投充。

包衣的身份也不仅仅局限于汉人，满人也有包衣。

凡编入包衣的，子孙世世永在包衣，惟遇立功绩，或罪案昭雪，或其他原因，才可以“发出包衣”。

包衣的组织最初也很简单，包衣之上只统以包衣大。后来改同八旗一样，最下层的称为“包衣下人”，其上有“包衣大”，“包衣大”之上又有“包衣佐领”，“包衣参领”。

“包衣佐领”原名“包衣牛录”，是八旗制度创立后隶属于旗主的一个组织单位，他的组织，人数，与旗分佐领即普通牛录相等。

入关以后，满洲八旗因统属不同，地位不同，分为二等：天子亲领的镶黄、正黄、正白为上三旗，其余正红、镶白、镶红、正蓝、镶蓝为下五旗。

各旗属下的包衣也分为两个系统：上三旗的包衣称为“内务府属”，负责管理京城的事务；下五旗的包衣称为“王公府属”，驻扎全国各地，协助管理地方事务。

内务府包衣的女子享有其他下五旗和汉人没有的一项福利，就是选秀女。

在清朝选秀女分两种：一种是又户部主持的选秀女，选的是八旗的秀女，三年一次，选的是皇后妃嫔；而另一种是内务府主持的选秀女，一年一次，选的即是宫女。

包衣的职务是管家务，供差役，以及随侍，所以内务府的职守也不外于此。然而在中国历代皇室，这些事原是属于宦官执掌的，所以包衣制在实际上是同宦官制度有类似的地方的。

天聪三年九月初一日，《东华录》有“皇帝包衣下”之语，顺治八年七月初一日，世祖谕有“朕之包衣牛录下”之语，全是指内务府属而言。

清朝的包衣虽是皇家奴才，但在实际情况中，因为容易接近皇帝，且皇帝也认为是“自家人”，往往都会受到很大的恩典，一些重要的职位非包衣奴才不能胜任，所以名为包衣，却也有着独特的身份地位。

后来清朝政权稳定后，还出台了政策限制了主人的权力，他们只能奖罚自家包衣，但无权杀害、买卖、交换、赠送。

包衣还可以由主人推荐做官。

满人本来数量并不多，诺大的国家总是需要人来管理的，一直跟随的奴才，肯定比普通汉人可靠，因此许多的包衣就开始进入仕途。

在清朝确立统治政权后，许多汉人祭天发誓脱离汉族加入满族而成为了旗人，这样也就成了掌管各旗满清王公、贝勒的包衣奴才，其所生的女子优先供主子选取为妾，要是命好一点的话掌旗的亲王即位成了皇帝，那可就是属于皇上的奴才了。

要知道包衣奴才是从一开始就能够为这些主子们办事的，大到杀人放火、小到为主子洗脚更衣，毕竟一直在身边伺候自己的才是最值得信任的，皇帝也不例外。

像《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家庭富贵之极，却是一个奴才世家，祖上在满清入关时就加入了旗籍，隶属于满清正白旗，还有雍正时期的大将年羹尧，这都是通过包衣奴才的身份而获取皇帝对他们的信任。

在清朝出身包衣，不管之后官职多高，始终都是奴才，都要对主子尽责任。当然也有一些立过大功的包衣及其后代会被皇帝加恩除去奴籍，抬入满洲八旗，这就是我们常听到的抬旗。抬旗还包括下五旗抬入上三旗。

哪怕是做到了封疆大吏、位极人臣在主子面前也只能自称奴才，不过这也不是谁相称就能称的，汉族大臣未加入旗籍的就不能自称奴才。

在乾隆皇帝时期有两个大臣，一个叫作天保、一个叫马人龙，共同上奏章，开头是这样写的“奴才天保、马人龙”，乾隆皇帝看完奏章大为生气，斥责马人龙是冒称的奴才，由此可见奴才的自称在皇帝面前是何等的殊荣。

现在看来包衣制度是清朝封建统治的糟粕，但在当时的包衣们觉得可以当皇帝的奴才是很光荣的一件事，说白了还是人的趋利性，因为从中能得到更多的好处。